发小阿云
作者：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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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小阿云
作者：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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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小阿云 人老了，当前的许多事情转瞬即忘，而小时候的人和物尽管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依旧能够十分清晰地回忆起来，常在一起摸爬滚打的几个发小，如阿云，阿二和阿发，当年的模样犹在眼前。 先说说阿云。 阿云，与我同岁，在九岁之前是我最要好的玩伴，因为我个子比他大，也成了他的“保镖”，有人欺负他时，他便会抬出我来： “你还不还……不还给我？我让阿良来要！”这个阿良就是我。 阿云是家里的独子，极受父母宠爱，相对而言，吃的穿的玩的都比我好得多，但他从不骄傲，也不吝啬，有好东西常与我分享。他天天一早就来家找我玩，可以说我们好得赛似亲兄弟一般。 然而，在饥馑遍及全国的那年，他曾当过国军的父亲被迫下放农村，刚上一年级的阿云也随父母离开上海，去了松江农村落户，住在一个已经坍塌了一半的老屋几十年，直至改革开放。小学时，我曾到松江的乡下去探视过阿云，那时，他已经完全是一个乡下孩子，他领着我去地里剜菜，到河里摸蚌，教我认识各种庄稼和野草，在黑夜里穿过竹林和坟地也不害怕，我佩服得很。 因为我是偷偷背着家人去松江的，所以盘缠不够，没有回上海的车钱。阿云二话没说就掏出一块钱给我。那时的一块钱，对我们这些家境窘迫的小学生而言，是一笔巨资，它可以买三十多个大饼或二十五根油条哪！而松江到上海的车费只需两角五分钱，我还可以多出七角五分呢，阿云一如既往地慷慨大方。 文革期间，我到乡下阿云家小住，此时的阿云已经是松江二中红卫兵的一个小头头，举止言谈透着“领袖”作风，问我在上海有没有人欺负，如果有的话，他可以派两卡车人去摆平。呵，文革真是锻炼人哪，一个乡下孩子居然也叱咤风云起来，口气如此之大。 在他家，发现了许多胶木唱片，都是些很好听的歌，如“草原之夜”、“敖包相会”“康定情歌”……估计是抄家得来的。由于属“封资修”的东西，这些唱片在当时都已严禁播放，多被红卫兵砸烂。阿云居然敢拿回家听！可能是当头头近水楼台的缘故。我挑了两张说借去听听，之后再也没有还他。 去东北插队落户前，我去松江将养的鸽子送阿云一对，那时的阿云已经没有了当头头的威风，成天和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在一起，既不务农也不读书，更不参加任何派别活动，成了所谓的“逍遥派”。估计还是受其父亲之累，他父亲这样跟共产党打过仗的人，文革怎么能躲得过去呢！ 七十年代初回上海探亲，阿云来了，一身的农村打扮，不修边幅。告知其父亲得了癌症，急需一种药，叫“人参再造丸”，我陪他走遍了附近的药房，都没有买到。看到阿云十分焦虑的样子，真是感动，因为阿云不是其父母亲生的，一个养子如此孝顺，很是难得。 至于“人参再造丸”对其患病的父亲能起什么作用，至今不得而知，鉴于当时人们的认识，许多都是道听途说的偏方而已，但是，还能怎样呢？ 此后，因为他和我的居住地都变动了，我们有近二十年中断联系，竟然怎么也找不到对方。 大约在千禧那年，阿云突然给我来了电话，那是他碰着我大弟问及我的情况后跟我联系的，得知他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尚健在，育有一子一女，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不久，他开着车子带着一大家人上门拜访，诚邀我们夫妇赴松江参加儿子的婚礼，我们开开心心聚了一次。 这时的阿云，已经是一家公司的老板，除了自己在城里置房买车，还给儿子和女儿各买一套房子，日子过的红红火火。我们先后参加了他儿子和女儿的婚礼，再后我忙他也忙，除了年节偶尔电话问候一声，并没有其他来往。一晃好几年过去，直到我女儿出嫁时，想通知他聚一聚，给他打了好多次电话，都是无人接听，打到公司，一听说找阿云，对方立即将电话撂了。我十分纳闷，怎么了？出事了？ 2012年我退休，决定要把事情弄个清楚，反正有时间了，实在不行就到松江跑一趟。 我先是将电话打到阿云的公司，说是要找梅梅，这个梅梅就是阿云的女儿，据知大专毕业后在父亲的公司任职。这回对方没有撂电话，客气地告诉我她已经离职，问及梅梅的电话，对方谨慎起来，再三问我是谁，我编派道是她的舅公，闻听是亲戚，对方才将梅梅的手机告诉我，我立即给梅梅去了电话。 梅梅告诉我，家里出了大事，具体什么大事她不肯说，只是给了我阿云的电话，说她爸爸会跟我讲的，撂下梅梅的电话，我立即拨通了阿云的电话。 阿云听见我声音很是吃惊，再三问我是怎样知道这个电话的，因为这个电话只有两三个人知道，连他儿子都不知道！ 我问他现在哪儿，出了什么事？那头阿云沉默许久，长长叹了口气说：他现在避难他乡，度日如年啊！ 阿云给我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这个故事使他几近家破人亡：母亲离世，他们夫妇避难西北边陲，儿子逃往江西，女儿隐姓埋名在上海打工，辛辛苦苦拼来的家产被人夺去，这一切，都是缘由儿子交友不慎，遇人不淑。 2000年以来，阿云的事业蒸蒸日上，一年有上百万的盈利，他购置土地，加盖厂房，添置机器，扩大了生产和经营规模。2005年过后，他让在外独自经营的儿子、女儿到自己的门下任职，是想让他们锻炼锻炼，等自己退休后好接班。 儿子女儿入职后，自是左膀右臂，阿云轻松不少，唯一的是他的法人身份未变，他要看准合适的时候才能交班。 女儿梅梅在公司任会计兼统计，无职却有权，帮着父亲打理着里里外外。儿子林林则任公司副总，每日驾着一辆奥迪A6进进出出，看似忙碌，其实不务正业，整日与一帮狐朋狗友吃喝玩乐，尽情享受着父亲的福荫，终于惹下大祸来。 一日，林林与几个朋友酒足饭饱之后，应一家咖啡馆老板相邀，去他店里喝咖啡并商议些事情。咖啡馆老板是安徽人，来松江打拼多年，也算称霸一方，与林林交往甚密。 几个人坐定，咖啡和茶各取所需，老板特意又上了丰盛的茶歇和水果，看来，老板今日格外殷勤，必有要事相求。 果然，老板说想做个大买卖，急需资金，欲将自己经营着的两处咖啡馆和一处酒楼出让，凑够一千五百万即可。这可是大优惠的价格，林林知道仅一个酒楼就值一千万，他心头痒痒的，可他知道，凭他现在一个有职无权的副总，根本调不动头寸，也就死了这个心，说： “我是真想帮你，朋友，你是知道的，我老爸捏着钱袋子不放，我爱莫能助啊！”“你们谁能帮一把？都是朋友！”林林对另外几个朋友说。 几个朋友都面面相觑，其实，他们哪里有这个实力，平时跟着林林混吃混喝，没有一个正经做生意的。 见状咖啡馆老板说：“林总，有你这句话俺就知足了，算了，我想别的辙，去借去贷，到时请兄弟你帮着担保一下可否？”林林仗着酒胆一口应允下来，几日后，背着父亲给咖啡馆老板作了担保，抵押的是父亲公司的全部财产！最要命的是借贷双方都不是什么正规的公司企业，也未按正规的手续办理公证，甚至连协议书都不是正规格式的。 半年后，几个黑社会的家伙，拿着协议书找到阿云，让他还钱，因为那个咖啡馆老板早已不知去向，阿林哪有钱啊，他们就找阿云来了。 直到此时，阿云才知道儿子闯下大祸了，这帮黑社会哪儿是真的借钱做买卖啊，就是设的一个局，把林林绕了进去。 林林担保的是高利贷，即一万元每月须支付利息一千元，当时担保的是一千万元，半年下来折算利息加本金要支付一千六百万元。这帮人凶神恶煞地关照，如果不拿钱，就把他儿子的胳膊卸了！ 为了保住儿子，阿云咬牙将自己在城里的住房以及儿子、女儿的住房全部卖了，全家搬到乡下的老屋去住。经人说合，先支付了五百四十万，其后又从公司当年的盈利中拿出六十万，算是还请了半年的利息。还有一千万的本金阿云根本就拿不出来，即使将公司盘出也拿不到这么一笔现金。后来，经公安局一个据说神通广大的朋友从中斡旋，最后对方答应，只要再拿四百万，所有债务一笔勾销。 于是，阿云将公司的一部分股权转让，换来四百万还清了高利贷，以为自此太平，没想到几个月后，对方竟然又派打手到公司对阿云说，还要再付四百万才能了结，否则非但要砍他儿子的胳膊，连她女儿的也要一起砍！ 事到如今，阿云已经走投无路，只好连夜举家逃亡：老两口前往新疆伊犁，投靠自己的表哥，儿子夫妇去了江西，因为曾在那儿闯荡过几年，尚有些朋友可以相帮，女儿女婿躲到上海一个角落隐姓埋名给人打工，老母亲则托人送进养老院，一家人各奔东西，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付诸东流。 前不久，在新疆的阿云来电话跟我说，能否在上海公安系统找熟人去镇镇松江的黑社会，让他们不要贪得无厌。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要了结此事，只有聘请律师走司法程序，请谁去说合都是没有用的，上次那个斡旋的能人根本就不应该信任，说不定他就是局中人。 阿云的故事到这儿就讲完了，但是，他的事情并没有完，他们一家至今还流落天南海北，无家可归，而老母亲在养老院已经凄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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