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鼻子”轶事
作者：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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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鼻子”轶事
作者：震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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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鼻子”轶事 如今，微信群里都兴起网名，用昵称，可谓是千奇百怪，花样百出。想当年，在北大荒的连队里，彼此间也是常起绰号的。 杨月根，上海知青，六七届初中。中等个，皮肤偏暗，暗里又透着红。好喝酒，酒后脸更红，而突出在脸部之上的鼻子自然也很红。其实，他并非所谓的酒糟鼻子，但不知何时起，便被冠以“红鼻子”的绰号。年轻人，白天黑夜都生活在一起的伙伴，叫什么都无恶意，只是好玩。所以，他对此绰号也就接受了。 X记忆里，他的酒量不错，但再不错的酒量不加控制，都难免醉酒。不幸，他就属于不善控制而容易过量的人。 因为连年亏损，加之边界局势趋于稳定，为备战而组建的近二百人的准武装连队不断缩编，或三两人，或整班整排地调往新建连、水库、煤矿等其他单位。今日告别，明天饯行，少不了喝酒。他重感情，在这种场合当然要喝得更多。通常，他喝过了，并不胡闹，至多吐了一地后埋头睡觉去了。但有一次却例外。那已是七三、七四年前后了，连队的一名荒友将通过转插的方式调离兵团。于是，他又在送别宴上喝高了。与以往不同，这次，他是又喊又叫，且不听劝，明明站立不稳、有了醉意，却还喝个不停，甚至谁都不认，挥拳乱抡那些搀扶他的伙伴。没办法，有一个荒友跑来叫我。也别说，我和张小为（另一北京知青，六九届初中）赶去后，他竟安静了些，且断续地对我俩说：“咱——咱们都——都是从11连调——调到19连的，我——不打你们。”实在搞不清楚，他是真醉还是假醉。 我和小为把他连拖带架地安顿到我俩所在宿舍的炕上。原以为，他可以安睡一会儿了。哪知，他又精神起来。半倚着铺盖，突然从衣兜里摸出了几张连队食堂的饭票。抽出一张五分的，拍在炕席上，喃喃地说：“买——自行车”。又抽出一张一毛的，挥了挥，嗓门变大：“买——手表”。再抽出一张，扬在空中，张了张嘴，低语着：“回、回……车票”，一头倒在炕头，不再出声也不动弹了。 我和周边的伙伴先还看着直乐，但乐着乐着便黯然无语了。谁说，醉话不吐露的是心声呢？彼刻，大家内心深处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都已被触痛。 其实，那些年，除了喝酒、抽烟，知青们在出工之余还常打牌。多为20上下岁的年纪，即使每天的劳动强度很大，收工后累得要死，但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体力、精力都恢复得快。所以，只要歇下来，总要找点儿事干。而彼时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匮乏。连队还未通电，半导体收音机尚是奢侈品。可看的书，更是少之又少。不打牌，如何打发时光呢？ 要说，杨月根的脑子是蛮灵的，下象棋的水平在连队中堪称一流。无论是打桥牌、“争上游”，还是玩“拱猪”，他都善于记牌，所以常赢。不过，好胜心过强。一旦手中牌好，就想往大了打，带有点儿赌一把的意思，难免失算，因此输的次数也不少，而且输得很惨。 回想起来，挺有意思。当年玩牌，原是为了消闲。但仅分出输赢，让输家洗牌、发牌多劳动和“进贡”好牌（如玩“争上游”时，第一把的输家在玩第二把时，要将手中最大的一张牌进贡给赢家，而赢家还回的通常都是最小的牌）等方式还不够刺激，便有了加大惩罚力度的新招数。比如，在耳朵上夹晾衣服用的夹子，或是脸上贴上长长的纸条。一般说来，女同胞们注重仪表，宁愿忍痛夹耳朵（头发垂下来就盖住了。当然也会作弊，专挑较松的旧衣服夹子。毕竟，这些夹子多为她们提供），也不肯往脸上贴纸条。而男同胞们混不吝，有时还特意搞笑。杨月根也不例外，好几次都看到他面门上贴着长短不一的纸条，耳垂上坠着三两个夹子，龇牙咧嘴、忍痛鏖战，一副不胜不休的架势。谁见了都会乐不可支的。 因为争强好赌，于是就有了又一桩与我和小为相关的窘事。 1974年，我肺病初愈。连队领导出于关心，特许我每月可以去鸡号（在农场，养马的处所叫马号。以此类推，就有了牛号、猪号、鸡号之说）买三斤鸡蛋补养身体。想当年，连队食堂的饭菜多是清汤寡水，除了逢年过节或农忙的时候，是很难见到肉或鸡蛋的。所以，这三斤鸡蛋颇让人垂涎。 那天，是个周日吧！杨月根及几个荒友都到我和张小为的宿舍来闲坐。聊着聊着，就开始精神会餐了。然而，你说南翔的小笼包好吃，他说天津的“狗不理”有味，终究遥不可及，暗地里多咽下口水而已。于是话风突变。杨说，他能生吃鸡蛋。张说，我也能，而且不止吃一个。杨说，比比看。张说，比就比，看谁吃得多。问题是，他们到哪儿去弄鸡蛋呀！还不是瞄上了屋角的小纸盒里我的那三斤刚刚买回来的鸡蛋。其实，原本我也不好意思独吃的。何况，他们都比我小，要解馋，就随他们去吧。 这下可好，杨吃一个，张跟一个。待到各下去七八个后，张已有些招架不住了。不过，毕竟是小孩脾性，岂能服输。而杨呢？是他挑的头，更不肯罢休。何况，是当着不少荒友的面。结果，还是杨硬撑到了最后，在纸盒兜底之前比张多吃了三个，算是赌赢了。 如果，到此结束，也就罢了。偏偏，当晚，他俩都有了反应。尤其是杨，上吐下泄，出尽了洋相。结果是，惊动了卫生员，也招来领导对我的批评：一屋子人，就你岁数最大，怎么任他们胡来呢！ 批评得对，我无话可说。而此事的直接影响是，我的“特供”自此取消。 不过，话说回来，红鼻子虽然有时会整出些窘事，但干起他的本行来，却是让人翘大拇哥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刚到兵团时也在农工班。但不久，就被调入后勤班，随连队的苏木匠干木工活了。初时，跟着师傅开电锯、破板条、树房梁、盖房子，不显山不露水。但随着连队的发展建设，以及有些老知青也开始成家，他的过人之处就显现了出来。毕竟是从大城市来的，各式各样的家具见得多了。所以，经他制作的箱柜桌椅不仅款式新，且都透着精巧，与东北农村惯常习见的、较为粗笨的躺柜、板凳大相径庭。还有，他为我们连队小学校做的体育器材也十分到位：有单杠、双杠，还有可以调节高低的跨栏及跳高架子等，让小学生们上体育课时多了一些活动的方式。 其实，何止是小学生得益呢？它也丰富了知青们的工余生活。单说那立于半坡之上、教室之前的双杠吧，亦成了男知青们晚饭后或休息日的新宠。从正握、反握上杠，到支撑前摆、后摆，乃至分腿、转体、飞身下杠等，都做得有模有样。印象里，张忠民、张学元两人的动作最标准。赶上周末有女知青围观助兴时，杠上的小伙子格外来精神。摆幅大，转体飘，下杠后往往还要摆个pose，迎来一片哄笑与喝彩。 每逢这时，站在一旁的红鼻子也会跃跃欲试的。尽管，论其动作的姿势赶不上二张他们优美，但泛红的脸上却透着怡然自得的表情。因为他有自豪的底气——这双杠可是我亲手制作的，怎么样？够标准吧！ 70年代末，我们先后、分别回了北京、上海。一度忙于各自的就业、成家、培育第二代，荒疏了彼此间的联系。 还好，2009年夏，我去上海探亲，与本连队的上海知青聚会时，终于跟他重逢了。模样未大变，却面色更暗。忆及当年醉酒、打赌之事，彼此都笑了起来。席间，看他依旧豪饮，遂劝他少喝些，毕竟年龄见长，不复当年了。而且，高血压是他的老病，岂可不加注意！而他只笑称：已是减量了。 2010年，世博会期间我再去上海。本来，与几个荒友约好了在南京路的某车站集合后同去另一知青家的。不料，过了约定的时间独不见他来。电话打过去，居然还睡在家中的床榻上。电话里，只听到他含糊不清的道歉声：头天喝多了，还没醒透，就不来了。收起手机，与已到的荒友相视苦笑：什么岁数了，还这么没节制！ 岂料，这以后，我们就再无见面的机会。2014年2月5日，接上海荒友打来的长途，才知道他因脑溢血突发而去世了。一时，唏嘘不已。 这是又一个二月里传来的噩耗。我清楚地记得，此前的2009年，也是二月份，同样好喝酒的张小为因喉癌而去世。真心希望，尚未走远的小为能等一下红鼻子，也好有个伴。在那个世界里，你们还可以继续打赌生吃鸡蛋。风水轮流转，或许，这回是小为赢呢。当然，不要又吐又泄哟！ 2017-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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