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阿云 作者:河水


 

发小阿云

人老了,当前的许多事情转瞬即忘,而小时候的人和物尽管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依旧能够十分清晰地回忆起来,常在一起摸爬滚打的几个发小,如阿云,阿二和阿发,当年的模样犹在眼前。

先说说阿云。

阿云,与我同岁,在九岁之前是我最要好的玩伴,因为我个子比他大,也成了他的“保镖”,有人欺负他时,他便会抬出我来:

“你还不还……不还给我?我让阿良来要!”这个阿良就是我。

阿云是家里的独子,极受父母宠爱,相对而言,吃的穿的玩的都比我好得多,但他从不骄傲,也不吝啬,有好东西常与我分享。他天天一早就来家找我玩,可以说我们好得赛似亲兄弟一般。

然而,在饥馑遍及全国的那年,他曾当过国军的父亲被迫下放农村,刚上一年级的阿云也随父母离开上海,去了松江农村落户,住在一个已经坍塌了一半的老屋几十年,直至改革开放。小学时,我曾到松江的乡下去探视过阿云,那时,他已经完全是一个乡下孩子,他领着我去地里剜菜,到河里摸蚌,教我认识各种庄稼和野草,在黑夜里穿过竹林和坟地也不害怕,我佩服得很。

因为我是偷偷背着家人去松江的,所以盘缠不够,没有回上海的车钱。阿云二话没说就掏出一块钱给我。那时的一块钱,对我们这些家境窘迫的小学生而言,是一笔巨资,它可以买三十多个大饼或二十五根油条哪!而松江到上海的车费只需两角五分钱,我还可以多出七角五分呢,阿云一如既往地慷慨大方。

文革期间,我到乡下阿云家小住,此时的阿云已经是松江二中红卫兵的一个小头头,举止言谈透着“领袖”作风,问我在上海有没有人欺负,如果有的话,他可以派两卡车人去摆平。呵,文革真是锻炼人哪,一个乡下孩子居然也叱咤风云起来,口气如此之大。

在他家,发现了许多胶木唱片,都是些很好听的歌,如“草原之夜”、“敖包相会”“康定情歌”……估计是抄家得来的。由于属“封资修”的东西,这些唱片在当时都已严禁播放,多被红卫兵砸烂。阿云居然敢拿回家听!可能是当头头近水楼台的缘故。我挑了两张说借去听听,之后再也没有还他。

去东北插队落户前,我去松江将养的鸽子送阿云一对,那时的阿云已经没有了当头头的威风,成天和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在一起,既不务农也不读书,更不参加任何派别活动,成了所谓的“逍遥派”。估计还是受其父亲之累,他父亲这样跟共产党打过仗的人,文革怎么能躲得过去呢!

七十年代初回上海探亲,阿云来了,一身的农村打扮,不修边幅。告知其父亲得了癌症,急需一种药,叫“人参再造丸”,我陪他走遍了附近的药房,都没有买到。看到阿云十分焦虑的样子,真是感动,因为阿云不是其父母亲生的,一个养子如此孝顺,很是难得。

至于“人参再造丸”对其患病的父亲能起什么作用,至今不得而知,鉴于当时人们的认识,许多都是道听途说的偏方而已,但是,还能怎样呢?

此后,因为他和我的居住地都变动了,我们有近二十年中断联系,竟然怎么也找不到对方。

大约在千禧那年,阿云突然给我来了电话,那是他碰着我大弟问及我的情况后跟我联系的,得知他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尚健在,育有一子一女,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不久,他开着车子带着一大家人上门拜访,诚邀我们夫妇赴松江参加儿子的婚礼,我们开开心心聚了一次。

这时的阿云,已经是一家公司的老板,除了自己在城里置房买车,还给儿子和女儿各买一套房子,日子过的红红火火。我们先后参加了他儿子和女儿的婚礼,再后我忙他也忙,除了年节偶尔电话问候一声,并没有其他来往。一晃好几年过去,直到我女儿出嫁时,想通知他聚一聚,给他打了好多次电话,都是无人接听,打到公司,一听说找阿云,对方立即将电话撂了。我十分纳闷,怎么了?出事了?

2012年我退休,决定要把事情弄个清楚,反正有时间了,实在不行就到松江跑一趟。

我先是将电话打到阿云的公司,说是要找梅梅,这个梅梅就是阿云的女儿,据知大专毕业后在父亲的公司任职。这回对方没有撂电话,客气地告诉我她已经离职,问及梅梅的电话,对方谨慎起来,再三问我是谁,我编派道是她的舅公,闻听是亲戚,对方才将梅梅的手机告诉我,我立即给梅梅去了电话。

梅梅告诉我,家里出了大事,具体什么大事她不肯说,只是给了我阿云的电话,说她爸爸会跟我讲的,撂下梅梅的电话,我立即拨通了阿云的电话。

阿云听见我声音很是吃惊,再三问我是怎样知道这个电话的,因为这个电话只有两三个人知道,连他儿子都不知道!

我问他现在哪儿,出了什么事?那头阿云沉默许久,长长叹了口气说:他现在避难他乡,度日如年啊!

阿云给我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这个故事使他几近家破人亡:母亲离世,他们夫妇避难西北边陲,儿子逃往江西,女儿隐姓埋名在上海打工,辛辛苦苦拼来的家产被人夺去,这一切,都是缘由儿子交友不慎,遇人不淑。

2000年以来,阿云的事业蒸蒸日上,一年有上百万的盈利,他购置土地,加盖厂房,添置机器,扩大了生产和经营规模。2005年过后,他让在外独自经营的儿子、女儿到自己的门下任职,是想让他们锻炼锻炼,等自己退休后好接班。

儿子女儿入职后,自是左膀右臂,阿云轻松不少,唯一的是他的法人身份未变,他要看准合适的时候才能交班。

女儿梅梅在公司任会计兼统计,无职却有权,帮着父亲打理着里里外外。儿子林林则任公司副总,每日驾着一辆奥迪A6进进出出,看似忙碌,其实不务正业,整日与一帮狐朋狗友吃喝玩乐,尽情享受着父亲的福荫,终于惹下大祸来。

一日,林林与几个朋友酒足饭饱之后,应一家咖啡馆老板相邀,去他店里喝咖啡并商议些事情。咖啡馆老板是安徽人,来松江打拼多年,也算称霸一方,与林林交往甚密。

几个人坐定,咖啡和茶各取所需,老板特意又上了丰盛的茶歇和水果,看来,老板今日格外殷勤,必有要事相求。

果然,老板说想做个大买卖,急需资金,欲将自己经营着的两处咖啡馆和一处酒楼出让,凑够一千五百万即可。这可是大优惠的价格,林林知道仅一个酒楼就值一千万,他心头痒痒的,可他知道,凭他现在一个有职无权的副总,根本调不动头寸,也就死了这个心,说:

“我是真想帮你,朋友,你是知道的,我老爸捏着钱袋子不放,我爱莫能助啊!”“你们谁能帮一把?都是朋友!”林林对另外几个朋友说。

几个朋友都面面相觑,其实,他们哪里有这个实力,平时跟着林林混吃混喝,没有一个正经做生意的。

见状咖啡馆老板说:“林总,有你这句话俺就知足了,算了,我想别的辙,去借去贷,到时请兄弟你帮着担保一下可否?”林林仗着酒胆一口应允下来,几日后,背着父亲给咖啡馆老板作了担保,抵押的是父亲公司的全部财产!最要命的是借贷双方都不是什么正规的公司企业,也未按正规的手续办理公证,甚至连协议书都不是正规格式的。

半年后,几个黑社会的家伙,拿着协议书找到阿云,让他还钱,因为那个咖啡馆老板早已不知去向,阿林哪有钱啊,他们就找阿云来了。

直到此时,阿云才知道儿子闯下大祸了,这帮黑社会哪儿是真的借钱做买卖啊,就是设的一个局,把林林绕了进去。

林林担保的是高利贷,即一万元每月须支付利息一千元,当时担保的是一千万元,半年下来折算利息加本金要支付一千六百万元。这帮人凶神恶煞地关照,如果不拿钱,就把他儿子的胳膊卸了!

为了保住儿子,阿云咬牙将自己在城里的住房以及儿子、女儿的住房全部卖了,全家搬到乡下的老屋去住。经人说合,先支付了五百四十万,其后又从公司当年的盈利中拿出六十万,算是还请了半年的利息。还有一千万的本金阿云根本就拿不出来,即使将公司盘出也拿不到这么一笔现金。后来,经公安局一个据说神通广大的朋友从中斡旋,最后对方答应,只要再拿四百万,所有债务一笔勾销。

于是,阿云将公司的一部分股权转让,换来四百万还清了高利贷,以为自此太平,没想到几个月后,对方竟然又派打手到公司对阿云说,还要再付四百万才能了结,否则非但要砍他儿子的胳膊,连她女儿的也要一起砍!

事到如今,阿云已经走投无路,只好连夜举家逃亡:老两口前往新疆伊犁,投靠自己的表哥,儿子夫妇去了江西,因为曾在那儿闯荡过几年,尚有些朋友可以相帮,女儿女婿躲到上海一个角落隐姓埋名给人打工,老母亲则托人送进养老院,一家人各奔东西,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付诸东流。

前不久,在新疆的阿云来电话跟我说,能否在上海公安系统找熟人去镇镇松江的黑社会,让他们不要贪得无厌。我说这是不可能的,要了结此事,只有聘请律师走司法程序,请谁去说合都是没有用的,上次那个斡旋的能人根本就不应该信任,说不定他就是局中人。

阿云的故事到这儿就讲完了,但是,他的事情并没有完,他们一家至今还流落天南海北,无家可归,而老母亲在养老院已经凄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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