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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第一次尝试高考是在1973年。辛辛苦苦准备了的数理化，由于张铁生事件而泡汤了。那时我正在黑龙江某农场食堂劈柴、烧火。由于烧火有时间性，我便利用几顿饭的空隙看我的小说、语文和数理化。下乡时年轻，精力非常充沛，不到两年时间我已经把文革前的高中语文和数理化全部学完，还继续叫哥哥在上海搞到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以至整个农场都在传说我已经在学习高等数学了。不是传为美谈，而是带着一份讥笑——那时没有人学习数理化。以至许多年后，我妻舅到东北出差，在火车上巧遇曾和我同一个农场的东北知青（不在一个连队），那同事谈起农场有一个非常有水平的上海知青，边烧火边学数理化，在农场就已经自学高等数学。我妻舅告诉他：“他就是我姐夫。”
由于家庭问题，打那以后，我对高考已经变得心灰意懒。每年连队里都有几个知青成了工农兵大学生，我都花上几块钱给他们每人买上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写上几句豪言壮语或勉励的话。但心里的酸楚只有我自己知道，因为每年这个季节都是我给他们补课，然后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学生”先我而去，有的上了北大清华。
为了弥补我的遗憾，也为了利用我这块“有用之才”，分场调我到连队的小学任六年级班主任，教语文和数学，一年后调分场中学任语文教师。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就像滚动着的一阵阵惊雷，撼动着每个知青的心。从当年年初开始，已有消息不断从参考消息、从各大院校、从四面八方传到祖国的每个角落、每个知青点，也不断有高考复习题从上海、从高校邮寄到农场。前几年“先我而去”的还没有忘记我这位“恩师”，开始反哺了。
由于几年没有再碰数理化，当我重新捡起封存已久的书籍，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感觉：不知这次能不能真正派上用场。1977年高考是各省自己命题，由于是中断高考十几年后的第一次，所以各省都有一个初试。不知是命题官不能把握考生的水准还是给考生一个下马威，黑龙江的初试题出奇的难：数学考题里已经包括一道解析几何题，难倒了大部分考生，出了考场都没有了感觉。大家提出，到郑建栋那里对对答案。对了答案，就更找不着北了，因为大部分考生匆匆上阵，连基本的三角题都不能顺利地求解。
临复试前，学校按照省里的要求，给了我们一周的休假温课。由于我教初二、初三语文，而我女友教初二数学，两人一旦“罢课”，给初中部教学带来不少麻烦。好在学校的教师之间平时关系比较融洽，代课的事很快就得到妥善安排。为了挑灯夜战，我们买来大包蜡烛，因为连队的发电机晚上九点就停止运转了。为了给我补充一点儿营养，女友花了一块八毛钱买了一个苜蓿肉罐头（一种鸡蛋炒肉罐头），每顿饭往我窝窝头和馒头里夹上一点，平时难以下咽的窝窝头和馒头顿时成了美味佳肴，唾液分泌明显增多——要知道我们已经有半年没有闻到肉味了。若干年后，我爱人还说还想再吃一回苜蓿肉罐头。
考前一天下午，连队里三个通过初试的知青：我、我女友以及另外一个男知青爬上轮式拖拉机后车厢，上面堆着高高的公粮袋。一大帮学生、家属、知青围着拖拉机叽叽喳喳在议论谁能考上。临开车前，连队的唐大夫在车下用他那略带河南腔的东北话大叫：“我看你们仨，只有一个人能考取！”
复试回来，我们重新安排上课，但同事、学生对我们的态度明显有了变化。特别是班级里那些年纪较大的女生，上课时都用一种非常奇特的眼神看着我。要是在平时，我会提醒：“同学们，请上课不要走神！”但现在，我也有一种预感，心中腾起一股难耐的依依之情。那些年纪小一点的女生会在走廊里小声地对我说：“郑老师，听说你要走了？”
1978年 1月，我收到上海某大学的入取通知书(连队只有我一人考上大学)，从上海赶回黑龙江农场办理各种手续（那时我正在上海探亲），依次到平时关系比较密切的同事、领导和学生家里话别。唐懿敏同学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由于我平时对这些“二劳改”的子女一视同仁，在选用班干部和入团问题上，从来不给他们设置障碍，所以师生之间平添一份感情。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上对刑满留场人员的看法明显有所改观，所以我也毫无顾忌地在小唐家里吃了饭。临到酒酣话多的时候，小唐心直口快的母亲带着笑脸告诫我：“我们看卢老师是个很不错的人。如果你上大学把她甩了，看我们对你不客气！”我知道他们指的是，农场前几年走的几届工农兵大学生，有过几起“陈世美”事件。
现在我的儿子已在多伦多大学学习，也快到我们那时的年纪了。每每和他谈起我们这些父辈求学的往事，儿子都表现得一种不理解：“谁叫你们生活在那个年代了？”我们总是心潮翻滚……
注：如果唐懿敏同学能在网上看到这篇文章，请与我联系：zhengjd@hotmail.com
（2004-02-16 于 加拿大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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