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生活随笔】：

在炊事班的日子

1975年的夏季，不知为什么突然将我调到炊事班工作，令我不解。

咱从小就住校，是吃大锅饭长大的。对于做饭炒菜的事情可是一窍不通，甚至连菜都切不好。询问有关负责领导，说是叫我在食堂负责政治学习。不禁让我哑然失笑，只因本人一听说开会学习就头大，对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玩意儿从未明白过，怎么还能负责？感觉领导此项决定实在是有些荒唐。

平日里知青私下聊天，对食堂意见颇多，伙食不好是其次，听说他们还搞特殊吃小灶。我想既然让我负责政治学习，咱就先看看他们是否有吃小灶，然后再想辙提高各位的思想觉悟。不过，说句老实话，我在食堂工作期间，从未见过他们吃小灶，我也不会像个“包打听”似地天天盯着他们，我一般都是食堂的工作干完以后转身就走，食堂的工作人员到底是否吃小灶，我想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既然来到炊事班，那就努力工作吧，打打下手总还是可以的，毕竟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干这种事情。以后象洗菜、择菜、切土豆、绞肉馅，还有烧火这些杂事咱就主动伸把手吧。在这期间，我还学会了包包子、擀面条。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一个人做夜班饭。我把面揉好，再擀好切成面条，多放油及葱花炝锅，那面条做的绝对是上海人讲话：“米道老嗲（味道极佳）。”诸位看官可别笑啊，一碗面条是不算什么，可是在那个年代，在咱那旮瘩也只有病号才能享有这种待遇。眼看着打夜班的战友们个个吃得香喷喷的样子，咱的心里也与他们一样高兴。

在炊事班的日子里也不是样样顺心，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食堂这些知青都是来自一个城市甚至还是同一批下乡的，他们心挺齐但是有些排外，感觉他们对我这个外来户不是很欢迎，不像和排里的那些知青们呆在一起，和和睦睦地好打交道。有一次我与炊事班长为了一件工作上的事情发生争吵，谁知她第二天就称病“趴窝”撂挑子了，让我心中很是不以为然，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缺了谁，地球都会照转不误。我也很想看看他们究竟想怎样“挤兑”我这个外来户？

果然不出所料，两日后的傍晚，食堂为了给大家改善伙食杀了猪，做了许多“硬”菜。当时食堂两个窗口前已经排满了等候买饭的知青们，我连续叫了几次那个负责打菜的炊事员，他装聋作哑就是不动。我心里清楚，这厮是蔫坏，想给我难堪，替他那个班长大姐出口恶气。我强压怒火走到他的身前对他说道：“你去还是不去？”他很不情愿地跟我走到卖饭的窗口。更可恶的是他一边打菜一边在我的耳边罗唣不休，我耐着性子继续卖饭，直到所有打饭的人都走了，我把饭票箱子盖好，转过头问他：“你究竟想干什么？”压在心中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抬手就给了他两个大耳贴子，一脚就把他踹倒在地，并对他说：“不愿意干，明天下农业排干活去吧。”说罢转身而去。

可见我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水平也就是如此了，当时真是斯文扫地，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

那时的年轻人，一言不合经常发生逞强斗勇之事。不知是他自觉理亏，还是被我凶神恶煞的样子吓着了，总之他挨打以后，既没还手甚至连一句话都没说，搞得我心中也觉得很没意思。

晚上我正在卫生室与他人聊天，就见那位仁兄进来，先是递给我一支香烟，后又向我承认错误，请求不要把他下放到农业排。我心里清楚，这位仁兄自打下乡就在食堂工作，地里的农活一样不会，他心里极其惧怕到大田工作。我当然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把业务熟练的他逐出炊事班，再说他也领教了我的工作方式。我只是告诉他：“今后在工作中如果有意见，可以直接找我谈，甚至可以与我吵架，但是绝不可以在工作上消极懈怠。战友们在地里干了一天的工作，本来就很疲劳了，吃完饭也好早休息，你让他们等在那里，你认为合适吗？”他向我保证今后绝不再犯此类错误......

我在炊事班大约也就呆了三个月的光景，便被调到基建排工作。让我惭愧的是：在食堂工作期间，从未组织过一次政治学习，也只是对那位仁兄做了唯一的一次“政治思想工作”。

前些时候听其他战友告诉我说：“那位仁兄生病了。”我听后极其惦念，回想起与他在一起工作的那段往事，心中很是愧疚。在工作中有些争执是很正常的，只是再有道理也绝不应该动手打人。怪就怪我那时年轻气盛，行事鲁莽。在此，我真诚地向他道一声：“对不起！”

缝补浆洗

一日，在办公室的我闲极无聊，便打开电脑“流窜”到战友ZXX的博客中，因我知道他现在正在学习画画儿。在浏览的过程中，发现了他临摹蒋兆和老先生的一幅画《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使我想起1969年我的母亲给将要下乡的我赶织了一双毛袜子及收拾行装的情景……。我的心不禁抽搐了一下，是呀，妈妈当时虽然没有叮嘱我什么，但是从她的眼神里，我还是看出了她对我的担心。因为我当时还不到十六岁，她的心里很清楚，她不可能一辈子伴在我的身旁，往后的事就只能靠自己啦。

凡是在那年代上山下乡的男女知青们恐怕对做针线活都不会陌生吧？

刚下乡时，由于干各种各样的活计，衣服、裤子被刮破了，怎么办？或是由于汗沤、雨水浸泡、阳光暴晒，久而久之布料糟了，又怎么办？马上就要到冬天了，盖了一年的被褥该拆洗了，拆洗完了，你还是得自己做好被褥，总不能把所有的活都拿回家让家里的老人干吧？再说当时什么时候能够回家也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决定的。

我感觉这些事难不住那些女同胞。怎么说呢，因为在旧社会讲究的是女人要学会做一些女红（音gong），虽然已是新社会，但是我想这毕竟是有传统的。尤其让我惊讶的是上海的男知青有的还会打毛活，裁剪布料自己做衣服。天津老知青的针线活也做的特别好。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小知青来讲就比较难了。

刚开始衣服破了怎么办？笨人自有笨办法，到连队卫生室去讨点橡皮膏，从衣服的里面贴上，那也就算是补上了。可是时间不长，由于橡皮膏的布结实，自己衣服的布已经糟了，它的棱角部分就又被磨破了，那可是口子挨着口子（真可以和当今社会那些刻意把仔裤膝盖部分弄得一条条破洞，还是毛边的时髦青年们媲美。想想这事我们这些下乡知青还是“鼻祖”呢！）。没办法啦，那会儿还有男女界限，也不可能去找女同胞帮忙，只好自己动手。就这样，我逐渐地学会了做被褥，给衣服打补丁，比较难的就是屁股上的补丁不好打，不过经过实践，我已经是个熟练的高手了，那针脚的缝隙与密度一般大小，平平整整，熨熨帖帖的相当漂亮。除了布的颜色不一样，几乎什么都看不出来。

1971年秋，十一放假一天，天气晴朗。拿出放在箱子里的棉袄棉裤来晒，衣服上的那些斑斑污渍，看着很是不“爽”。突发奇想，洗洗干净吧，说干就干，把棉袄、棉裤就拆了，洗完晾干后，就自己开始做棉袄。当时觉得自己经过两年的锻炼，已然能耐不小，做针线活也不过就那么回事吧。勉强把棉袄照猫画虎地做好，虽然模样不济，肩膀头那儿也是一边高一边低，但是还勉强可穿，看着干干净净的棉衣，心里还是有些许成就感。可是做棉裤就没那么容易了，连做了两次，到裤腰那地方怎么也做不上了。急的我一脑门子白毛汗，心想就要进入冬季，如没棉裤可穿如何是好，不禁愁上心头……

第二天上班时，我对排长秦献忠说起此事，老秦听完后不禁笑了起来，还就手给了我后脑勺一巴掌说：“你小子还长能耐了，还敢做棉袄棉裤了。没关系，把棉裤拿来，我让你嫂子帮你做上就是。”没两天一条干干净净缝好的棉裤就拿回来了。

这件事距今已近41年，我想做任何事都要掂量掂量自己是否有这个能耐，不能头脑一热就不管不顾地做起来，如果不是我的老排长秦献忠帮忙，那年冬天我会很尴尬的。还是老祖宗总结的好：没有金刚钻就甭揽瓷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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