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的诉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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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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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 选 ） 一、闭塞的山村 黄土高原的太行山深处，晋省中部一个小山村，二十九户人家，一百二十几口男女老幼生活在大山的怀抱里。小山村在这前后连绵不断的大山之间的山沟里不知存在多少年代了。一排排窑洞依山而建，在山坡处找块干燥向阳的地方开挖打洞到一定深度和高度，铲光抹平，洞口用山上采来的石头垒起，装好木制门窗，洞前再平出一片平地，窑洞便建成了，山村的人们世世代代就住着这窑洞。 一条小河在村前流过，日夜唱着欢乐的歌，平时只有脚踝深，它由山泉汇集而成，名字叫涂河，经过百里山川的爱抚流入萧河，再与萧河汇入汾河，汾河向着黄河，黄河奔向大海，于是大海成了它最后的归宿，怪不得人们都说大海是故乡呢。小河水清澈透底，平时村民、牲畜用水就靠着它。 小村对面的大山叫涂山，光秃秃的石头上只长着些草，冬天野草枯黄，山石裸露，狂风吹过一片凄凉。 啊，闭塞的山庄，县级以上的地图上找不到它的踪影。它有一个平凡的名字——侯峪。 20世纪60年代末，小山村发生了新鲜事儿，十几个十几岁的北京中学生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山庄。北京，在这个小村人的心目中可是个神圣的地方，别说那宽阔的马路、高高的楼房，单说那天安门，还有那北京城里居住的毛主席就令老乡们神往了。现在来了北京娃，从那么好的地儿到这个山沟里，着实让乡亲们吃惊了。朴实憨厚的老乡们由衷地为这群孩子们惋惜。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狂风吼叫着，涂河结了厚厚的冰，涂山稀疏枯黄的野草被寒风逼得抬不起头，苍空低垂，山川寂静，一片凄凉。一辆敞棚的解放牌卡车停在村旁，十几个早已冻得瑟瑟抖抖的北京学生依次爬下车，可不是，汽车在颠簸的山间公路顶着寒风急驰了七十多里，学生们在敞篷的车上早已冻僵了手脚，吹硬了面颊、耳朵。 这拨学生大的二十一岁，两个大男生，一个叫姜达，一个名上官玺，都是老高三学生。姜达戴着副眼镜，眼光总充满深沉，一副老成世故的样子，他的父亲解放前当过伪警长，“清队”时自杀了，母亲靠做临时工度日，全家生活非常艰难。意外的变故、生活的磨难使姜达形成了遇事圆滑、深沉隐晦的性格。上官玺到是正经工人出身，小矮个，大脑袋，见人脸挂笑。另外四个男生都是十六七岁，一个叫纪新，一个叫程绩，一个叫刘刚，还有一个叫曹新民的。曹是革命军人的子弟，父亲是个解放军挺大的官，一月 200多块工资，在当时这是高干的工资标准，但全家十几口人靠这工资养活就比较困难了。曹新民虽出身很好，但一点没有高干子女的优越感，经常穿着很旧的打了补丁的旧军服，可能从小家庭生活困难，与平民百姓子女也合得来，他患有心脏病，按说不能来插队，可他偏要到农村干革命，不听劝阻来了。其余的都是女生了，年龄都在十八九岁，形象各异。李妮，长得挺漂亮，也是“革干”出身，父亲是十三级的处长，血统高贵，来插队纯粹属自愿。吕宁出身旧知识分子家庭，不爱说笑，颇有心计。纪红是纪新的姐姐，憨厚诚实，在学校就是班干部。马杰虽是女孩，却是男孩的脾气，干事急急火火的。另外还有汤元、张军、方平等等。 村里小学的崔老师带着十几个学生吹着唢呐呼着口号欢迎知青，知青们缩头缩脑的提着行李被带到住处。男知青们住在一间大房子里，说是大队部。此房是山区就地取材用石头与土盖的，四面走风漏气的，一盘大炕占据屋内一边，一个砖砌的火炉燃烧着微弱的火苗，因为烧的是煤土对半的煤泥。这地方烧煤要到一百多里以外的煤窑去拉，很不方便，老乡们都是烧火炕取暖，烧炕还要上山砍柴，这些目前知青都不具备。这大房给人第一感觉是冷。女生们住在一老乡的窑洞里，密封较严，还比较暖和。 这就是知青们的新家，大家忙着收拾东西。一大群村里的娃娃们趴在男知青住处的窗外看知青收拾，看到知青每人带几套衣服和两床棉被感到很富有，因为村里不少家庭还是几人合盖一床被子呢。 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高明、大队长李四货来看望知青，李高明有四十多岁，显得忠厚老实，他挺会说话：“我们早就盼望你们来了，你们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人，社员们都非常欢迎你们。”这些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不由想起前几天从北京刚到县城，在招待所住的时候，有几个当地前几年插队的老知青来北京知青驻地游说：你们来这儿干什么，村里老乡们才不欢迎你们呢，我们插队的村子老乡恨死我们了，前些天武斗时还往我们房子那儿扔手榴弹呢，吓得我们都回城了。当时有的北京知青听了都哭了，有当时提出要返回北京的，当然是不可能的了。 现在听了高明书记一番话怎么能不感动呢。大队长李四货三十多岁，在北京当过几年兵，算是有见识的人，他介绍这个大队叫上庄大队，有五个小队，南庄、上庄、中庄、姚家背、侯峪小队。这拨知青所来的小队是侯峪小队，也是上庄大队所在地，奇怪的是大队名字叫上庄，驻地在侯峪，而上庄小队却不是大队所在地。除侯峪外，其它四个小队也去了北京知青，后面章节将会提到他们的一些情况。 接着，知青们被带去吃午饭。一间临时借用老乡家的伙房里，支一口大锅，一个身穿污垢衣服的老乡正烧火做饭，正烙发面饼，他边烙边吃，见知青来了，不好意思吃了。当时吃顿白面很不容易，谁做饭也要占些便宜。这位做饭的老乡就是侯峪小队的政治队长李青友，在当时政治挂帅的年代，所有部门单位都要设政治人员，连这个小村也没落下，可见那时的统治是多么到位，怪不得当时的政令是那样有权威。 饭罢，知青提出到村里贫下中农家看看，由侯峪小队队长李应福带着去。李应福已六十有余，在城里早该退休了，他是1938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老人满脸皱纹，黝黑的脸上透着慈祥，一块白毛巾裹在头上。他带着知青们到贫下中农家一家家转，知青们把带来的毛主席像章送给每家一枚，这在当时可是珍贵礼物，人们求之不得的东西。 转遍全村，对此村有了了解，29户人家，120多口人，拥有土地700多亩，分布在村子四周的大山上，地真不少，人均7亩多，但大部分是山坡地，收成很低，700多亩才打不到10万斤粮食，亩产不到100 斤，广种薄收是山区的特色，还有三四百棵果树，主要是国光苹果和莱阳梨。村子在抗战时期遭受了深重的灾难，由于处在抗日政府与日伪政权争夺的关键地带，当时抗日政府坚决不让它接受日本人的维持，而日本人总想把它征服，以继续蚕食抗日政府控制的其它地区。这样一来，日本人三天两头来扫荡，烧杀抢掠，小村在抗战时期被日本人杀死30多人，7 户人家绝户，直至抗战胜利都没被日寇征服。村子还存在着当年被日寇烧毁的房屋窑洞的残墙断壁，一些老乡对当年日本人的兽行记忆犹新，提起来就流泪。 拜访贫下中农回来后，一位中年妇女急冲冲来找知青，说：“你们给贫下中农毛主席像章，俺是中农，可是烈属，给俺一个吧。”知青就给了她一枚。她叫李风清，男知青的邻居，她父亲是在抗战时期参加八路打仗牺牲的。 夜晚，在油灯微弱的光亮下，知青们开了来村第一次会，选举曹新民、纪红为知青负责人，制订了不久以后庆祝毛主席生日在全村演出节目的计划。当时这些知青们的心是多么的火热，充满担当解放全人类大任的雄心壮志，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共产党、为了毛主席他们可上刀山、下火海，死了都在所不计，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会出现金训华、张勇等诸多知青英雄的原因。 十几个北京中学生，在闭塞的晋中山村，开始了谱写一段知青生活史。 二、寒冷的冬天 1968年冬天，天气异常的寒冷。侯峪的知青12月6日离开北京,7日到达山西这个县城，11日进村,一路风风火火，还没感觉到冷。但新生活开始后，面对第一个考验就是严寒。男生住的大房四处透风，砖砌的炉火总生不着，索性不生了。火炕不会烧，干脆不烧了。屋内失去了热源，变成了寒冷的世界。水缸里的水结了厚厚的冰，墨水冻成了冰砣，室内温度到了零下五六度。男生们在屋内穿棉衣，戴棉帽，搓手跺脚的。 严冬的清晨，男女生们到河边洗脸。河面结了冰，有人砸了冰窟窿取水，山村人全年用水就靠这条河。学生们用脸盆从冰窟窿中舀起水，冒着严寒洗脸。寒风阵阵吹，手脸被冻僵，老乡摇头叹，北京娃如何要这样？他们哪里知道，这些学生在北京住有暖气的楼房，喝现成的开水，到这里一切都要靠自己，一切来得突然，他们还来不及安排生活，还没来得及学会生活。 开始上工了，知青们戴着棉帽口罩手套，扛着锄头铁锹，爬向高高的山顶。冬天的主要活计是修梯田，将梯田内侧的枯草锄尽，防止来年蔓延。顶着呼啸的狂风，上工的人们爬数里甚至十几里的山路到达工作地点。先找个背风的地方，收集些杂草树枝，点燃一堆火烤烤暖和暖和。有的老乡拿出烟锅，抽起自己种的烟草，由于加工粗略，散发出刺鼻的气味。老乡们抽不起香烟，有时村里代销点进二分一包的白皮烟他们都看作是宝贝呢。知青们站在高高的山顶，望着广阔无垠的黄土高原，群山连绵，逶延起伏，那远方有自己生长生活过的可爱故乡。城市与农村，大地方与小山沟差别如此之大，这难道就是他们的最后归宿吗？这小山村将是要生活一辈子的第二故乡吗？来时可都是这么讲的。有些知青的革命热情开始逐渐被现实冷却，生活的艰难开始清醒了他们的头脑。但谁也不敢道出真言，思想桎梏的枷锁牢牢束缚他们的言行。到是老乡们不管那一套，有话直说：“你们真的在这儿一辈子吗？多不待在（舒服）呀。”但当时对知青们来说，离开这村子简直就是做梦。梦，只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已。可这种梦稍一闪念，立即被当时的统治思想所制服，是呀，怕艰苦，想回城，可是大逆不道的，刚来就想走简直像犯罪。 知青们处处表现出积极，工前、工间歇的时间长了些，他们带头干起来，闹的老乡们也只得磕掉烟灰拍拍土懒洋洋地起来干活。只见知青们抡圆锄头，挥起铁锹拼命干，没多会儿，手上磨起了泡。老乡们却稳稳当当不慌不忙，看着知青干活直好笑。日子还长着呢，这种干法能维持多久呢？不光这些，挑土时，老乡给知青土筐加土都少些，怕累着他们，可知青却不干，非让多加不可。掏茅坑更是脏、累、臭的活计，就是将各家茅坑的茅粪掏到木桶里，再挑到山上的梯田中，不小心就会溅个满身粪便，老乡们衣服少，弄脏了没的换，都不愿干，副队长扣蛮老实巴交，只得自己干，知青们见此，纷纷请缨，所以每次挑茅粪都是扣蛮与一知青，那个叫汤元的女知青也挑过数次，在村里妇女中传为美谈。因为女人在小村里显得很珍贵，女孩子大了，都要找个好婆家，一般要嫁到平原地区，而平原地区的女孩却不愿到这山沟里来，所以村里男女比例失调，有的男人一辈子娶不上老婆，小小的村成年男人也就四十来个，光单身汉就有十来个，这样女人自然成了宝贝，很少有下地干活的，更甭说干脏活累活了。 冬天的严寒继续肆虐着，知青们也与寒冷搏斗着。男生睡觉时都挤成一团，集中压上三床被子，还戴着棉帽口罩。女生们在冻河边洗脸，被寒风一吹，皮肤已粗糙不堪，手背裂开了血口子。知青们开会讨论觉得应该改变生活现状，学会料理自己。于是决定自己做饭、砍柴，轮流做饭，每人一天。饭很简单，一般是清早焖小米饭，炒土豆丝或酸菜，中午是压高粱面条，就是把掺了榆皮面的高粱面放进一有孔的器具，将面从孔里压到开水锅里，像做粉条一样。煮熟捞入碗中，放入盐、醋、辣椒等调匀后吃。晚饭都是和子饭，即熬锅小米粥，切进些萝卜土豆，将棒子面捏成小饼状放到里面，再撒上盐，炸点辣椒油放入，便可吃了。这些都是当地老乡世代流传下来的吃法，谈不上营养，说不上好吃，只是填饱肚子而已。知青们随乡入俗，也这么吃，至于肉类只能到过大年或八月十五队里宰羊才能每户分上两三斤，食用油每人每年只有一斤麻子油，好在知青都从北京带些来。砍柴是个苦活，要到很远的深山去砍伐。一天，曹新民、程绩、纪新顶着狂风，走十几里山路，来到一处高高的山顶，那里长满了酸溜溜（学名沙棘），这种柴好烧，三人便砍起来。酸溜溜上长满了刺，他们用镢头砍倒不少，但捆起来挺难，不小心就扎破手。半天才捆了两小捆，用扁担担起，狂风劲吹，山路崎岖，走路摇摇晃晃，到了悬崖处，一条小路通山下，可担着东西无法走，一生气，曹新民把扁担连柴从悬崖扔下去。到了山下，扁担摔断两截，砍的柴也只够一天做饭用。生活呀，就是如此艰难。 就在这漫漫的严冬里，知青们仍积极准备着庆祝毛主席生日的节目。12月26日晚上，政治队长李青友早早召集全村社员到小学校教室，说晚上插队学生演节目。 教室里挤满了人，油灯光微微弱弱，社员们的烟袋锅时而在黑暗中闪着红光。十几个知青排成两排，站在前面，开始了演出。这是一组歌唱毛主席的歌曲，用朗诵串了起来，没有伴奏。“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在一起，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在一起，山山水水隔不断，和我们在一起，世世代代不分离，和我们在一起……”这些歌词现在听起来觉得挺可笑，但当时是那么神圣。社员们看得津津有味，政治队长李青友眼睛放着光，握着拳头，很激动的样子。小小的山庄平时没有娱乐可言，今天知青简单的表演已使老乡们享受到过年都难有的乐趣。窗外寒星在闪耀，窗内歌声正激昂，太行深处，大山丛中，侯峪小队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侯峪知青插队的第一个冬天是在与艰难、困苦挣扎搏斗中熬过的。他们怀念温暖的春天，盼望着美好的未来。但春天真到来的时候，他们又遇到了新的风波。 三、春天的风波 春天终于来了。大地复苏，群山披上绿装，野花开满山坳，涂山焕发出了生机，涂河又欢快地歌唱。侯峪知青终于熬出严冬，来到春天的怀抱里。自北京到侯峪插队好几个月了，知青们经受了严寒的洗礼，了解了全村历史、人员的概况，理想与现实、宣传与实际在知青们的脑子中形成很大的反差。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底学习他们什么？贫下中农并不像宣传中所说的那样政治觉悟有多高，他们照样说一些怪话、风凉话，他们也贪图小便宜，想法侵占集体的财产。对知青还算关心，可却将国家拨给每个知青 210元的安家费挪用，却没有积极给知青们盖房。如何看待农村及贫下中农的另一面，知青们在思索，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上官玺、刘刚等大部分知青认为贫下中农好像没什么可学的，他们自私、落后，文化素质低，知青到农村主要是改造客观世界，至于自己的主观世界用不着太多的改造，政治觉悟比贫下中农还高。曹新民、程绩等少数知青觉得知青到农村首先要改造主观世界，毕竟从小在城市长大，没吃过苦，只有主观世界改造好了才谈得上改造客观世界，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农民脚上虽然沾着牛屎，但他们的心是干净的。如何看待贫下中农的缺点、农村的黑暗面，怎样对待主、客观世界的改造问题在知青中形成了分歧，直到后来知青离村，甚至到如今也没有完美的解释。但正是知青对农村的一些看法开始了他们对一些看不惯事情的反击。 仲春三月，农活儿主要是刨堰子，就是把梯田边沿的草根刨出来，省的它们蔓延到梯田里边侵占庄稼生长的土地。刨完堰子的梯田就可耕种了。这种活计老乡们干起来很熟练，壮劳力每天能干十几页梯田，可在那个干好干坏都一样、干多干少差不多的年代就是另回事儿了。老乡们干起活来懒懒散散，刨几下就站着歇会儿，一天干下来的活计只是真正能力的一半，这就叫出工不出力。也难怪，在什么都平均的年代，人们没有积极性，能量发挥不出来，出现上述情况就不足为奇了。 这天下午，副队长李爱中带着几个知青和社员（现在的乡一级行政区划当时为人民公社，老乡都称社员）来到叫五亩子的梯田处刨堰子。李爱中是赶大车出身，常年跑外有些见识，也养成粗犷的性格。五亩子梯田有几十页，十几个人一下午加把劲儿能干完，但如果晃晃悠悠干就干不完，还得来一次，费工费时。李爱中带人到田头就宣布：“大伙听着，今天下午就这活计，干完就回。”社员们一听兴奋起来，也不歇了，立即就要干。“慢着，不能这样干，这是包工！”知青刘刚道。“我不管它什么包工不包工，我就知道把活干完就行！”李爱中叫道。“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不行！”刘刚大嚷。“听我的，干！管它什么道！插队生不包，给他们留下底下几页子，让他们慢慢干吧。”爱中嚷着并把手一挥，社员们就快快干起来。老乡们这时候干活确实利索，也不刨几下歇半天了，平时懒散的习惯不见了，一气呵成，日头偏西就干完了活计，真是人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产生了巨大力量。老乡们干完活，扛起镢头就回。知青们继续干着，虽然他们每人工作量平均下来要比老乡们少得多。直到太阳落山，天暗下来，他们才回家。憋了一肚子气，方平摇着头说：“哎，农村落后势力太大了，什么时候才能转变呢？毛主席的思想怎么能落实到这儿呢？”踏着弯曲的山中小道，大家默默地走着，无可奈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春耕过后，大队要开会研究干部的工分补贴问题。每年大队长、党支部书记、大队会计、小队长、小队会计等干部都要享受补贴工分，主要是这些干部要额外操心，责任大，分别不同级别给予补贴，像大队长每年补 300个工日,小队长 200个工日等。有些社员对此有些意见,一些知青更是认为这是搞特权，干部就应是人民公仆，只有奉献，没有特殊。 中庄小队的知青赵保国开始串联其他小队知青，拟提出取消干部工分补贴的意见。他找到侯峪小队知青商量，得到上官玺、刘刚等知青的响应。那天，全大队大小干部都到大队所在地侯峪开会，研究下步生产事宜，包括补贴事。大家刚坐好，大队长李四货主持会议，他咳嗽一声说：“今天的会很重要，春耕刚忙完，下步要进入疏苗、锄谷阶段，学大寨、赶昔阳，粮食亩产要超纲，大家要努力，不可松气。”刚说到这，只见赵保国带着一群知青推开门闯进来，说：“趁着干部们开会，我们提个要求，干部的补贴工分能不能取消了，群众意见大着呢。”李四货一愣，干部们也措手不及，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干部工分补贴这个多年的惯例连“文革”中都未取消，现在思想没准备怎好回答。知青们站在那，干部们坐在那，一时很尴尬。沉默了一阵，中庄小队队长李海兔站起来说：“补贴我不要了，小队长我也不干了，我走了。”说完，提着烟袋锅子头也不回走出屋。上庄小队长李宾锁也效仿走了，还有几个干部也要离开。李四货着急了，大声说：“都别走，还要开会呢！”“干部不干了，还开嘛子会。”有人说。李四货一时没了主意，看着知青们说：“你们做他们的工作吧，大家同意取消补贴，我没意见。”知青们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原以为用大帽子一压，大道理一讲，落后思想就得退缩，可实际不是这样，老乡们最讲实际，在那贫穷的年代，工分就是命根子，少一点他们也不会干的。知青们的思维与老乡们有很大差距，他们理论与实践还没有结合好，更何况他们的理论是否正确呢？会那天没开成，又拖延了些日子才开，干部补贴工分照样拿，知青这次行动失败了，以致影响到后来赵保国的入党。 两件事上知青都没能达到目的，本应反思一下为什么，可他们不服气，侯峪知青又在安家费上作文章了。国家拨给每个知青 210元的安家费哪去了？上官玺和几个知青找到大队长李四货求答案，问是不是把安家费挪用分红了。他们本想这回能叫队干部尴尬下不了台，满怀着信心。谁知李四货不慌不忙，笑着拿出算盘，一笔笔算起账来:扁担一条2元，17个知青34元，扁担钩子一副3元，17副54元,箩筐一对 4元，17对68元……算来算去，安家费已剩无几，何况春忙过后还要给知青们盖房，不够只有队里补贴了。上官玺不服气，问：“那些东西不是队里的木匠、铁匠给制作的吗？那些箩筐不是李二小老汉给编的吗？怎么也算钱？”四货答道：“木匠做扁担，铁匠打担钩，李二小编筐，队里都要给他们记工分，准备材料，这些都是钱，我给你们算得都比外面买的便宜呢。”真是有账算倒人，上官玺等无话说了，倒落了个灰溜溜的。 春天本是令人遐想的季节，可知青们败了三个回合，风波迭起，现实给了他们这群年轻的娃娃们什么启示呢？他们还是太嫩了，简单的思维，理想的头脑应付不了复杂的世界。 四、清水与真情 水，生命之源，生活在大都市里清水到处可见。拧开自来水龙头，清水流出；商店柜台的瓶装矿泉水，晶莹剔透；大桶的纯净水，透明闪亮。但在侯峪那个小山村里，当夏天暴雨过后，有时为找点清水要拼命奔波，也正是这件事，使知青们为社会做出迈向生活的第一件好事。
涂河流经侯峪时还是由山泉汇成的小河，从村前潺潺地流过。平日里，温顺可爱，水流清澈，只有脚踝深。小河日夜奔流，唱着欢乐的歌，知青们爱听它的歌唱，经常目送它绕着大山奔向远方。小河给予人们欢乐，也是人们的生命之源，全村人畜用水就取之于它。 五、切脱机的启示 侯峪的北京知青们经受了严冬的考验，经历了春天的风波，进入盛夏，干了件众人称赞的好事，社会的现实不断给予他们以新的启示。当时这个大山之中的小山村还没有电，照明用油灯，笨重的活计靠人工或牲畜完成，切草和打场两件农活就是这样。 切草是给牲口切饲料，由三人操作，用一把大铡刀，一人蹲着将谷草送进刀下，一人掌刀把，一人按刀背，一下一下地把草切成寸把长，一天下来，每人都累得腰酸腿疼，劳动成果只能够全村牲口吃一两天，男劳力们怕切草，但谁也躲不开，生产队长轮流派。 打场是活受罪的活。盛夏，小麦收到场上要脱粒。把连秆的麦子摊在场上晒干，人牵着捂住眼的毛驴，站在骄阳下，忍受着马蝇的疯狂叮咬，驴拉着石碌碡在麦子上一圈圈地压来压去，把麦穗与秆分离后，再用扇车扇去麦壳剩下麦粒，这就是人工脱粒过程，费时费力效率低。若遇连阴天，堆在场上的麦子晒不了，时间一长就要长芽，这种发芽麦磨面不好吃，粮站不收购，辛劳的成果便付诸东流了。 山村村民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用这样原始繁重的劳动过着艰难的生活。 不久传来喜讯，小山村要通电了。又不久，一根高压线拉过来。本应是两根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可当时为节约，搞了技术革新，只拉一根火线，零线从变压器处就地埋入地下，还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革命工人及革命技术人员的革命发明，节省了大量的线和线杆。 这种发明至今也没听说过有第二次，不过当时确实成为山区一景，一根高压线孤零零蜿蜒于群山中，成为人们启盼光明的希望。当然也确实引来了电，只是电压大大不够，灯光昏暗，电动机也是大功率的当小功率的用。这对于山村来说已是天大的喜事了，对知青们来说更是求之不得的。 当时电动机奇缺，有了电，没电机，农业机械就动不了，老乡们很着急。于是知青们成了采购电机的先锋，因为他们是从北京来的，又不惧上，“文革”中什么大人物都敢斗，到上边买个电动机不在话下，队干部也愿意派知青干这件事。
侯峪的知青程绩首先承担了这个任务。
有了电，有了电机，村里买了切脱机，就是既能切草又能脱粒的机器，首先要解决笨重的切草和受罪的打场。
（2003-05-29 于北京） （责任编辑：冒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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