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难忘怀我下乡插队的第一天——1968年10月31日。
在乡下三年多的日子里，每逢10月31日，我和同伴们都要庆祝一番。那天不出工，打打牙祭，或者穿戴整齐些到二十多里外的县城去，尽量热闹一番，我们戏之“过周年”。“过周年”是当地的乡俗：逢死者的忌日，生者做一番祭奠，祭奠之后当然要吃一顿酒饭，一般也只举行三次，“三周年”过毕就不再举行了。这同我们的三次“过周年”倒有几分巧合，意义也颇相近。
人“老”了（乡俗讳“死”，称“老”），入土为安，到了该去的地方，再也不为人世的艰辛心劳和身劳了，也算得是喜事。人去了不可再生，人们想起死者也不免有些哀伤。我们的“过周年”也像一种祭奠……
我清楚地记着那一天。
几乎到中午了，才有社员拉着小毛驴到千阳县革委会大院来接我们，我们是头天夜里到县里的。整个大院里就剩下我们七个人了。我们这七个人是五男二女，都是听天由命的孤独者，即都没有自愿结合编组。同是天涯沦落人，不一会儿也熟了。社员利索地把我们的行李上了驮，我们用省城的官话和他们搭讪，多是语言不通，只得闷着头跟他们走出革委会大院，如被逐出的亚当和夏娃。
县里的街道不宽不长，“日中为集”的古俗使街道热闹拥挤。驴子大模大样地走在街道中，汽车来了也不肯让一下。来接我们的生产队长是个黑汉子，黑鞋，黑裤子，披着的黑袄里露出黑褂子，腰上裹着黑腰带。似乎半条街的人都认识他，叫他老鸹，也就是乌鸦。那时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还未发表，只听他对问他的那些人说“接的是知识干部”，我们也没去纠正他。
出了县城，过了千河大桥就没了公路，渐渐地也听不到县城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广播声了。路旁一株株果实累累的大柿树，煞是好看。偶尔有乌鸦在树梢享受，它们也不声张，只听见翅膀的扇动声。沿着河道上行十五里就开始上山（其实是塬），路很陡，驴子都出汗了，却依然走得很快，它们知道快要到了，也懂得只有到家才能放下背带的重荷。我们几乎赶不上驮队，社员让我们学着他们的样子——手拉着驴的尾巴上坡，说可以省劲些，我们没去做，大半是好强及对驴的同情，也可能有人也怕驴踢。
路过大队部，大队开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会。驴子自然先走了，它们急着得到解脱。而我们这些第一批急着自愿下乡的，似乎亦要解脱什么。
离开大队部，就上了塬，远处才见一座石山，要去的村子就在那石山脚下。石山规矩得像一座金字塔，拔地而起，显得伟耸而又神秘。问老乡叫什么山，答曰：大王殿。
“望山跑死马”，走到山脚用了不少时间，却总不见村子的影子，待我们忍不住问还有多远时，村子已在脚下了——村里几乎全是窑洞，没几间房，站在崖背上当然看不到脚下的村落了。
给我们安排的住处也是窑洞，以前是喂牲口的，窑洞很高很大，能停放两辆汽车。窑洞里还留有喂牲口的槽，正好放我们的行李。进窑洞门右手边有一通大炕,勉强只能睡下四个人，于是又搭个铺,让我们中间的“领袖”住下。
队长早就派队上能干的媳妇擀好了面条等着我们，面条切得又细又长，我们惊叹不已，说是像过生日的寿面。这时那个一路上没见言语的女生小声说：“刚好今天是我的生日。”“10月31日？”大家有些不信，“是10月31日。”她不像是开玩笑。于是大家祝贺一番，她也很高兴在这个日子里有这么多人为她庆祝生日，此时她更未料到，11年后会成为我的妻子。后半晌大家就忙着收拾自己的窝。
山里黑得早，大王殿早就遮住了夕阳。晚饭后，在忽明忽暗的小油灯下，那位自诩为当然领袖的好事者叫我们打开《毛主席语录》，念了几条，看样子早有准备。他慷慨陈词一番后就带我们“认门坎”，访问贫下中农。待从几户社员家里出来，天更黑了，跌了几个跟头才摸回崖背。进了窑洞，点燃那盏小油灯，顿觉亮多了。“领袖”借口要写东西端走了那盏油灯，趴在他那张单独搭起的铺上。其实大家都知道，他要写的东西不过是想把他的女朋友调来的报告。
无灯，看不成书，也睡不着觉，我又重新踱回院里，走到崖边张望。
从喧嚷不息、灯火辉煌的都市一下子跌到这静谧的山庄，足以使许多头脑发胀的人清醒了。我望着星光衬托下的大王殿，夜色中它更像法老的坟墓，更加神秘而肃穆，犹如郭沫若《凤凰涅槃》里的丹穴山，而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就好像带着“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集香木自焚的凤凰。天安门广场上山呼万岁的情景犹如昨日，可如今这“禽中的灵长”被军宣队、工宣队和自己建立的革委会拔光了翎毛，他们像炉中的烧饼，翻来覆去地被烤，不是当过“保皇”，就是当过“小反革命”，有的脸上刻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红字……
“凤凰落架不如鸡”，但他们毕竟不是鸡，他们带着飞倦的身体，回到他们出生的地方，衔着香木，为了自焚，也为了再生——这恐怕就是我们自愿去农村的初衷。
我又回到窑里，在那飘忽不定的油灯光下，打开雄文四卷，从中找我缺乏的食粮……
（2003-08-10 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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