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志笔记

2011年九月二十七日上班后读《历史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方志论坛上的三篇文章。鲁德政《关于新编地方志若干关系的思考》摘：处理简繁关系的主要经验：搜集资料宁多勿漏，宁繁勿简。志书编纂要坚持宁简勿繁，宁精勿多，宁深勿滥。求记述全面系统，不事无巨细一概收录。面对大量资料，善于忍痛割爱，精编实用价值大的资料，大刀阔斧删去不具备文献价值的资料。编纂专业志时坚持求深不求细，求特不求全。删繁时坚持详今明史，详特略共，详独略同，详此略彼。方志学家董一博指出，旧志篇目其弊有五：一是独立栏界，互无联系；二是机械静止，不见运动；三是局限体制，因果不彰；四是规律不明，鉴戒不显；五是卷帙浩繁，费时费力。同时又特别指出：新方志设概述后有五大好处：一是可以立体鸟瞰全志；二是可以打破园囿，石门内外比比皆通；三是关系明确，因果相望，揭示规律；四是扬长避短，开发优势，示人以康庄大道；五是审大势，说大略，主纂纵论天下；六是节时捷取，符合认识规律。结果说了六大好处。另一篇文章引用了胡乔木的话“一定要在自己新编辑的地方志中”“摆脱任何宣传色彩”，“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所谓‘政治化’的倾向。”读《北京地方志》（2010年第1期）赵庚奇《大事记编写的六个问题》。又读王晖（安徽省志办）《第二轮志书体例模式倾向思考》。记一段话：修志“要从志书体例事以类从规范出发，不能随心所欲搞所谓的创新，把一个同类事物拆得七零八落，破坏了以现有的社会分工设置专志的完整性。”九月二十八日

《北京地方志》（2010年第1期）有王之鸿文章《修志工作的定位问题》，有一句话很有同感：修志工作者不能热衷于进行“将破坏规范视为创新，把批判经典当作时尚”抬杠式的所谓理论探讨。

十一月八日上午,出席当代北京史研究会2011年学术前沿论坛，张妙弟副会长主持。论坛主题：北京社会建设与管理创新。主讲人四。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讲“人口规模控制的社会管理创新”，他的观点是：北京人口多，不是问题，而是成绩。北京1953、1957、1973、1982、1993、2003诸年多次控制未见成效，人口反而越来越多，北京的诸多问题不是人口多造成的，社会管理应创新思路。市社科院冯晓英教授讲“社会组织与民生”。首师大政法学院田国秀教授讲“当前社会心态问题的心理解读与政策建议”：经济生活的心理失衡1、生活水平普遍提高2、贫富差距明显加大3、有些地区富豪成群，有些地区民怨载道……4、被剥削感、挫败感、仇富心理、怨恨心理、攻击心理、破坏心理政治生活中的心理无助1、十届人大代表领导干部33.17%企业家13.8%教授科研人员11.35%农民工人分别2.22%、3.22 %  2、精英同构、上流受阻3、腐败丛生、制度性受挫4、痛恨与无奈、强烈的心理无助感文化生活心理空虚1、传统文化难以满足、西方文化水土不服、新文化尚未成型2、文化消费市场化、价位偏高3、文化沙漠（二三线城市）4、空虚、盲目、模糊、杂乱、缺乏主流价值体系支撑（精神家园）社会生活心理焦虑1、基本公共服务缺口很大、社会保障体系欠账太多2、住房难、就医难、上学难、养老难3、社会竞争激烈、求职就业艰难、职场压力重重4、担心未来、顾虑现在；上为老人担心，下为孩子着急心无处可放当前社会心态问题的心理实质存在焦虑植根于心灵深处对于不确定恐惧；人为的不确定性；责任意识、自律意识、道德意识信任缺失个人信息被出卖；技术手段犯罪；专家系统诈骗化解社会心态问题的政策建议利益分配让利于民；政治制度取信于民；工作实践服务于民；终极目标造福于民。首师大政法学院张静波教授讲“东京社会组织与社会建设的现状及对北京的启示”。会上发书11本：《北京的文化名片什刹海》上下册、《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北京》上下册，两种书各不到千页，定价各180元；当代北京史话丛书，计有广告、米袋子、音乐、连环画、民用能源、环境卫生、社会保障7册。参加会的地方志方面还有房山的刘文江。

十一月十五日下午开全体会，邓主任传达市主编、主任会精神，解读内部工作规范，关主编谈今后工作。据市志办网站介绍，“谭烈飞就会上提出的一些业务问题作了回应。关于述而不论，志书编纂除必要的点睛之笔外，应坚持述而不论原则。关于人物记述，应坚持生不立传、以事系人；人物事略或人物故事，难于把握，应从严掌握。关于资料长编，支持有条件的区县进行资料长编编纂，应以不影响志书的总体编纂进程为前提。关于志书编纂，应坚持‘初稿要快，成稿要磨，出书要慎重’的总体要求。关于届别问题，应当按时限来处理。关于新生事物的资料收集问题，应通过抽样调查、口述史采访、文献资料核查等多种途径进行。另外，他还强调，在二轮修志过程中要注意对一轮志书的修订补遗工作。”这个内容，没有传达。

十二月二十六日续读《方志学引论》。《方志通义》作者寿鹏飞认为“方志非趋时之具，迎合之媒，所言必取是非之真”。在方志内容的记述和取裁上“不贵应有之尽有，而贵应无之尽无，与其强所不知以求其备，不如付之阙如，以待来者。夫史有阙文，不失良史；免为凑合，反使全书失色”。“有宜详者，有宜略者。志山川宜详脉络源流，志地理宜详厄塞夷险，志政教宜详得失利弊，志民生宜详疾苦创夷，志风俗宜别邪正淳漓，志掌故宜别旧制善否，志财赋宜详民力负担，志食货宜详生计荣枯，志人物宜善不掩恶，勿详个人琐事……志名胜宜纯任自然，勿作诗文点缀……”。《中国方志学通论》作者傅振伦与章学诚一样主张文人不可修志，莫名其妙。章学诚批评当时志书中的标题“不得史法”，“不合史例”；去取无有伦次，有的标题过于笼统，有的“每好分析”，过于细碎，动分几十门类。致使地方志书的体例坏于标题。影响了志书的内容和质量。《方志学发微》作者王葆心认为“该修志不徒在善革，亦有时贵乎善因”。他认为洪亮吉“贵因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义归一是”的看法是“至论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

续读《方志学引论》。梁启超、鲁迅与地方志。梁首创“方志学”一词。新中国方志编纂情况与方志研究工作。

2012年一月十六日读《方志学引论》第八章第四节，讲经济志的编写。内容记述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生产力特别是生产技术的改进与发展、各行各业机器生产的产品、经营管理情况。第五节，农业志的编写。农业生产应包括农业区划、耕作制度、作物种类、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农业投资和分配。个别问题横排横写。经验、教训和规律性的东西，寓于记事之中，比较自然得体，也符合志书本身特点；而不是列一节和目，专门介绍经验教训与规律。深度与广度。写了本地几十种良种是可以的；但要写出最主要的几个品种是什么，甚至写出主要良种性能、特点，以示深度。

一月十八日

上班读《方志学引论》第九章第一节志书的序言、凡例与概述。说“不少序文为无意义的吹捧性文字，徒具序的形式，已失去序言的价值。正如章学诚所批评的那样，后来之人，不理解写书序的作用，把序言写成‘不过言斯篇之不可不做耳’”。

一月二十九日读《方志学引论》第九章第二节志书的图表、文体及技术要求。一、志书的图表。“不必设立专章。可根据志书内容，将图表分别置于各类中。”“插图要精选。图片内容要突出，不宜多、不宜滥”，“图片的图像要与志书内容有关，图片的说明文字要准确，方能收到‘图以明文’的作用。”“不要以过多的图表来代替文字的记述。”“图表仅为志书的重要辅助形式。”二、志书的文体。三、志书编写的技术要求。“志书一般不宜作注释。”第三节志书的修订、审查与出版。许多志书内容庞杂，以致数字过多，修订时应严格遵守字数规定。读1月7日新京报，看到这样一句话“不懂装懂就制定政策并加以执行所带来的结果是最坏的。”那天的新京报还有一篇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的文章《农业学非洲》，认为说非洲是最贫穷落后的地方是误解。作者谈在布基纳法索的见闻：那里有非常多的森林，生态旅游为当地居民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了砍伐森林的收入。耕作方式是原始的靠天吃饭做法，既没有覆盖农膜，也很少使用化肥、农药。他们也利用地下水，但采取原始打井办法，靠人工汲水，灌溉一些蔬菜类作物。大田作物种植主要靠雨水。马瑞生物圈保护区湿地给人印象更深，岸边是自然湿地植物，水底下长满了沉水植物，水面上有浮游植物。水很干净，试着喝了几口，找到了小时候在天然河流里喝生水的感觉。作者发议论：非洲人肯定知道将森林砍了去卖钱，将地下的矿产开采变成财富，或动用地下水，使用化肥、农药农膜、添加剂除草剂和转基因提高产量，但他们没有那么做。反观我国的农业发展，其实是在玩危险的游戏。农田里到处充满杀机，生物多样性和地力严重下降；粮食完全靠老人、妇女满足。我们的农业发展再不能一味学美国，而应当谦虚谨慎起来，认真学学非洲。中国能恢复西非那样的生物多样性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强于GDP增长两位数。

一月三十日读《方志学引论》第十章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利用。第一节资料的收集。占有资料的多少，是衡量志书质量的标准之一。收集资料的分工，不宜过早，不宜过细。如分工过早、过细，“各专其类，互不相谋”，可能事倍功半。第二节资料的整理工作。第三节资料的考证和鉴别工作。冯友兰《史料学初稿》说：研究历史，在史料学方面要作四步工作，即收集资料，它的要求是“全”；审查史料，它的要求是“真”；了解史料，它的要求是“透”；运用史料，它的要求是“活”。下午开主编会，明确八位副主编，增加一组，调整分工。我负责的那编“工业”，成了“工业建筑业”，这不与“城市建设”重复、交叉了吗？

一月三十一日读《方志学引论》第十章第四节资料的利用。第五节方志与档案的关系。下午，开小组会，王维成向小胡和我重复一遍昨天的主编会议精神，我提出建筑业与城市建设交叉问题，他解释，是按第二产业划分的，现在建筑业的概念跟过去不一样了。

2012年

二月一日

上班续读《方志学引论》第十章第五节方志与档案的关系，谱牒档案介绍。再读第十一章城市志、乡镇志与厂矿志的编写，第一节城市志的编写。其中说“‘全面创新’的提法是不够妥当的。”“无论如何创新，不能完全抛掉志书本身的特点，而把城市志编成了一部学术著作或其它作品。”刘知几《史通·杂述》讲“愚者为之，则烦而且滥，博而无限，论榱栋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务求详审，持此为能。遂使学者观之，瞀乱而难纪也”。

二月三日

上班读《方志学引论》第十一章第二节乡、镇志的编写。第三节厂矿企业史志的编写。看过质量技术监督局初稿，还王维成。晚发博文《读报偶感与摘要》。

二月六日

读《方志学引论》第十二章旧志整理，第一节现存历代方志情况。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1958年本著录全国各图书馆存方志7413种。该书提到，国民党运台湾稀见方志232种。美国国会图书馆存我国方志约四千种，内有稀见本80种。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中华书局版）收录国内外志书8264种。其中宋以前3种，宋28种，元9种，明942种，清4889种，民国1187种。第二节旧志整理情况。清代学者王谟《汉唐地理书钞》收汉唐地志50种，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和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收唐以前方志约60种，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收宋以前方志75种，以湖南为限；辑录南北朝湖广地区古方志40多部，每部篇幅有限，少则几条，多则二三十条。民国时期，鲁迅辑佚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记录会稽先贤、地理等8种著作；赵万里辑录《析津志》；赵国淦据《永乐大典》辑录《武昌记》。洪亮吉认为《越绝》是方志之始。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未收《越绝书》、《华阳国志》。全书读完。

八月八日

上班后，财政编草草改过一遍。读范长江之论文。读林衍经(安徽大学历史系)《方志史话》第一章。历代编写的地方志，共有八千五百多种，十万多卷。据1948年统计，美国会图书馆藏有掠去方志2964种。英、日、意、法、德、比亦有收藏。清康熙年间，安徽桐城人戴名世《南山集》采录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载南明桂王时事，被御史所劾，戴以大逆罪被杀，方孝标被开棺碎尸，两家五服内数百人被处死、充军，其他有关系人也都被处死或流徙。方孝标之孙方式济遣戍期间撰写《龙沙纪略》。嘉庆间蒋玉虹续修天津县志，采访数十年“故家谱牒，前贤著述，靡不搜求；缙绅诵说，故老传闻，靡不登记”，甚至“遍行荒郊破庙中，剔残碑断碣，辨其字画”。

八月九日

上班，读《方志史话》第二章关于方志起源的争议、第三章古方志发展的漫长岁月（上）。《汉书地理志》和各种地记涌现。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以寓其褒贬”。“方志之祖”《越绝书》、《吴越春秋》、《华阳国志》。谭其骧反对此说，赞成者有洪亮吉、梁启超。第四章古方志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官修志书的出现及其成就。隋朝国家明令修志，《诸郡物产土俗记》151卷，《区宇图记》129卷，《诸州图经记》100卷。唐相继纂修《括地志》（李泰）、《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等。宋代方志。李宗谔《祥符州县图经》、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欧阳忞《舆地广记》、祝穆《方舆胜览》、王象之《舆地纪胜》，宋敏求《长安志》、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潜说友《临安志》、范成大《吴郡志》。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 叙例》“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不像隋唐以前那样“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门类只限于“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了。

八月十日

上班，接着读《方志史话》。《大元大一统志》，1291年成，755卷；1303年，重修竣，1300卷。于钦私撰《齐乘》。李好文《长安图志》。第五章古方志发展的漫长岁月（下）。复苏后强盛起来的明代方志。洪武三年，《大明志书》；洪武十七年，《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洪武二十七年，《寰宇记通衢书》。永乐十六年，诏修郡、县、卫、所志书，颁降《纂修志书凡例》。景泰六年，《寰宇通志》119卷。天顺五年，《大明一统志》成书，90卷。《武功县志》，正德康海编撰，三卷，七篇，二万多字。《朝邑县志》，，正德韩邦靖撰，二卷，七篇，五千七百多字，“宏纲细目，包括靡遗”“记录质实，而文采焕炳可诵”。边关志书《九边图志》、《四镇三关图志》、《山海关志》。明代方志，佳构不多，弊病不少。修志者“类皆不学”，“却炫异居功，或蹈袭前人而攘善掠美，或弁髦载籍而轻改妄删”。“绝大多数人都只片面地注重于地方志书的政治作用，这样，就在客观上促使不少人趋向时尚，单纯把纂修志书当作了政治上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手段，至于对志书内容、体例和修志方法的研讨，反而不去问津了。在这种气氛下编写出来的志书，几乎都是趋时而作的陋劣之品”。古方志发展全盛时期。现存八千多种方志，清代修的五千多种。

八月十三日

上班，接着读《方志史话》。三修《大清一统志》：康熙二十五年（1686）始，乾隆八年（1743）成书，342卷；第二次，乾隆四十九年（1784）成书，500卷；第三次，道光二十二年（1842）成书，560卷，名《嘉庆重修一统志》。方志学形成。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营平二州史事序》总结前人经验：修志人要有一定学识，网罗天下志书作参考，实地调研、反复勘对，有充裕时间，文字通俗易懂。康熙时卫周祚《曲沃县志》序言提出修志三长：正（刚直不阿，不曲从权贵）、虚（虚已受人，不主观武断）、公（主持公道，不为门户之见左右）。方苞《与一统志馆诸翰林书》，谈论体例要统一、内容要简明、资料要可靠。乾嘉时期，志家辈出，形成不同流派。以毕源、戴震、孙星衍、洪亮吉等人为主要代表的考据学派，把地方志看作地理沿革考证，“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议》、《州县请立志科议》、《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修志人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排除八忌：忌条理混杂，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推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达到四要：简、严、核、雅。

八月十四日

接着读《方志史话》，第六章国难时势和地方志的沉沦。鸦片战争之后，修志之风不及清前期盛行。咸丰、宣统两朝，为数甚微。清代纂修山东方志330多种，康、乾、嘉三朝占305种。同治吴汝纶《深州风土记》22卷，表5卷。《光绪顺天府志》130卷，出自缪荃孙等人之手。民国时期，1917年，北洋军阀政府内务部会同教育部通知各地编纂地方志书。《山西各县志书凡例》规定县志由图、略、传、表、考组成。1929年，内政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通令各省县修志，并限期成书。1944年公布《地方志书纂修办法》，1946年重新公布一次。余绍宋《龙游县志》。黄炎培《川沙县志》。黎锦熙《城固县志》、《洛川县志》、《黄陵县志》、《宜川县志》、《同官县志》。方志专著：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王葆心《方志学发微》、李泰棻《方志学》、黎锦熙《方志今议》，瞿宣颖《志例丛话》和《方志考稿》甲集、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洪焕椿《浙江通志纂修源流考》和《宋元四明旧志及其版本》。第七章新时代开始。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倡议编修地方志。1959年6月，周恩来询问地方志编修情况。董必武指导督促湖北省志编修，提出：先修省志，先修简志，重点放在经济方面。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地方志小组，并在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中提出编写地方志任务。1958年10月，起草新修方志体例草案。在中宣部领导下，由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国家档案局组成中国地方志小组，具体负责全国地方志编修组织领导。1963年7月23日，上述两部门提出《关于编写地方志工作的几点意见》，8月16日中宣部转发，要求各地“参照办理”。新中国第一次修志热潮，250个县编写出初稿，有的正式出版新编地方志，如山西《岚县新志》、《祁县志》上册、《陵川县志》，湖北《浠水县志》，江西《奉新县志》，河北《怀来县志》，福建《莆田县志》二册，北京《北京植物志》，湖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省地理志》。1980年4月，胡乔木提出地方志编纂是迫切需要的工作。1981年7月25日，在山西太原召开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提出新省志、新市志、新县志编修方案的建议，通过协会章程。1982年5月和7月，先后在武汉和太原召开中国地方志整理编纂工作座谈会、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常务理事扩大会。太原会议在综合归并原有新省志、新市志、新县志编修方案基础上，重新起草并通过《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的建议》，讨论通过《中国地方志整理规划（1982-1990）》（草案）。

八月十五日

始读薛虹《中国方志学概论》，第一章概论。第一节方志的名称及其性质。第二节方志的渊源和发展。

九月十二日

今明两天参加北京市首轮志书研读成果交流会。报到时发了两本书：《首轮志书研读文集》，收了41个单位的95篇文章，有我的一篇；《主编的脚步段柄仁方志文丛（二）》，田耕作序。大会于9点30分开幕。市志办主任王铁鹏主持，市档案局宗文萍、市环保局王林琨、市住建委李珊、西城区范国平先后发言，每人发言后，由专家点评，专家有上海市志办原市志处处长梅森、《中国地方志》主编于伟平、方志出版社原总编辑周均美。下午两点半继续开会。发言者先后为东城区孟庆华、市气象局曹冀鲁、市国土资源局密云分局田成、市审计局王文萍、市文化局张燕鹰、市文物局李建波（代陈晓苏），专家梅、周、于分别点评。梅点评不乏精当、尖锐之处，但很多话没听清楚，有些不得要领。周吐字清楚，像语文教师点评作文，精彩之处不多。她说的部门志与行业志的划分，给我印象很深。她说，前者是机构加工作，后者是事业。于发言简短、尖锐，有一说一，不留情面。

九月十三日

上午按时开会，仍是发言、点评。发言的先后有延庆县卫书成、市商务委贸研所吴军、丰台区左曙毓。10分钟休息后，中指办（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邱新立作综合评议。记得他说“离开第一部志书续志，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地方志的体例“是核心。不坚持这个核心，不叫地方志，叫别的什么好了。”他还介绍了参加汶川地震志的编修情况。编修在香山饭店，梅处也参加了。最后，会议由《北京志》段柄仁主编总结。

吴晓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