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女儿吴小彦之死

吴晗女儿吴小彦之死

【作者授权田小野微信公众号“熊窝”发表】

一

我认识小彦，是在1972年8月初的一天。蛮子和老久约我到颐和园去玩儿。那时候，我们都在北京闲着，既没有户口也没有工作，经常一起出去玩儿。这一次，同去的还有其他几个人，其中就有小彦姐弟。

在这之前，蛮子和老久都曾对我说起过她。蛮子小时候就认识她，后来分开了，直到一个月前才又通过另一个儿时的朋友找到了她。当时，她在一个锯条厂当车工，还不满18岁，父母都已经去世，家里只有一个正在上初中的弟弟和一个年逾70的老保姆。

那是一个星期日，锯条厂的休息日。我在颐和园门口找到蛮子，小彦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她穿一件白衬衫，个子比一般女孩子稍高，皮肤微黑，眉目之间，有点儿像印度或是巴基斯坦那一带的人。她身边是她的弟弟吴彰，一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姑娘，L，穿着一条黑裙子，她是小彦的好朋友。

我们爬山，游泳，划船。小彦坐在船尾，用脚打着水，她显得活泼、开朗、大方。在她身上似乎找不到任何苦难留下的痕迹。我们玩儿了整整一天，临走，大家在谐趣园一起照了一张相。

一星期后，又是星期日，我们聚在老久家玩牌，打乒乓球，讲故事。小彦、吴彰和L都去了。小彦说，她和吴彰很快就要到太原去看他们的婶婶。那天，我看的多，说的少，一直在注意L，和小彦相比，她很沉静。而我心里，用契柯夫的话说：“就像房子起了火”。

8月底，小彦从山西回到北京。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围着L转。终于，9月初的一天，在小彦家，L答应了我。那天晚上，我骑着一辆破车，从丁家坑2号楼回到北京大学燕东园，只用了55分钟。而在这之前的几次和在这之后的许多次，我骑车走这段路所需要的时间从未少于过80分钟。

11月初的一天上午，我、老久、小彦、吴彰，一行四人，来到西郊八大处。我和老久的书包里装着小铁锹，小彦背着一个大书包，方方正正，里面是她妈妈的骨灰，她要我们帮助她把骨灰埋掉。

我想找个僻静的角落。但是走到半山腰，小彦看到一块大石头上刻着一个斗大的“佛”字，就再也不肯往前走了，一定要把骨灰埋在石头跟前。我们4个人轮流用两把掏炉灰的小铲子挖着，土很硬，里面至少有一半大大小小的石头，所以进展很慢。

在不时有游人路过的地方，做这样一项工作，我有些不自在。不过在挖土出了一身汗之后，对于那些好奇的目光也就不大介意了。接近完工的时候，我手里的铲子碰在一块坚硬的石头上，折断了，手上划了个口子。小彦用她的手绢给我包扎了一下。手绢是淡粉色的，上面还印着白兔子什么的。最后，我们总算挖成了一个一尺见方、半尺多深的小坑。

小彦要我和老久下山去等他们。我们向下走，到了看不见那块石头的地方就停了下来。这时候，上面隐隐约约传来低语和哭泣声——那是小彦和吴彰在向他们的妈妈告别。

大约10天以后，L一去不返了，原因之一是小彦有一天忽然问我：“如果我喜欢你，你怎么办？”第一个回答这个问题的，不是我而是L，她走了。我敲破了一块玻璃，流了许多血。面对小彦伸出的手，我曾想拒绝，也下过决心。—开始，她总把L的离去归咎于她。然而，每当我看到小彦那凄凉悲伤的神色，我的决心就消失了。蛮子对我说，小彦受的苦太多了，她需要有一个人分担她精神上沉重的负担，不过蛮子并不认为小彦的选择很合适。小彦对我说，她觉得我很稳。

蛮子是对的。小彦错了。而我自己，却想得很少。L走后一个月，我成了小彦第一个正式的男朋友。我亲她，她很害怕。她说，在这之前，只有她爸爸亲过她。

二

我开始经常到小彦家去。文化革命一开始，小彦一家就从北长街一所宽大的住宅里搬到了丁家坑2号楼，住在四楼上一个两间一套的单元里。父母死后，小彦自己住一间，另一间住着吴彰和那个老保姆，吴彰和小彦都叫她康大娘。

康大娘在小彦小时候照看过她。在父母死后，小彦向市委负责管理他们的那个机关提出要求，经同意后，由市委拨出——她爸爸的存款——雇康大娘来照顾他们姐弟。康大娘每月工资拿30块钱，吴彰的生活费是23元，小彦正在学徒期间，工资是18或是21，不足25元的部分由市委用那存款补齐。

康大娘70多岁了，样子很凶，会做很硬的米饭和粗粉条熬白菜，有时候，小彦从外面带回两毛钱素丸子，也熬在一起。这样的饭菜，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吃不惯。

小彦告诉我，康大娘知道许多古怪的事。什么活人变鬼，死人显灵等等。而小彦在向我转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却总是十分认真的。我开始明白她一定要把她妈妈的骨灰葬在“佛”字下面的原因了。

小彦对我讲起许多往事。在认识我之前，她曾和Ｐ等一些人有过来往。她讲起Ｐ，我才回忆起大约3年前，有一次我和宫小吉在Ｐ家，见到一个小女孩儿，她问Ｐ她明天还上不上学？“那就是我”，小彦说，“那时候，他们那儿就我一个人在上学”。她曾到P插队的地方去玩儿，半路上被扣住了，因为怕人知道她是吴晗的女儿，她用了一个假名字，可是当人们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她总也反应不过来是在叫她。回到北京以后，她在学校里受到批判，不过这对她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

在P的朋友当中，有一个人很喜欢小彦，但是他也很坦白地告诉小彦，如果他家里反对这件事，他很可能受不了那样的压力。“所以我没和他好”，小彦说。

小彦讲的最多的是她的妈妈和爸爸。文化革命刚开始不久，一天夜里，妈妈叫醒了她，流着眼泪告诉她，她和弟弟不是爸爸妈妈亲生的，都是从孤儿院里抱来的。本来，希望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可没想到现在却害了他们。妈妈让小彦天亮以后带着吴彰到派出所去改户口，说明他们不是吴晗的亲生儿女。还不满12岁的小彦带着弟弟去了，派出所的人看看户口本，只说了一句：“你们凑合着过吧”。就把他们打发出来。

后来，妈妈受到审查，关在机关里，小彦每天往返几十里去给患病的妈妈扎针。妈妈把小彦当作大人，对她说了许多对别人不能说的话。每次小彦离开妈妈的时候，妈妈总是在囚室的窗户里目送着她，一直到看不见为止。最后妈妈病重，进了医院。临终的时候，小彦忽然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妈妈身边耽下去，她出去了。等她回到妈妈床前，妈妈已经死了，嘴张着，有人用一块白布把妈妈的脸兜起来。

小彦说，康大娘有一次在梦中看见了脸上兜着白布的妈妈，“可是她从来没见过，怎么会梦见呢？”小彦问我。

小彦非常爱她的爸爸，爸爸生前也非常疼爱她。小时候，每次爸爸回家晚了，总要把已经睡着的小彦弄醒，亲亲她，看着她笑。

文化革命开始以后，爸爸多次被揪斗，挨打，跪煤渣。小彦不止一次挺身而出，保护爸爸，不许那些围攻他的人打他。而确有几次，不知是因为同情，还是慑于这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那不寻常的勇气，人们真的没有打她的爸爸。爸爸挨斗回来，高兴地说今天没有挨打，他称赞小彦：“还是我的女儿好。”不久，爸爸被关进监狱。

在妈妈去世半年后的一天，市委派人来接小彦和吴彰。小彦以为是爸爸解放了，一路上不停地问接他们的人，“是不是我爸爸解放了？”他们被带到医院。一间屋子里，站着七八个穿军装的人，为首的一个对他们说，吴晗昨天晚上死了，现在尸体就在隔壁房间里，允许他们去看。同时又说，吴晗很坏，要和他划清界线，否则……等等。小彦没有去看爸爸，拉着弟弟走了。就这样，两个从孤儿院里抱来的孩子重又成为孤儿。当时，小彦15岁，吴彰11岁。

小彦在对我讲那些往事的时候，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是显得很兴奋，说得又多又快，仿佛急于要把那些一直压在她心底的沉重的回忆倾泻出来，也许这样，她会感到轻松一些。她有一个本子，断断续续地写着不多的几篇日记，在字里行间，我看到了我所没有听到的声音。

父母去世后，有一次小彦和同学们一起下乡劳动。“今天，邮递员来了，给同学们带来了家信。只有我没有收到信，谁又会给我来信呢？双双（注：即吴彰）太小了，还不会写信。我只有熬着，熬着……”在妈妈的问题有了结论后：“今天，去八宝山，取妈妈的骨灰，我背着妈妈的骨灰盒走着。小时候，妈妈常常背我。现在，我长大了，能背妈妈了，背的却是妈妈的骨灰。我走着，走着，背上的骨灰盒好象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甚至在日记里，小彦也不敢写到爸爸。她给我看过一幅画，是她从前画的。画上是辫子上扎着蝴蝶结的小姑娘站在窗口，向窗外一个站在路上的人挥手，题为《告别》。小彦说，原来这张画的题目叫《爸爸再见》，后来因为有人说，这表明她和她的反动爸爸划不清界线，因此才改成《告别》。

三

我和小彦在一起没有多久，就开始争吵。先是小彦向我抱怨她的环境。她刚从锯条厂调到工艺美术厂。本来，这是她自己的愿望，市委施恩，特准她在学徒期间调动工作。可是到了新工厂，她又后悔了：工厂离家太远，又是集体所有制，最主要的是人不好，她断言：工艺美术厂的人不如锯条厂的人好。

我尽可能耐着性子给她解释，工厂都是一样的，工人也都差不多。可是她听不进去，仍旧是抱怨，我烦了，于是就争吵。不过后来我总算对她讲明白了：真正的原因不是环境变了，而是她自己变了。她长大了，已经不能像当初适应锯条厂一样去适应工艺美术厂了。然而，即使她明白了这些，也不能让她释然。

很快，她又生我的气了。因为我没有把我们的事告诉家里，因为我不让她认识我的一些同学，因为我不和她一起去她三姨家。我却认为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因为我是个“现代青年”，理应藐视一切繁文缛节。小彦把我们的事写信告诉她在广州的大姨，大姨回信责备她不该和我这样的“无业青年”在一起。小彦接到这封信，更忧郁了，她说到死。

当小彦第一次见到H的时候，就把心里想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在朋友们当中，远非每一个人都喜欢H，但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对她怀有一种敬意，而她身上也确有值得尊敬的地方——我不光是指年龄和经历。她安慰了小彦，又专门找我去，对我说，我应该告诉家里，应该让小彦认识我所有的同学，应该和她一起去她三姨家。此外，我还应该做许多事。因为，H说，小彦需要过正常的生活。我懂了，我试着去做。

妈妈听了我的话，有些不安，不知为什么，她担心小彦的神经会出毛病。不过她并没有表示反对。我教小彦学英文，她学了几天，就不学了。我给她借书，她看过几本，就不看了。我们一起出去玩儿，但是玩的并不高兴。当我认为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而小彦的情绪却越来越坏的时候，我失去了耐性，于是，又争吵。

1973年1月初的那几天，小彦的情绪似乎有些好转。7号，她来我家玩了一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和睦。晚饭后，我送她回家，一路上说说笑笑，一直送到丁家坑的路口。分别的时候，她要我第二天别去找她，我问为什么，她只是笑笑，没有回答。我回到家，铺床准备睡觉，拉开毯子，发现枕边有小彦的一块手绢，叠得整整齐齐，就是那块淡粉色的，她曾用来给我包扎过手上的伤口。我心里掠过一丝不详的阴影，但一瞬间也就过去了。

也许是她无意中失落的，我想，也许是她送给我的。我拉开抽屉，把手绢和前几天她用玻璃丝给我编的一朵小花放在一起，那是一朵很普通的花，几乎每个女孩子都要编几朵送给人，或是拴在钥匙上。只是小彦编的这一朵颜色不太寻常——黑色。那天晚上，我很快就睡着了。

尽管小彦说过要我别去找她，但是第二天晚上我还是去了，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想看看她。一进门，我就感到气氛不对。小彦躺在床上，沉睡着，屋里除了康大娘和吴彰，还有两个邻居家的女孩子，看见我来，她们都走了。

康大娘结结巴巴地告诉我，这天小彦直到中午还没起床，康大娘叫她，却怎么也叫不醒，老太太吓坏了，在几个邻居的帮助下，她和吴彰把小彦送进医院，检查结果，是吃了什么药，据医生说，没有危险，她自己会醒来的。吴彰说，姐姐昨天晚上回来以后写了几封信，让他连夜投进邮筒。他只记得其中有给H的一封，其他的记不清了。我什么都明白了。我告诉康大娘和吴彰我一会儿还回来，就马上去找H。H还没有收到小彦的信。她说好第二天去看小彦。

我回到小彦家，让康大娘和吴彰去休息，自己守在小彦床边。夜深了，小彦还没醒。我心里很乱，站在窗前，望着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这时，我才想起，我忘了给家里打个电话，告诉爸爸妈妈我不回去了。我拉开书桌的抽屉，发现过去一直放在里面的许多信件和那个我看过的日记本都不见了。我在一张沙发上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早上，小彦终于醒了。一开始，她似乎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随后，她看见我，笑了。我尽可能温和地责备了她一通，她像一个小孩儿一样乖乖地听着。我要康大娘照看小彦，自己去找蛮子和老久。

在西单附近，我迎面碰上了他们。他们看见我，都楞住了。原来，他们一早收到了小彦的信，正准备去，去干什么？他们心里也没有底。听到小彦的情况，他们放下了心，和我一起回到老久家。暂时，我们有比去看小彦更重要的问题要商量：如何才能防止小彦再寻短见。还有，小彦一时不可能去上班了，那么，如何去对付小彦的工厂和市委机关，也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上午，我抽空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我的一个同学住院了，我要去护理，可能几天不回家。吃过午饭，我和蛮子老久一起回到小彦家，他们尽量给小彦开心，小彦听着，笑着，似乎什么也没想。晚上，H来了，安慰了小彦许久。小彦说，因为怕牵连别人，她把所有的信件和日记本，连同一本记着一些地址的通讯录都烧了。

谈话中，H了解到，前几天，吴彰把大姨寄来的几十块钱丢了，于是她建议在和机关工厂打交道时，就以丢钱作为小彦吃药的理由。小彦同意。我也觉得实在找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我们必须为小彦的自杀寻找一个非政治性的理由。

我送H出来。H说，她怀疑丢钱和康大娘有关。我本来就不喜欢康大娘，于是就接下去说了康大娘的许多坏处。H听了，说出这样一个想法：不仅对机关工厂要提对康的怀疑，对小彦也要说，要使小彦觉得，之所以她活不好，完全因为康坏。而我们则要设法把康赶走。康一走，小彦就会对新的生活有所希望，从而不再产生自杀的念头。我觉得H的话有道理，十分可行。

第二天一早，我让吴彰给小彦的工厂打电话，我自己则去市委机关，找一个姓范的人，据小彦说，范负责管理小彦和吴彰。在传达室，我只说找范报告有关小彦的紧急情况。很快，我就见到了范，这是一个40多岁的军人，个子不高，人很精神。根据统一好的口径，我向范讲了小彦吃药的大致经过，以及丢钱和对康的怀疑。当我提到康是由机关出钱雇佣的时候，范连忙打断我，说雇康的时候他还没有来。

在详细地询问并记录了我的姓名住址，父母姓名及工作单位以后，范郑重其事地和我握手，对我提供的情况表示感谢，还说他过一两天就去看小彦。回到小彦家，我把见范的经过讲了一遍，小彦似乎也产生了一些希望。

开始两天，大家都来看小彦，安慰她，给她开心。我因为一时走不开，就让蛮子到我家去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告诉爸爸妈妈，请他们放心。另外，再给我带点儿钱来。蛮子回来的时候不仅带来了钱，还带来爸爸的一张字条和小彦给我的一封信。字条上说，因为着急，所以把小彦给你的信拆了，你要好好照顾她，尽早回家。

小彦的信写的很长，大意是说，她要去找她的爸爸妈妈了，她去以后，我要好好地生活，要向朋友们学习我没有的长处，信封里还装了几颗红豆。我明白她的意思。她妈妈曾教她背过一些古诗，其中一首就是《红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颉，此物最相思。

1月10日，H家出事了，她很忙，不能来了。而机关工厂却迟迟不来人。康大娘已经察觉到我们对她的怀疑，也变得颇为不安，一定要回家，我们认为她是急于要转移那几十块钱，但也没有办法，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走了。她去了一天，回来的时候却已是喜气洋洋了，给小彦买了许多吃食，问她哪儿来的钱，她说家里卖了一口猪。

我和蛮子老久商量了一下，决定再去找范。这一次，我在传达室等了半天，范才不慌不忙地走出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正在等候指示。至于康，他表示，康是我们出钱雇的，但也是根据小彦自己的要求，这是个双方面的问题。我想，再不精明的人也能听懂他的意思。他无非是说，如果康是好人，那是他们出钱雇的，如果康是坏人，那是根据小彦自己的要求。我火了，范却不生气，他眯起眼睛看着我，微笑着，点起一支烟来。

就在找范的当天，小彦的自行车又丢了。两天以后，范一行人及工艺美术工厂的一个书记终于来了。他们和颜悦色地安慰了小彦一番，并表示，小彦这次去医院的药费和车费全部由工厂和机关负责报销。然后，他们又客客气气地请我回避，由他们先小彦后康大娘进行单独谈话。

他们走后，我问小彦他们都说些什么，小彦说，他们问我是否对她有过什么要求，比如户口、工作之类。我怒不可遏，却无处发泄。当晚，为了一点小事，我和小彦大吵了一架，一方面因为生气，另一方面也看到小彦一时不会再有什么危险的念头，于是，我回家去了。在那张小沙发上，我睡了7个晚上。

10/

我回家后没过几天，海淀派出所把我叫去，说是要我去报户口。可是到了那儿却问东问西，如果不是我碰巧知道他们在叫我去之前，曾经向邻居调查过我骑的是什么样的车，这种问法非把我问糊涂了不可。

他们怀疑我偷了小彦的钱和自行车。毫无疑问，这是范做下的手脚，怪不得那天他看着我笑。不过平心而论，任何人处在他的地位上都会这样做的，而并非是他格外的坏。就在派出所找我谈话的当天，小彦的车又找到了，所以，他们也就没有过多地麻烦我。几天以后，小彦上班了。

四

小彦上班了，但我们的争吵并没有结束。二月底，老久准备回东北，大家一起去吃饭，小彦就坐在我对面，大概是因为前一天刚吵过架，我心里很不痛快，喝了许多酒。老久坐下午的车走。当时一张车票只能买两张站台票，而要去送行的人很多，所以，在老久走的那天上午，我说我先到北京站去想想办法。出乎意料，小彦要和我一起去，而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有好一阵谁也不理谁了。

在北京站，我们设法买到了几张站台票。小彦要带我去坐地铁，那时候地铁刚开放不久，凭工作证买票，我连户口都没有，自然从未下去过。我们从北京站一直坐到另一端的终点站，又从终点站坐回宣武门，中间还下过几次车，去看候车室。在等车的时候，小彦一直站在月台边上。送走老久后，我们和好了。这时，小彦才告诉我，她曾想在火车来的时候跳到铁轨上去，“可是我害怕了”。

过了几天，我们又闹翻了，我有一星期没去找她，想到这样闹下去我无法忍受，如果她不改变，就随她去吧。在家没事干，我就支起一块画板，临摹小彦的一张照片。一天中午，她来了，看见自己的照片，她说她以为我已经烧了。看上去，她很不舒服。我让她去休息，她却从口袋里拿出一包烟来。“你抽烟了？”我问，她点点头，“你不是讲过吗？‘烟很善良，比朋友更好’？”真见鬼。这是雷马克的《生死存亡的年代》中的一句话。曾经有一次，她劝我戒烟，我就随口讲给她听，没想到她却记住了。她说到死，我要她活着，为了那些爱她的人和恨她的人活下去。

她说现在还有人爱她，有人恨她，到了谁也想不到她的时候再去死，就太晚了。死的念头一直缠绕着她，她说了又说，最后，我说，要死，我们一起去死。

第二天上午，我们约好在蛮子家见面，一看到我，小彦就把我拉到外面去，问我：“你还想死吗？”外面天气很好，我说：“我不想死了”，她说：“我也不想死了”。从这以后一直到她最后离开我，她再也没有提到过死。

不死的人是要活的。小彦责备我“不想将来”，这话是我自己说的，并且附带着还有一套半生不熟的理论。小彦说，不想将来，就没有将来，应该想，还应该做。她劝我先回山西去。如果我转不回来，她可以转去。她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

“不想将来”的官司打了近一个月，最后，3月底的一个晚上，我们在纪念碑后的街心公园里见了面，她还想说服我，不想将来是不行的。我只是坚持我的想法。她沉默了许久，塞给我一封信，要我回家再看。她要我送她回家，我不干。她走了，我拆开她的信。

信不长，她说，她不能再和我在一起了。大姨说她不该和“无业青年”在一起，三姨责备她不好好工作，我又“不想将来”，叫她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必须分开，“祝你幸福”。

小彦走后，我非常难受。我写信给她，想再见她一面，她没有回信，也没有来。那几天，我坐立不安，但又无处可去。当我明白她再也不会回来了的时候，我狠狠心，把她给我的照片、信件，连同那块淡粉色的手绢和一朵黑花，一起烧了。

５/ 大约3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和一些朋友说说笑笑，宫小吉来了。他在屋里默默地坐了很久，最后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告诉我从H那里听到的消息：小彦疯了，“我的心被扎了一刀，却又流不出血来”。

　　　　　　　　　　　　　
五

从1973年3月到1974年夏初，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没有见过小彦。仅在1973年底或1974年初，在蛮子家碰到过她一次。那时她已经从安定医院出院了。我们没有说话，她甚至没有看我。然而半年之后，当我再次在蛮子家见到她时，使我多少感到意外的是，她对我十分亲热，而且非常自然，完全像对待一个老朋友一样。她甚至问我，她住院的时候为什么不去看她？她告诉我，她现在的男朋友是她师傅的弟弟，姓郭，在外地工作。说着还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很小，照片上的人更小，我根本看不出那个人长得什么样。不过听上去小彦对他非常满意。

当我们一起从蛮子家出来的时候，她问我：“我结婚的时候你来吗？”结婚？她8月底生日，当时还不到20岁，可她说这话的时候那认真的口气让人觉得仿佛她下个月，最迟是明年就能结婚似的。

在那以后，我不时能在蛮子或老久那里碰到她。对于我们过去在一起的时候的那些往事她好象已经淡忘了，只是偶尔开玩笑似的提一提。秋天，小彦突然不再说起那个姓郭的了，开始谈到J。这个人我听说过，但从未见过面。

J是个军人、党员，大概还是个干部。据小彦说，他长得非常精神，很像当时正在上映的一部朝鲜电影中的一个什么人，为了这个，仅仅为了这个，这部电影小彦一连看了五遍。那时候，我并不确切知道她和J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总之时间不长，J就离开北京了。没过多久，小彦就在老久家碰到了G。

　　　　　　　　　　　
六

G是我的同班同学，当初，我就是通过他认识蛮子和老久的。那时候，我们几个人是很好的朋友，几乎天天在一起。可是不久，G就开始有意识地疏远大家。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他认为这些人都做不了什么大事，而他自己，则是想有所作为的。对他的这些话，我并不感到意外。远在文化革命前，他就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人的志向与抱负。此外，他和我们几个人的性格，爱好也不大一样。所以，他对大家的疏远，我们也能谅解。本来，人各有志，分道扬镳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1974年，他想上大学，但是因为他爸爸还没有解放，未能如愿。回到北京以后，不知怎么又跟大家来往起来。虽然他和我差不多同时认识小彦，但过去他和小彦一直不是很熟。可是这一次，他们却很快地相互接近了。一天，G告诉我，小彦想和他好。

G有些犹豫不决，他征求大家的意见。蛮子赞成。老久不赞成，也不反对。我反对。我的理由很简单。我自以为了解小彦，也了解G，我觉得他们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另外，也应该估计到G的父母肯定是会反对的，而G相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比较尊重父母意见的儿子。很麻烦，我说。

G同意我的意见，很麻烦，但他还是和小彦好了。也许他觉得，尽管是麻烦，却也是一个可爱的麻烦。也许他也像我当初一样，没有认真地考虑将来。不论他开始怎么想，在和小彦好之后，他很快就表现出我在他身上从未见过的热烈的感情。

小彦和G好以后不久，她爸爸过去的一个警卫员W到北京出差，来到小彦家。W在湖北的一所医院里工作，这次来京前曾受小彦在广州的大姨之托，来看望小彦和吴彰。不知是W的到来还是小彦早有这个打算，小彦向W同时也向她大姨提出，要转到湖北W所在的医院去工作。和一年多以前一样，她仍旧认为工艺美术工厂不是个好地方。

小彦征求G的意见，G似乎也没有主意。而这时，小彦的姑姑们却出来阻拦了，说吴家的人不能到袁家去（小彦的妈妈姓袁）。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小彦还有姑姑，并且不止一个，其中之一还是位副部长的夫人。而过去小彦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不但姑姑们从未出现过，就是小彦自己也没有对我说起过。那时侯，我只知道所谓“吴家人”，只有小彦在山西的一个婶婶——这个婶婶在小彦患病后曾来北京住过一阵，后来不知因为什么不欢而散。此外就只有袁家的大姨和三姨了，而她们对小彦姐弟的帮助一直是很大的。

可是这一次，吴家的姑姑们却以不容忽视的姿态出现了。虽然当时吴晗还没有结论，但几万元的存款已经发还，正由姑姑之一负责代管。最后，各方面：“吴家”、“袁家”、小彦、G、W总算商定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小彦先去湖北看看，回来后再做决定。而G的父母是不在这“各方面”之中的，他们正因为儿子和小彦的关系而大发雷霆。

小彦曾去过G家，当面质问G的父母，为什么反对她和G好？结果使二老十分尴尬，同时也更坚定了要把G和小彦拆散的决心。应该说，他们的姿态是非常正常的，任何父母都很难接受一个有精神病的儿媳妇。至于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小彦去湖北后，G的父母把我找去，要我帮助他们劝G马上回陕西以摆脱小彦。之所以找到我，是因为G曾告诉他们我的不同意见。于是，两位老人把我当作了同盟军，至少，也是一个在处理这件事上的有用之人。我虽然开始反对过这件事，但其实也并无“立场”可言。然而G本人的动摇使我接受了他父母的委托——劝他回陕西，自然，我有我的劝法。

我对G说：我知道你对小彦有感情，但这种感情是否已经或者能够达到不顾一切的地步，你自己最清楚。所谓“一切”：即父母、家庭、大学以至前途等等，而这些，你应该比我考虑得多。你可以权衡一下，如果你的感情真的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那么，不仅我，大家都会支持你；如果并不，那么，你最好——我用了一个不大好听的字眼儿——马上“溜”。趁小彦不在北京，悄悄地“溜”回陕西去。这样对你，对爹妈，对小彦都有好处。

G听着我的话，默默不语，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良久，他终于扔掉了快要烧到手指的烟头，说：“我想我先回陕西去也好”。

G走了，不过不是悄悄“溜”走的，他写信告诉小彦他回陕西去了。G走后，他的父母搬了家，因为新房子大一些。当然，不想让小彦回北京后再找上门来大概也是原因之一。但是小彦回北京的当天晚上，就毫不困难地找到了他们的新居，并且把专门带给他们的土产烟酒放在他们面前的桌上。两位老人惊吓之余，唯一的安慰就是想到儿子总算走了，现在离这个疯疯癫癫的姑娘已有千里之遥。

然而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距离在一天之后就消失了。G回来了，据他说是因为大雪封山，公路不通，没能回去。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他没敢回家，一直住在老久家。不过后来还是回去了，至于他父母见到他回来时是什么情景，他自己没说，我们也不知道。

面对父母越来越激烈的反对，G仍旧每天和小彦在一起。但是除了小彦，谁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心里非常矛盾。而对于那个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他在躲，在拖……他有他的感情，同时也有他难言的苦衷。

　　　　　　　　　　　　　
七

海平的话几乎让所有的人感到意外。他对大家，首先是对G说，他非常喜欢小彦。不过如果G确实真心实意想和小彦好下去，那他可以远远地走开；如果G并不十分认真，那么他准备自己对小彦说，让小彦去选择。

对这件事，蛮子、老久、和我又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仍旧是反对派。然而海平和G不同，他不要听我们的意见，他所需要的只是G的一句话。G很为难，他只表示，如果海平一定要对小彦说，他不禁止。不管是对海平还是小彦，G的这一态度也就足以促成了小彦和海平的结合。至于这中间的细节，也许已经没有人记得了，而我本来就不十分清楚。

海平和小彦好了，G的一切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可是他心里很不好受，无论如何，小彦毕竟是他第一个女朋友。G对我说，尽管他在和小彦好的时候有许多矛盾，但现在他只想到小彦的好处，“就像想到一个不在你身边的朋友一样”。我明白他的意思。

而小彦却恨起G来，原因大概是海平把G对他说的一些话告诉了小彦。一天，冤家路窄，小彦碰到了G，当面就骂，我好容易才把小彦劝到一边。小彦哭了，哭得很伤心，她说如果海平也像G一样，她怎么办呢？我安慰她，对她说海平不仅和G不一样，而且也是我们之中最好的一个。至于G，无论他如何不好，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我劝他多想想海平，少想想G，好好过日子……我说了许多，小彦才慢慢不哭了，后来她甚至还向G说了声“对不起”。

离开小彦以后，G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对小彦念念不忘。1975年春天，当他听说小彦身体不好，经济也比较困难时，就悄悄拿出钱来，通过一个朋友给小彦订了牛奶。他怀着这样的感情一直到1975年夏末……

　　　　　　　　　　　　
结

下面是一个女孩子对一件往事的回忆的片段：

1976年9月23日傍晚，我吃完晚饭，高高兴兴地骑车去小彦家，就在几个月前的一天，我在N家第一次见到小彦。她的天真、细心和待人的热情、体贴入微，很快就赢得了我的好感。也许是出于女孩子心理上的一种不可理喻的共同之处，我非常想尽快成为她的朋友，也许还可以尽我的能力给她一些帮助。可不知怎么，大家都是那么谨慎，以至于我始终不能有机会到与我住处只隔一条河的她的家里去。直到一个星期前，在我的执意要求下，才和一个朋友一起到了她的家。我记得那次她坐在床上，天真地讲起她如何在左臂上划了一个口子，血又怎样流出来，仿佛她进行的是一个什么有趣的试验。当别人暗示她要正视现实的时候，她神情严肃地说：“我相信我是有前途的”。就是这些，仅见了两次面，我就被她吸引住了。

在那条拐进她家的路上，我见到路边的人三三两两地议论着什么。我没在意。拐到楼前，老远就见到在小彦家的那个楼门口有一辆救护车，附近有很多人。我忽然觉得这可能和小彦有什么关系。我下了车，问两个女孩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她们注意地看了我一眼，小声说：“听说是吴小彦，不知怎么搞的”。我只觉得血一下子涌上了脑子，不好，她出事了！很可能上边有警察，我上去凶吉莫测，可这是需要人的时候，也许我能干点什么。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放好车，上了楼。楼梯上一个人也没有，单元门大开着，过道里放着一个有被子的担架，在小房间里有几个人。我挤了进去。

在床上，就是小彦上次坐着的那张大床，小彦仰面朝天地躺着，她穿着一条灰裤子，光着脚，上身穿一件淡兰色的短袖衬衣，胳臂伸在身体两侧，旁边站着一个北京市救护站的大夫。

吴彰靠着窗子站着，他的脸毫无表情，只是呆呆地看着他的姐姐。在场的人们都尽量靠后站着，脸上都显得很痛心。看起来，他们都是邻居。一个50岁左右的妇女不断地说着：“大夫，你们把她带走想想办法吧”。人们的目光都转向大夫。他身穿白大褂，胸前挂着一个听诊器，手插在口袋里，毫无所动。他此时只想说服大家相信小彦已经死了，“已经没有希望了”，他说着向上翻了一下小彦的眼皮，“你们看，她的瞳仁已经扩散，心跳呼吸已经停止……这种情况，即使抬走也无济于事”。人们还是不甘心地向他恳求着。确实，要使大家相信一个上午还好好的活人已经没有了生命是多么困难啊。有人提出去找找亲属，那个妇女说：“海平怎么还没回来？平常这个时候，他该到家了”，“他一会就会回来的”。人们就这样在恳求和讨论中耗费着时间。

我回到家，想到应该马上通知一下了解此事、能拿主意的人。我首先想到的就是N。我到传达室去打电话，偏偏N不在家。当时我真是走也走不得，坐也坐不下，只能怀着各种各样渺茫的希望在那斗室中徘徊。大约九点半钟，终于在电话中听到了N的声音。（引用时文字略有改动。）

上文中所提到的N就是我老李，李之林。放下电话，我走回家去。尽管电话里传来的消息多少有些含混不清，但我心里已经大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回到家里，妈妈问我这么晚打电话有什么急事，我小心地绕过那个来电话的人也同样谨慎地避免使用的字，告诉妈妈，小彦可能不行了。

妈妈摇摇头，叹了口气。夜深了，我睡不着，想到小彦，想到吴彰和海平，想到第二天该做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向工厂请了假，先找到蛮子。当时他还没有工作，等在家里。其他人都在上班，一时找不到他们。我们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由我去找L，她和小彦同住一楼，应该知道得更多，也更确实。我给L打了电话，约她在前门碰头。我先到那里，L还没来，我等着，偶然想起，3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和小彦就是在这里分手的，因为我“不想将来”。L来了，她证实了小彦的死亡。

她告诉我，海平昨晚7点多回到家的时候，小彦已经死了。人们怕他会干出疯狂的事来，竭力劝说他先不要进屋去看小彦的尸体，他顺从了。没过多久，公安局的人就来封锁了现场，到现在还不许人出入。小彦到底是采用什么方式自杀？甚至到底是否自杀？众说纷纭，L也不十分清楚。中午，我找到前一天给我打电话的女孩子，她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讲了一遍。

下午，在去蛮子家的路上，我给老久和其他有关的人打了电话，要他们下班后马上到蛮子家来，我没说为什么，他们也没问。在蛮子家，我和他等着大家。提起G，认为暂时没有必要通知他，他患精神病已经快一年了。在想象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可能有什么反应的时候，我对蛮子说，我不想看到眼泪。从前一天晚上，听到小彦的消息以来，我一滴眼泪也没有，甚至没有想哭的欲望。

傍晚，大家先后到了。我把我知道的讲了。没有眼泪，只有短暂的沉默。我们谈到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主要是担心吴彰和海平的处境。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找到他们。大家认真地讨论每一种可能发生的麻烦，没有一个人有任何感情的流露。尽管当时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大家都认为，基本上可以肯定小彦是自杀。而且，这一事件的发生虽然使每一个人都受到极大的震动，但也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意外。

晚上，我回到家，写下这样几个字：小彦死了。

第二天，1976年9月25日，早上9点左右，我来到丁家坑2号楼4单元门口。我锁好车，走上那道熟悉的楼梯。这道楼梯我曾走过数百次，然而这一次，楼梯却好象比平时短得多，也静得多。我还没有做好任何心理准备，就已经来到了401号门口，我敲敲门。

开门的是海平。看见我，他哭了，我也哭了。吴彰不在家，他去给什么人打电话去了。从海平的口中，我又了解到一些。

9月23日早上，吴彰和海平都上班去了。下午3点钟左右，有人看见小彦下楼。事后据附近商店的售货员说，小彦在他们店里买了一瓶敌敌畏，他们认识她。下午6点左右，吴彰下班回家，发现姐姐倒在卧室的地上。据内行人说，喝了敌敌畏的人心中会有火烧般的感觉，因此往往会不自主地倒向冰冷的地上。

晚上，警察在勘察现场的过程中，在楼下垃圾箱里找到了一个空的敌敌畏瓶子。海平告诉我，他没有看到小彦的尸体。开始，是一些好心人劝他不要看，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顺从了。后来，警察来了，他们把小彦尸体所在的房间封锁起来，不让任何人出入。半夜，来了一辆汽车，把小彦的尸体拉走了。而现在，海平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再看一看小彦，并为她办理后事。可是他担心，某些人会在办理小彦后事的过程中，想方设法把他排除在外。我隐约地感到，他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

吴彰回来了。他对海平说，他要去找他三姨，海平让他快去快回。吴彰走后，杨来了，他是海平的朋友。看到他，海平的眼泪又流了出来。我转过身，走进另一个房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张小彦和海平的合影。

我和杨陪着海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海平一个人在说话。他眼睛里含泪，说到小彦临死前还记得海平早上上班前的嘱咐：把花搬进屋里，把窗帘拉好，把屋子收拾干净……他讲了许多，有些事他一再重复，没有人打断他，也没有人能打断他。他讲起小彦几个月前那次自杀。那一次，小彦把家里所有的奋乃静都吃了，并留下一份遗书，要海平把她和她妈妈葬在一起。那一次，海平硬是靠不停地给她灌水把她救了过来，可是这一次，这一次她没有留一个字，而上次那份遗书也在前天晚上被警察抄走了。

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警察和两个工人民兵。“李海平，你怎么还在这儿？”警察声色俱厉，海平说，小彦的后事不办完，他决不离开。“吴彰呢？”警察问，“去他三姨家了。”“他三姨家住在哪儿？”海平给了他一个地址，警察转向我和杨：“你们俩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李海平和吴小彦的朋友。”警察拿过我们的证件，走到桌边，在一张纸上记下了证件的内容。然后，没有把证件还给我们，却放进了他自己的口袋。

杨走过去向警察索取自己的证件，警察不给，眼看就是一场争吵，我和海平把杨劝开了。警察狠狠扫了我们一眼，对海平说：“你立刻离开这儿，如果你不走，今天晚上我们就来清查你”。说完就和两个工人民兵扬长而去。海平对我们说，刚才警察的话证实了他的担心，可是“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最后看她一眼”。

杨要上中班，他走了。留下我继续陪伴着海平。海平精神恍惚，不断地讲述着小彦生前的许多事。最后，他沉默了，一双泪眼凝视着窗外。我望着他，找不到任何语言来安慰他。屋里的气氛令人窒息。我站起身，对海平说：“你已经一天多没吃没睡了，我去做点饭”。海平无力地摇摇头，“我不想吃”。我也不想吃，可是我仍旧走进厨房，淘米，洗菜，做了一顿没有任何人需要的午饭。在做饭的过程中，我多少摆脱了那种极端压抑的感觉。饭做好了，我吃了一点儿，也勉强海平吃了一点儿。

饭后不久，吴彰回来了，跟在他身后拥进十几个人，为首的一个30多岁，头发剪得短短的，穿着一身干部服，后来我听说，这个人姓王，是工艺美术工厂保卫科的干部。其余的十几个人都是年青小伙子，大部分穿着油污的工作服，当时毛主席逝世才半个月，所有的人都还戴着黑纱，可是王和那十几个工人都把黑纱摘掉了。显然，这是派他们来的人特意吩咐的，下命令的人不想让人误解他们对小彦的死的态度。

吴彰对海平说：“他们让我去看姐姐，不让你去”，说完就哭了。海平问：“到哪儿去看？”吴彰摇摇头，“不知道”。这时，王走上前来，催促吴彰快去收拾小彦的衣服。吴彰走到柜子跟前，还没有拉开抽屉，就一头扑在柜子上大哭起来。

海平问王：“我去行不行？”王回答：“不行”。“为什么？”“你们没有合法关系”。海平拿出工艺美术工厂不久前给小彦开的结婚证明，王连看都不看。海平说：“就算我们没有结婚，人死了，同学、朋友去看一看又为什么不行？”“不行就是不行”。王冷冷地回答，“你不能去，这是我们和他们的亲戚协商的结果”。他所说的“我们”，不言而喻，是指工厂、机关、还有公安局，在这样的压力下，吴彰的三姨还能说什么呢？显然，上午那个警察要了三姨的地址，就是为了赶去“协商”一个草草了结小彦后事的办法的。

这时候，原来挤在过道里的工人中有几个慢慢地走进屋来，在海平和王争执的时候，他们一直静静地听着。很明显，王之所以带了这么多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起来，就是为了对付海平的，可是面对痛哭的吴彰和执意要去看小彦的海平，他们都沉默着，不少人的脸上流露出怜悯和同情。而这些情感王是绝对没有的。他不耐烦地催促着吴彰：“吴彰，你怎么搞的？还不快点收拾”。我把海平叫到一边，对他说：“看来你是去不成了，你一定要去吗？”海平茫然地看着我，也不知他是否听见了我的话。必须打破这个僵局，我想。我走到王面前，对他说：“如果除了不让海平去看小彦这一点之外，吴彰没有其他意见，那我可以说服海平不去”。王看看我，没有回答，转身出去了。不一会，他回来了，对海平说：“你不是一定要去吗？允许你去了”。“真的吗？”海平有点儿不大相信，王点点头，“我们请示了上级”。说着他转向我，“你呢？”“让我去吗？”我问，“你愿意就让你去”。“我去”。看来，这个突然的转变不仅使我们，也使工人们感到意外。几个工人走过来帮助海平和吴彰收拾东西，我插不上手，就站在一边看着。

海平突然问我：“你说，他们会不会把咱们骗到公安局抓起来？”“不会，不会”。几个工人连忙安慰我们，我笑了一下，不管王说的是不是真话，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去。海平和吴彰开始从抽屉里把小彦生前喜爱的衣物一件件拿出来，一个工人小声对海平说：“你不给她带点儿小玩意儿去？”海平听了，转身到另外那间屋里拿来一个小熊和几个贝壳。衣服整理好了，海平又拿了小彦平时盖的被子。

我们和那些工人及王一起下了楼，楼下停着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北京130卡车。王钻进吉普车，我们和工人们上了那辆130。吴彰和海平分别抱着小彦的衣物和被子。

两辆车一前一后，一直开进崇文分局的院子里，在一座楼门口停住了，王跳下吉普车，走进楼里。片刻，他和早上收走我和杨的证件的那个警察一起走出来。“李海平，还有你”，那个警察指指我，“下来！”我们下了车，“跟我走”。他把我们带进传达室，指着靠墙放着的长凳，“坐下！”说完转身走出去了。海平对我说：“我倒不怕他们把我抓起来，就怕看不到小彦”。“别想这些了”。一会儿，那个警察又回来了“李海平，跟我来”。海平跟他去了，留下我一个人等在传达室里。

几分钟后，我从传达室的窗口看见那辆吉普车和那辆130开出去了，130上面坐着吴彰和那些工人，海平不在上面。我们上当了！我们上当了，但是我却一点也没有感到愤怒和恐惧，似乎我早就明白我们来就是为了上当的。反之，如果我们没有上当，他们真的让我们和吴彰一起去了，我也许倒会感到意外。

我一个人坐在长凳上，心里平静得异常，仿佛一切感觉都已经麻木。屋里除了我，只有一个值班的警察坐在窗口，正在和小窗外一个50多岁的老工人交谈，老工人是来打听他儿子的消息的。几天前，他儿子被人打伤了，打人的人被抓了起来，他儿子也被抓了起来。“既然你儿子是挨打的，怎么还抓他呢？”值班的警察不冷不热地问道，小窗外，老工人陪着笑脸，“是，那正好赶上主席逝世期间，所以，所以得调查调查”。“你明白这个，那还问什么，回去等信儿吧！”警察呼的一下把小窗户关上了。在主席逝世期间，政府明令禁止一切娱乐活动，打人自然是犯罪行为，然而挨打也有“娱乐”社会之嫌，这倒是我闻所未闻的。这个小小的插曲使我的等待多少显得不那么枯燥了。

我拿出一支烟，可摸遍了全身，却没有找到火柴，正当我盘算着要不要向值班的警察借个火的时候，那个带海平的警察进来了。他上午那种声色俱厉的神态不见了，代之为一副坦然而淡漠的态度。他对我说，吴小彦的死，是自杀是他杀还没有搞清楚，你们不要在这种时候裹进来添乱，这里没有你们的事，等等。

我老老实实地听着，心里明白了，他们在小彦死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不扩大影响为原则的。他们阻止海平去看小彦也是出于同一原因。他继续说下去：你是个工人吧？是。那就应该好好上班，少管闲事，明白吗？明白。他从口袋里拿出我的证件还给了我，随后站起身来，把我送出门外。

“你要注意”，他说，“这几天不要再去丁家坑”。我说，可是我的自行车还在丁家坑，我必须去取。“你可以去”，他说。我问他我回丁家坑应该坐几路车？他告诉了我，并把车站指给我看。就在这时候，他说了几句使我多少感到意外的话：“我的意思你要明白，近几天不要去丁家坑，这并不是说我反对你以后再去找吴彰，但是你年龄比他大，应该给他好的影响，关心他，帮助他……”说到这儿，他扭过头，眼睛看着别处，“是啊，一家四口，如今只剩他一个人了……”

我回到丁家坑取了车，直接去找蛮子，把当天的经过告诉了他，并要他转告其他人。我自己已经筋疲力尽，只想赶快回家去睡一觉。的确，两天来，我太累了，以至于都没有精力去想一想那个最应该想一想的问题：小彦死了。一个4年来一直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死了，不在了，没有了，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我走出崇文分局大门几小时后，海平被他妈妈领回家去。第二天一清早，海平骑上车，从家里赶到东郊火葬场，想最后看一眼小彦，可是，当他到那里的时候，小彦的尸体已经火化了。

最后，我想引用那个除了吴彰外唯一亲眼看到死去的小彦的女孩子的回忆来结束最后这一部分，她看到了海平和我所没有看到的：“一张毫无表情的脸，每块肌肉都恢复了原状。肤色惨白，白的透明，嘴唇青紫，紫的发黑。她的眼睛，那双平时比孩子还要天真的眼睛，此时微微张着，毫无生气地盯着天花板，这绝不是对人生的留恋，却仿佛在等待着什么。在整个脸上看不出丝毫的痛苦，忧愁和怨恨……她的嘴唇微微张开，似乎有什么没说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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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晗女儿吴小彦之死作者：李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