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解读知青上山下乡的错误令人费解（外一篇）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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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解读知青上山下乡的错误令人费解（外一篇）
作者：余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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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解读知青上山下乡的错误令人费解 6月19日我在《上海知青网》的微信公众号里看到一篇《各方面专家对知青运动的认识和分析》文章。这篇长达1万2千字的文章对于如何看待知青上山下乡提出了看法，并且对于上山下乡的历史进行了解读。我又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原文是《智库层析知青上山下乡历史》。 作为智库，刊发了这样解读知青上山下乡的文章，令人不解。暂不说对于这段历史如何看待，就说在文中30个“第一”、“最”的故事讲述上存在着不少错误。有些错误简直令人啼笑皆非。我真的很怀疑这样的“智库”是真的还是假的?
(原文)中国最早的知青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知青这个词汇出现的历史几乎与20世纪一样漫长，但其作为今天概念中的形象，最早起源于延安的四十年代。现代史中一个不凡的人物毛泽东指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理论，并首先付诸实践，将从莫斯科留学回国的大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去，拜一个农民来老爷为师。成为中国第一个接受农民再教育的知识青年。 (批注)知青，这两个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这里时间被朝前推移了二三十年。作者无非是想说明毛泽东是多么英明伟大，早就指出了这条“光辉道路”，而且身体力行。但是你也不能这样不顾事实的瞎吹捧啊。如果用知识分子一词还说得过去，套用几十年以后出现的知青一词，想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你对于历史的无知。 2、最早的知青歌曲竟然用这首曲谱填写而成? (原文)中国最早的知青歌曲是知青们用《大海航行靠舵手》曲谱填词形成的。 (批注)是哪一首歌曲用这首《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谱填词形成的，作者没有任何讲述。知青在什么时间，填写了哪些词，反映了什么，为什么要选用这首曲谱等等，都不得而知。 作为一份智库的报告，怎么话说到一半就戈然而止了，这样的智库报告究竟想告诉人们什么?
(原文)早在1961年，北京有55名学生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国营农场落户，当地人称为“北京55”。 (批注)我摘录刘晓航教授撰写的《我们要回家》一书里的记载：“北京五十五”是以李镇江为代表的北京中学生，共计55人，平均年龄不到17岁。“北京五十五”最早的发起者是东城区25中、65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以高中生为主，不少人的父母亲都是高级干部，他们中一些人都在东城区红代会担任了一定的职务。1967年11月下旬的一天，在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工贸口的代表时，由林力口述，张进辉补充，张春荣执笔，在黄军包里找到的一张从练习本上扯下的纸，写下了决定他们命运的报告《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 在总理离开座位走出了会议厅时，他们立刻迎上去面对总理那疲惫而亲切的面孔，紧张的心情不能放松下来。林力向总理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学红卫兵，我们希望到南方去支边，开垦我国第二个橡胶基地……”总理看着他们，亲切地问：“你们没有复课闹革命吗?” “总理，我们都是毕业生，要不是搞文化大革命，我们都已经毕业了。” “那好，你们的报告我再详细看看。”总理把他们的报告揣进上衣口袋走了。 第二天上午，东城区红代会的电话机响了，一直守在电话机边等消息的王树理、苏北海、何龙江争抢着拿起话筒。电话是北京市革委会打来的，让他们到市革委会接待办公室去一趟。 一个中年女同志微笑着接待了他们，然后拿出一大张纸——正是他们昨日在人民大会堂呈送给总理的报告。报告上方是总理的笔迹:“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他们的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周恩来.”旁边还有李富春副总理的批示：“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 按照李富春副总理的指示，北京市革委会立即与云南省联系，云南省很快来了人，带来意见。第一，欢迎北京青年去云南参加边疆建设;第二，为了安全。不宜去红河州的河口，建议去西双版纳;第三，人员最好不要多，50人左右为宜。消息已经传开，要去的人越来越多。李镇江、伍穗平等人5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从志愿报告者中进行挑选，最后选定了55人，他们大多是东城区几所中学的66届、67届高中毕业生。根据云南省革委会农林小组为他们安排的行程，“北京五十五”于1968年2月8日启程，在2月21日到达位于景洪县大勐龙的东风农场。 这段历史怎么会提前到了1961年?
(原文)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表最高指示，向知识青年发出了号召。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在知识青年自发奔赴农村的形势下，颇会研究群众心态并能加以掌握的毛泽东主席终于在1968年12月22日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毛主席一声号令，势如破竹，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全国几乎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响起来了，几乎作有的大中学生都受到了鼓舞。城乡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许多中学生热泪盈眶，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一时间京津沪渝及各大中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内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送行的亲朋好友。锣鼓喧天，口号不断，慷慨激昂，气势如海闹潮。绝没有后来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悲悲切切，惨不忍睹的场面。 (批注)这里有两个错误。其一，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是1968年12月。那时绝非是文革“后期”。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其二，知青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没有“后来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悲悲切切，惨不忍睹的场面。”所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都知道，这种“悲悲切切，惨不忍睹的场面。”到处存在。 吴道平先生的那篇《我们没有自愿——“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祭》(南方报网)里有一段精彩的讲述：“今天，有人或许会说，当时你们不也曾经向党表忠心，要到农村去战天斗地、改造自己吗?不也曾经发誓要把壮丽的青春献给祖国的农村，立志做革命大业的接班人吗?是，当初是有一些人这么做了。那是由于他们太年轻，对现状缺乏了解，对统治者无条件的信任，确实想过到农村去干一番事业。记得北京还有人到天安门去宣誓，决心去延安插队，走老革命的路，等等。但是，我相信怀有那种浪漫豪情的人只是少数，而且他们是在真实信息被封锁的情况下做出的错误判断，是受到了愚弄。” 除此之外，我们都经历了当火车汽笛一声长鸣后站台上那突如其来的一片哭声。父母送子女，兄弟送姐妹，同学送朋友，离别的那一刻对于所有上山下乡的人都不会忘记。即使你是自愿的，在那一刻都不会是“口号不断，慷慨激昂”的。人之常情啊，除非你是没有一点人性的爬行动物!
(原文)《蹉跎岁月》是第一部描写京津沪大城市知青在北大荒囤垦戍边生活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歌也在全国引起轰动，在有知青经历的一代人中引起沧桑的回忆。 (批注)知青作家写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描写了一群上海知青于70年代到贵州偏远山区插队落户的故事，以柯碧舟和杜见春的命运遭际为主线，以柯碧舟与杜见春、邵玉蓉之间的感情纠葛为基本情节，记录了一代知识青年所度过的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蹉跎岁月”，展示了他们所走过的那条虽曲折坎坷、但奋进向前的道路。 在这里被曲解为是写北大荒知青的，真的无法理解如此低级的错误!
(原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村人口大返城，惊动了中央政府。 1977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农村人口大返城，是由云南省农垦系统的四川与北京藉的知青掀起的。他们打着“还我青春”的大旗由西双版纳市至昆明，又从昆明闹到北京，终于惊动了中央政府。中央根据当时“拨乱反正”的政策，各地知青们被允许回到故乡城市。 (批注)这里讲的是云南知青大返城的事件。这段文字里错误百出! 第一，时间错误。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发生在1978年秋天。上海知青丁惠民写了一封给邓小平的公开信，由此引发了5万知青的罢工和北上请愿。作者说是1977年，不知出处何在? 第二，口号错误。云南知青当时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要回家!口号目标明确，团结凝聚了5万知青齐心协力实现了回城的愿望。 第三，发起人错误。当时留在云南各个农场人数较多的是上海、重庆、成都知青。北京和昆明的知青只是极少数还留在农场。发起这场大返城风潮的主要是上海和重庆、成都的知青。 这段历史在刘晓航教授撰写的《我们要回家》一书里有着详细的记载。作为智库的作者们难道连这样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
(原文)中国知青回城后在国家和军队领导岗位上的最高职务者。知青进入各级领导岗位的不在少数，大多以处一级为多。曾轰动一时的“北大荒知青回顾展”上有人做过调查，北大荒知青中担任职务最高的“荒友”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局长，现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等。目前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刘源，现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任副政委，军衔为中将。 (批注)这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了。怎么会看不到目前中国最高领导人(常委)中有知青经历的那几位?
(原文)知识青年回城风。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批注)前面在云南知青大返城问题上是1977年还是1978年上存在明显的错误。这里又一次讲到了这个事件。一个明显的错误是对于1978年10月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解读，作者回避了一个事实。就在这次会议上做作出了一个决定，遭到了还在农场的云南知青的愤慨和反对。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农场知青集体上访、罢工、请愿”一节里是这样说的—— “早在1978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之前，个别农场已经出现之前罢工、请愿事件，但多数地区的农场知青还是稳定的。中共中央在批转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中指出：‘要鼓励和支持他们安心农场工作，为办好农场贡献自己的力量。’‘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这样做，原是想稳住200多万农场知青，减轻城市就业压力。不想文件下达后，事与愿违，更加引起了农场知青的不安。许多知青后悔当初不该来农场。他们说，到农村插队，还可以通过招工回城，而招工与农场知青无缘，现在连病退、困退的路子都堵死了，回城更无希望了。有人编成顺口溜说：‘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罢工、请愿之风在各地兴起。” 杜洪林的《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认为：“(知青工作会议)堵绝了相当一大批知青返城的路。……像这样的忽然‘解冻’忽然‘冻结’的情形已经反复过多次。……1978年底至1979年上半年，是知青们为返城而做出种种过激举动的最集中的时期。” 这是事实!
(原文)近些年来，在对知青历史的评价研究中，存在三种较为普遍的片面认识：一是以片断的经历来评判全部历史;二是以个人的感受来评说整个过程;三是以现在的认识来评论过去的历史。这些思想倾向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一些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且现在仍对知青问题表示关切的人之口。 历史的、辩证的评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才能还原客观真实的历史。任何以偏盖全的结论，或依据个人当今政治立场点评历史都是站不住脚的。大时代与个人命运紧密相关，信仰纠葛产生社会多元，这本不是坏事，但曲解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从片面或绝对的立场视角出发，这是某些知青历史讨论者的评判逻辑。孤立、静止的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令人堪忧。 (批注)智库的作者们讲了这番话，没错!问题是自己做的如何?谁在“曲解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从片面或绝对的立场视角出发，这是某些知青历史讨论者的评判逻辑。” 上述这些明显历史常识错误，难道不会带来片面、“孤立、静止的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令人堪忧。” 连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都搞不清楚，是不是有点愧对“智库”两个字? 智库提到的三种片面的看法，认为原因主要是：“这些思想倾向有很大一部分出自于一些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且现在仍对知青问题表示关切的人之口。” 那么，是不是说这些人该闭嘴了?只有没有上山下乡经历的人，并且对知青问题不关切的人讲述的历史和看法才会得出准确的结论呢?例如，智库! 我看到这篇文章的开始有一个引言—— “智库首席专家杨志刚引言：不久前，智库应邀出席《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与回忆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梁保全香港历史及人文研究中心、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法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香港知青协会等主办。国内外学者五十余人出席会议，会议就中国知青运动的原因和历程等问题展开研讨。” 专家啊，学者啊，权威啊!是不是能够得出令知青们信服的结论呢?未必! 例如：“与会专家认为，在有些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字所展示的知青生活画卷中，充斥着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浑沌，悲怆与血泪，禁欲与纵欲，其间，充溢着浓重的悲观主义意味。无论撰文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那些关于知青生活消极阴暗面描写、论述和渲染，已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亦影响着知青以及他们的后来人对我们社会、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那么，这些“冲动与愚昧，野蛮与浑沌，悲怆与血泪，禁欲与纵欲”在长达十多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里是不是存在?如果说存在，为什么不许说呢?即使是个别的现象，它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叙述了这些就会“被个别用心良苦的人作为社会主义‘黑暗’、党及其领袖‘没干好事’的例证，同时亦影响着知青以及他们的后来人对我们社会、我们党和政府的正确认识和评价。”? 这种戴大帽子的说法令人憎恶! 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确实存在着不同看法。究竟如何看，关键是要尊重历史的事实!假如连起码的事实都不顾，不讲真话，最终留给后人的是一段被曲解的历史。在貌似公正的面孔下，以一顶顶大帽子来阻止亲历者讲真话，最终一定是适得其反。 在仔细研读了智库的这篇报告以后，我发现作者在编写这样的报告过程中是很不严肃的。例如，在讲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知青大返城被镇压”的时候，怎么会用“第一人称”的讲述。“我的朋友大头也受了处分，当然他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他常常对我述说那段激动人心的逃亡日子。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场失败的知青大逃亡只不过是一次历史预演，真正有声有色的回城大戏当在几年后隆重开幕。” 这样的问题在讲述李庆霖这个人物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在怀疑，这是一份严肃的智库报告吗?难道是东拼西凑起来糊弄我们的报告?这样的智库会不会是鱼龙混杂之类的东西呢? 2015-06-28
一份沉甸甸的思考 ——读《阿姆斯特丹兄弟对谈》 读《知青·上海》杂志今年第三期论坛栏目里刊登的冯桐的一篇文章《阿姆斯特丹兄弟对谈》。 编辑在卷首语《天凉好秋》一文里是这样介绍的：这篇文章写成于十年前，曾经都是知青冯桐、冯棠兄弟这样的思考角度，在回顾知青史的文章中并不多见。特别是冯棠的那句话：“我们和我们的上一代人一起用我们的苦难挡住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革命潮流”，在一定层面上来说简直就是经典。正是这些拒绝遗忘的人们，用沉默冷峻独立的姿态与这个健忘的喧哗的虚幻甚至荒诞的世界静静地对峙着。让我们记住这炯炯的目光和沉默的对峙。 顺着编辑的思路，我打开了这篇文章——
兄弟俩在十年前，因为弟弟结束在法国普罗旺斯大学的访问后回中国去。在阿姆斯特丹换乘飞机短暂的数小时里有了这番交谈。 弟弟冯棠作为专门从事法国历史文化教学的学者，选中了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为何？因为那里曾经是历史上十字军东征的出发地，由此引出了兄弟俩关于少年十字军的话题。又因为都是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所以在机场转机时候简短的谈话里，引出了这些思考的话语。 他们共同认为：有关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研究，是一个中国问题，也需要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 这个角度的思考令我有些豁然开朗之感！ 怎样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历史上定位？在众多的争论中恰恰是很少用研究历史的方法去研究历史问题。 冯棠认为：发生在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世界历史上的少年十字军有五点相似：第一，都是在专制制度下由全能组织发动的；第二，发动对象是青少年；第三，为建立理想天国（宗教或意识形态）；第四，始乱终弃，草草收场；第五，结局悲惨。 把历史上的儿童十字军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几千万学生的上山下乡运动对照对比起来，使我们惊讶地发现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1212年在教皇和封建主的哄骗下，三万名儿童组成了一支十字军，历史称之为儿童十字军。他们从法国马赛启程渡海，准备完成大人们未竟的事业。最终，这些孩子不是在风暴中葬身大海，就是被船主给贩卖到埃及。在德国儿童也是受骗参军。大部份儿童因饥饿和疾病死在途中，其他则流浪乞讨。最不幸的几千个儿童被拐卖。 有关这段历史的记载不多，史学家们的解释也各有不同。但是作为曾经发生过的这些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在兄弟俩的阿姆斯特丹机场的对话里所讲到的五点分析，给了我们许多启示。例如，为什么对象都是青少年？为什么会有如此的盲从？为什么最终的结局都是以悲惨收场？从历史到今天，惊人的重现不得不让我们思考许多问题！只是简简单单地讲述发生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从制度层面和社会层面等诸多因素里去挖掘隐藏在深处的原因，或许在某种“气候”成熟之际，上千万人被愚弄后，还激情满怀地去“革命”、去“造反”。为何我们这代人在当时那么相信一句最高指示，那么迷信红彤彤的语录，那么崇拜救星和“太阳”呢？事实上，在今天的这代人中间还有极少数人依旧沉浸迷失之中呢？ 昔日十字军的悲剧已经成为历史的一个教训。在被封闭了的社会里，我们曾经年幼无知地重蹈覆辙了一番。所以冯氏兄弟俩的对话里引出的这个思考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对于曾经发生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思考会有更加理性和准确。
冯棠指出：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上一代人一起用我们经历的苦难把中国自辛亥以来的革命潮流挡住了，给中国社会和社会意识回到理性提供了一个百年未有之机会。这个贡献，是中国千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包括那些把年轻的生命留在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共同做出的，是一份集体贡献。 何谓辛亥以来的革命潮流？ 冯棠进一步指出：革命潮流是指从1910年开始的一个接着一个的革命，到文革达到了顶峰。还记得，文革号称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革命，“斗私批修”，还要既“反帝（反美）”，又“反修（反苏）”，还要反对各国反动派，很像慈禧太后庚子年向十一国“开战”。中国处于空前孤立，十分危险的境地。自辛亥革命开始，一次比一次革命的要求更高，规模更大，从1901年到1966年66年间除去八年抗日战争，58年间中国都在革命中。中国政治生活就像一个大石球在革命坡道上滚，越滚越快，不知要滚到什么时候，滚到哪里去。 看看当年我们曾经经历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同样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大石球终于在上山下乡运动被终止的那一刻停息下来了。那时的中国终于长长地喘了一口气，但是已经是满目疮痍了，“国民经历已经到了奔溃的边缘”了。大石球为什么会停息下来了？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兄弟俩认为：我们这代人把大石球滚动的坡道撤了。“这一点，恐怕连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动者也没想到”。 那么我们在大石球的坡道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呢？这恰恰是我们在研究上山下乡运动的时候忽视的，或者说是有些人刻意隐去的问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知青大返城是撤去坡道的终结之举。在此之前，“当年上山下乡知青已经不是那么驯服，很多人开始思考，开始反叛。作为整体，则是消极怠工。”正是有了这些撤去坡道的举动，才会使大石球无法在肆无忌惮的滚动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代人既是迷茫者，更是觉醒者。 把上山下乡运动放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考量，从1910年的辛亥革命以后的种种运动中去找寻根源，对于我们理清为什么会发生上山下乡运动，为何这代人曾经有“愚忠盲信”，为什么在这代人中间还会沉迷于昔日“激情岁月”等等问题，有很好的启示。 我们曾经在撤去大石球的坡道中起过作用。这个作用我们先前也许认识不够。那么，冯氏兄弟俩的这番对话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在这份沉甸甸的思考里，一定不会有那些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歌功颂德，一定不会有今日一些人在自导自演的“知青精神”的缺失。因为，在这样所谓的“知青精神”里，恰恰是没有撤去大石球的坡道的种种表述的。 感谢《知青·上海》的编辑们为我们奉献了这份精神大餐。多说一句，这样的好文章不是所有的知青旗号的刊物里能够看到的。因为充满了“官气”，一定是四平八稳的；充满了“流气”，一定是胡说八道的，充满了“左气”，一定是为苦难歌颂的。只有具有正气和接地气的，才会给人精神上的愉悦！ 所以，在今天国庆假期里，我要对《知青·上海》的所有编辑们敬个礼！ 2016-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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