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母亲被打死的情景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王友琴写在前面的说明

在《文革受难者》一书写出的659个受难者名字中，有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文献学教授刘盼遂，1966年8月28日，他和妻子梁秋色（家庭妇女）在位于西单附近的家中被红卫兵毒打致死。书里“刘盼遂”的条目中，我还写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另一位教授叶苍岑的妻子被红卫兵打死，但叶妻的名字当时没能问到。事实上，刘盼遂的妻子梁秋色的名字，也是在这本书出版4年后才找到的。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2004年时网上通讯远没有现在发达，更重要的，是因为受难者的家人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长期以来一直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不愿提到被迫害死的亲人，更不要说写成文章公之于众了。

《文革受难者》这本书出版10年之后，我终于和叶苍岑的孩子联络上了。得知叶苍岑教授的妻子名叫刘云，是北京第三十六中学的教师。1966年8月25日，刘云老师在民族学院附中被红卫兵打死。那正是北京红卫兵暴力的高潮时期。据文革后公布的数字，有1772名北京居民在那一时期被红卫兵打死。

一名中学女教师在北京的另一所中学里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可以算得上是和平时期的1960年代最残忍最血腥的事情之一。可是多年以来这一事实从未得到文字的描述和记载，就像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我阅读刘云老师孩子的电邮，一方面为刘云老师的惨死深感同情与悲愤，另一方面也为她的两个孩子写出事实的勇气深感钦佩。

我的这种钦佩之情和至今的现实中受难者家人仍然受到重重压抑的情况直接相关。这一类文章的发表非常困难。有些人还在制造舆论，说受难者是自身“有问题”的人（这是在为迫害和杀戮制造借口），说受难者家人并不想要讲述他们的悲惨经历（这完全不是事实），还有些人无理攻击说出事实的见证者“夸大”了文革的残酷（实际上是不够），甚至有人散播玩世不恭、享乐人生的哲学要家人放弃对正义的坚持。在这种情况下，叶林明和叶林辉兄弟的亲笔见证文章尤其体现了他们对母亲的挚爱和对真理的追求。我向他们致敬。

2017年，我在网上看到年青作家唐丹鸿对当年的民族学院附中的藏族学生贡宝措的采访，其中有一段写的正是刘云老师被打死的情景，虽然贡宝措女士并不知道被打死人的姓名。我建议把这段口录放在叶家兄弟的文章之后，不但说明他们的叙述真实细致，也说明了人们所具有的同情和正义之心。只要坚守正义之心，即使过了那么多年之后，也不会迷失。

 

我们的父亲母亲都是知识分子，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父亲叶苍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知名教授（1993年病逝）；母亲刘云曾在中学担任外语教师。

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都无端遭受到了非人的迫害，1966年8月25日，母亲刘云更是被一伙红卫兵暴徒当着她亲生孩子（叶林明和叶林辉）的面活活打死，那情景惨不忍睹。事件的全部经过如下：

（一）

1966年8月23日晚，我父亲叶苍岑所在单位（北师大中文系）的一伙暴徒由红卫兵头头隋延堂带领共六七人（记得其中有一个叫张宝生的）伙同我家同院（北京西单武功卫胡同11号）的造反派赵芝、赵敏、袁长山、张成运等冲入我家非法抄家。他们指控我父亲叶苍岑是“反动学术权威”，诬陷我母亲刘云是地主婆（其实母亲出身中农）、国民党员，家里藏有手枪等等。我父母当场驳斥这些都是无中生有。这伙暴徒在我家里乱摔乱砸，乱抢乱偷。他们不但毁坏书籍字画，往床上和衣物上泼脏水，吐黏痰，对我父母又踢又打，让他们跪在地上，在他们的后背用墨汁写上“反革命”的字样，前胸挂上“黑帮”牌子，还给我母亲剃了阴阳头。临走时，隋延堂和赵芝等人起草了一张所谓《勒令》贴在我家门上，第一句话是“叶苍岑、刘云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从此我家的厄运开始了。

（二）

两天后的1966年8月25日下午，北京师大二附中的一伙红卫兵暴徒近10人在抄完我家同院住户师大历史系教授白寿彝的家后，路过我家，他们（其中有白寿彝之子白至德的同学李湘斌、刘诚、贾岩燕等）看到门上的《勒令》后，问这家谁是国民党员，同院造反派袁长山、赵芝、关淑英等指着我母亲挑唆说：“她是国民党员，她丈夫也是国民党员”。这伙人就冲进我家就又打砸起来。几个红卫兵对母亲骂道：“你他妈的老混蛋！”并狠狠地左右开弓抽母亲的嘴巴子，母亲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叫道：“要武嘛，文斗不是保护你的！”于是硬木尺子、带铜扣的武装皮带更加狠毒地向妈妈抽过来。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暴徒们反复地在屋里搜、砸、抢、偷，把前天抄家剩余的东西都扔在地上用脚踩，硬木桌椅被砸毁，大衣柜也推翻在地，一时家里又是碎片满地，满目狼藉。匪徒们还把剩余的书籍堆在院子里焚烧。与此同时，十几条皮带打的妈妈无法忍受，母亲没有办法就往院子里跑就又被拖回打得更加凶残，母亲满地打滚，满脸淌血，惨叫声声，衣服都打飞了，全身肿胀起来。母亲哭着大喊冤枉，但是暴徒们完全不听。我们上前央求暴徒们停止，回答我们的只是一双双怒目圆睁的眼睛和呼呼作响的皮鞭。

这时，西长安街派出所民警干部魏志民来了（他是负责本街道治安的片警）我们急忙向他求助，母亲也抱住他的腿哭着央求：“你救我一条命吧，你救我一条命吧”。但魏警官不予解救，还一脚把母亲踢开。接着，暴徒们把母亲用绳子五花大绑捆起来，从街上截来一辆卡车将她押往相隔一条街（西单石虎胡同）的民族学院院附中。

那些天，民院附中的操场上，不论白天黑夜，都上演着施暴行凶的惨剧，受刑人的惨叫声我们附近几条街道都听得到。卡车到了那里后，二附中的红卫兵暴徒加上民院附中和四十七中的另一伙暴徒刘红路、刘晓康、吴波尔、买里木、赵鹤坤等一齐动手先把我母亲押往一间大堂跪下（该校占据的是庙产），他们请院里的造反派头头在沙发上落座。这时，我母亲的双手被紧紧地捆着，我们兄弟两个在妈妈左右紧紧地扶着她才不至于倒下。当时她被打得已经大量出血。但是随着又一轮“揭发批判”，有暴徒在妈妈后背上猛踹一脚，母亲惨叫着，头狠狠地撞在水泥地面上，接着多少只脚踢，几十条带铜扣的武装带一起向妈妈打去。

每当稍有喘息，关淑英、赵芝等就跳起来“揭发”，于是惨剧重演。但无论怎样遭受毒打，妈妈就是不承认强加给她的所谓罪行。每当他们厉声追问母亲是否说过“反动”话时，妈妈都挣扎着摇头用微弱的声音回答：“没说过….没说过….”红卫兵逼不出口供，就用皮带更猛烈地抽打，用脚更猛烈地踢。当妈妈被打昏过去，暴徒们就兴奋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由于母亲坚持不肯承认强加给她的种种“罪名”，暴徒们把母亲拖到操场的一个台子上，他们在操场集合起人，将被他们非法扣押的所谓有问题的教职员工作为陪绑，又是打一阵，逼问一阵，打一阵，逼问一阵，直打得母亲遍体鳞伤，头皮开裂了，鲜红的血慢慢地沿着被剃的仅有的一点乱发，和着碎肉流经她那沾满尘土的脸颊，滴在那台子上，最后妈妈连惨叫的力量都没有了。在几个小时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毒打下，我们的母亲悲惨死去，她老人家两眼圆睁，真是死不瞑目啊！这时暴徒们却欢喜若狂，他们更加兴高采烈地跳着脚高呼口号。我们，妈妈的孩子，在这狂喊声中被押了下去。

那天傍晚，我们全家人都被抓到了民院附中，大家含着泪水被押送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去注销母亲的户口，我们看着妈妈的户口卡从户口薄的册子上扯了下来，民警问及母亲死因时，暴徒们狂喊：“他妈的！反革命！

(三)

我们的妈妈刘云生于1919年，籍贯河北磁县，从小随着她母亲在姥姥家生活。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年仅18岁的她毅然决然地从军参加了抗日斗争，在军旅中担任抗日宣传，文教，救护工作，经历过台儿庄战役的洗礼。后来做过财会、审计和教师等工作（在北京36中任外语教员，文革前一年因病在家休养）。她一生勤恳坦荡，清白做人，不想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此厄运。

1984年底，我们曾找过民院附中的校长，他告诉我们，母亲死的那天晚上，是他和一些被非法关押的教职员工把妈妈的遗体抬上卡车送往火葬场火化的。母亲的尸体被放在一块破门板上，暴徒们一边抽打他们，一边让他们围着母亲的尸体喊“顽固不化，就这下场！”尤其是民院附中的那些少数民族学生，上学都晚，个个正值壮年，把他们打得痛不欲生，因此他记忆深刻。校长回忆说：“八二五那些天这伙暴徒惨无人道地以极刑共处死六人，因为其中一人是高干（师大二附中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周恩来办公室为此还给去电话过问”。民院附中的红卫兵因此解散。然而时至今天，有关方面甚至从未给过我们家人任何“说法”或“交代”。

48年过去了，文革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浩劫所带给我们全家、带给成千上万深受文革迫害的中国家庭的创伤仍然在流血。（2014年10月整理于北京）

 

附录：

中央民族学院附中的初中生贡宝措作为目击者那天在学校操场上见证了刘云老师被活活打死的情形

（摘引自唐丹鸿《西藏美颡王小女儿的身世—美颡·贡宝措口述录（1）》）

作者：曾在民族学院附中读书的西藏美颡王的小女儿贡宝措（4）

那一天我相信父母死了

1967年元月份，我父母那时已离开人世了，但我还一点也不知道。那时红卫兵大串联，但出身不好的人不许去外面，所以我们被安排留在学校接待从外地来串连的红卫兵，少数民族红卫兵来北京串联都来我们学校。有一天，从阿坝州来了15个红卫兵，我想他们是从家乡来的，我就参加接待安排。第二天一早，学校里一个内蒙女孩子，跟我很要好，她跟我说：“你过来一下”。她把我带到厕所旁边，那里有一个垃圾房，一般人不会去的，她把我带到那里面说：“你知道吗，你爸爸妈妈去世了？”我说：“什么？”我就哭了起来，她赶紧说：“不能哭，不能哭！现行反革命，畏罪自杀的，不能哭！”我慌忙擦了眼泪，但我也不太相信，因为自己没有亲眼见到，所以不相信。这个内蒙女孩是红卫兵总部的，我父母离世的消息是阿坝来的红卫兵给他们汇报的。她说：“他们讲你们家房顶上有一个什么电台，是用来跟达赖集团联系的；还说你父亲杀了人，用头盖骨当碗什么的……”然后她说：“你不要跟别人说是我告诉了你这些”。我那时快14岁，想哭又不敢哭，拼命忍着眼泪。

到了上午，学校礼堂里开会。开会的时候他们喊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也跟着念，还没想到会落到自己头上。然后他们让我站到台上，问：“你为什么到现在还瞒着？瞒着你们的家庭是这种情况？”我说：“我没有瞒，我爸爸还要到北京来开会呢。我没有隐瞒。”他们说：“你瞎说！你们家房子上有电台，你爸爸杀人，用头盖骨吃饭！”我说：“我们家房顶上有没有电台，这我不知道，但是说我爸爸杀人，用头盖骨吃饭，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然后他们就开始打我，说我没有划清界限。那一次，我们一共有五个小孩，都是来自新疆、内蒙古、宁夏、四川等地已被揪斗的高干子女，我们成了黑帮子弟。但是我仍然不相信父母死了，因为我没有亲眼见到，就觉得他们还没死。

一天下午，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这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印象：有一个女人，躺在操场上的一个水泥台子上，这边四个人，那边四个人，围着打她。那个女人头发上、脸上全是黏黏的血，我被命令站在旁边看，我身旁还站了两个黑帮的小孩。那几个人打啊打啊，打到后来那个女人不能动了，他们又学电影里面，用水桶装满冷水浇到她头上，然后她好像苏醒了一点，他们又继续打。随后，有一个纠察队的高干子弟过来了，他对我旁边的那两个小孩说：“喂，你妈妈是不是好人？”“不好……”他们说，“你们要跟你妈妈划清界限吗？”两个小孩点头，然后小一点的那个孩子拉着大一点的手说：“哥哥，我怕……”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两个孩子是这个挨打的女人的小孩，那些人让他俩站在旁边，就在我身边，让他俩亲眼看着自己的妈妈被活活地打死！这个时候我突然就……我想：爸爸妈妈死掉了还算幸运啊！谁会愿意自己的父母死呢？但这个时候，我由衷地觉得，我父母他们去死了是对的，不然今天如果在我面前，亲眼见他们被活活打死，我该怎么办？……

那个女人真正被活活打死了，很快一股很臭的味道出来了，那些人叫我们围着尸体，那女人的两个小孩就站在我旁边，也不敢哭。那些人叫了火葬场的车，那时常听人说，这些被打死的人，有的是真的死了，有的其实只是昏过去了，得要看运气了，到了火葬场以后，有的正要被推进火炉时醒了过来，要是赶上火葬工人心肠好的话，他悄悄把你放在旁边，很多人却被直接送进火炉了。这个女人到底死了没有也不确定，反正当时是完全不动了。火葬场的人还没来之前，他们让我们围着她看，说：“你们要跟你们的父母划清界限！”后来才知道，这个女人的爱人是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教授，那时候也是被揪出来的反动权威。听说这个女人平常跟邻居关系不怎么样，文化大革命一来，那些人就说她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什么的罪名，就这样在我们学校里被打死了。然后，火葬场的车来了，他们又叫我们围着火葬场的车转，还要唱一首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把我砸烂砸碎……”一边唱这个歌，一边围着车转，我们的几个老师也在围着车转，由于我们是一个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好些老师都很有名，比如詹天佑的孙子，就是我们的历史老师；还有毛主席的一个翻译，因翻译错了一句话被降到我们学校的，一个数学老师和一个历史老师，这些老师当时全都戴着高帽子，跟我们一起围着火葬场的运尸车转，最后车拉着那个女人开走了。

这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创伤最深。谁也不愿意自己的父母死，但那一天，我宁愿相信父母死了，而且觉得他们自尽是对的。（未完待续）

（1966年8月北京六中红卫兵把音乐教室改建成校园监狱，老校工徐霈田、高三学生王光华及附近居民何汉成在此被打死。这条监狱墙上的标语用红色油漆写成，后蘸人血涂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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