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江平原的春天来的迟，时令到了立夏，辽阔的田野上仍看不到绿的踪迹，似乎大地还在冬眠之中，但你如果留意观察，也能够从阳坡的荒草根下翻出一点嫩绿的幼芽，它们在疾风的呼啸中，首先抬起头来，蒲公英、芦苇、百合、灰菜等这些生命力极强的，不被人们重视的野草，正在唤醒人们不要错过又一个播种季节。
　　加入第一生产队劳动的，有我们兄妹和胡田、章连海、李南征。队长姓陈，我们喊他老陈大叔，他四十多岁，个头不算高，身材魁伟，黑里透红的四方脸上过早地出现条条皱纹，嘴角常常带着一丝纯朴的微笑，每天早早来到队部，笑呵呵地给大伙分派农活。
　　一个月，我对陌生的农活觉得新鲜好玩，我们学着乡村姑娘一样围上鲜艳的头巾，穿上农田鞋，跳上支嘎直响的马车去地里，男劳力在前面赶马犁地播种谷子，妇女们跟在后面盖土。种玉米时，男的刨坑，女的在后面点种埋土。“这种耕作的方式有多落后……”我想，小时候在电影里看到的女拖拉机手，开着铁牛迎着春风在工作的神气样子，曾拨动过我小小的心灵，唉，现在“你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是有拖拉机的话，我们还是开不上的啊！
　　谷子、高粱、大豆、玉米出苗后，紧张的夏锄劳动根本没容我胡思乱想，每天天不亮就要出工，晚上七八点钟收工，一天得干十多个小时的活，我们手上磨起了血泡，腰酸背疼，疲乏困极，下工后来不及洗涮，就往炕上一倒，再也不想起来，繁重、枯燥的野外劳作，使我们的思想变得麻木起来，我觉得自己正在慢慢的失去一种“灵气”？可那时劳作中的苦恼，是我们要比农民多花很多力气，多干不少时间,还达不到质量要求。我最盼望老天爷下它三天三夜大雨,好让我们名正言顺的休息几天。
　　老陈大叔积极帮我们磨锄铲，教我们怎样使巧劲，还尽可能派一些轻活，我和哥哥很喜欢他那乐观爽气的性格,我们把从家里带来的稀罕食物：咸鱼、虾干、萝卜干、花生米等集中起来,请他喝酒。
　　闲时老陈大叔会唱上一段二人转或评戏，天南地北扯山海经，一次地头休息，我们唠起了狼，他告诉我们：“这村后的山上有狼，它尾巴大，下垂的，你必须有木棍，锄头也行，别慌，沉住气它不敢过来的。可要是碰上成群结队的……”以后,每次穿过丛林去山坳劳动，我们都要弄一根木棍防着,可只听到过狼叫，没见到狼影，倒是有几群黄羊，几只野兔从身边一蹿而过。
　　那年秋季多雨，气温历年最低，队里的秋收刚结束，紧急通知我们去支援农场抢收。
　　沿公路往东五十里便是友谊农场，那里还有大片的荒草滩水泡子，地势较低，连绵的秋雨使得机器无法进去收割，只能动员人工收割。
　　到农场后顾不得休息，我和二十多名妇女一脚深一脚浅的走十几里路去满是积水的洼地割黄豆，掰玉米棒，再一次一次把它们运出来，雨水湿了衣服，靴子里灌进水，还要抱着玉米走那泥泞不堪的路，这要费多大的劲才能坚持住啊！我皮肤发出了好多水泡，又痒又痛，是水土不服引起的过敏，被我抓破以后，继发细菌感染，那难受的时候，真想躺倒不干回家，不知是我凭意志战胜了困难，还是已逼上梁山，后无退路，我坚持下来了，终于完成任务。最后的总结评比，我还意外的被评上了妇女标兵。

　　三　　
　　给青年点做饭的王大爷，不到三个月就辞职不干了，他说这帮青年难对付。确实，吃惯了大米饭的我们已开始对这里的主食高粱米、玉米碴、小米饭、窝窝头等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为了补充体力，不得不将就着填饱肚子。土豆、大葱、白菜、豆腐几样家常素菜，翻来覆去的吃也倒胃口。我们知青中间保罗年长一点，比较有威信，他首先提出要改善伙食，大家很支持，可又不是过年过节，这里买不到肉，鱼更少见，怎么办？
　　对！集资去农家买鸡，也顾不得许多了，那天晚上连买带偷，抓来三只小公鸡，两只大白鹅，烩了一大锅肉，兴高采烈的一顿饱餐，这无疑开了先河，一个月后，一只大摇大摆闯进门来的鸡，又成了我们解馋的佳食。
　　王大爷不干，队里再也派不出人做饭，我们就自己轮流做。一次陈大叔家丢了两只鹅，陈婶怀疑这帮青年给吃了，她的证据是散落在我们门前的一点鹅毛，但是仅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不买账,这件事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1969年的中秋节，是黄丽萍的新婚喜日。那时她刚满十八岁，单薄的身子瘦小的脸，大大的眼睛含着一种忧郁的神态，咋一看像林黛玉那般弱不禁风，父亲是驻甬部队司令部的，文革中受审查靠边站了，她告诉我，她在生产队劳动时，一个当地的青年主动接近她，帮她干各种农活，抚慰着那颗孤苦的心，他们彼此有了好感，当艰难的劳动生活压的她将要身心崩溃时，她答应了这位农村青年的要求，但是没有得到自己父母的同意。
　　“你才十八岁，结婚也太早了，再说，你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你想过以后的生活了吗？难道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吗？”我说。
　　“说真的，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一个弱女子，社会给我的压力太大，在这里安个家，至少生活上有依靠。”
　　惋惜之余，一有空闲我就去她家走走，但是，我们的话说不到一起去，她虽然不下地干活了，每天还是在婆婆的指使下为家务事忙的团团转，连生了两个孩子。

　　四　　
　　千里冰封的冬季到来，我暂时借住在好友郭艳玲家里。艳玲的父亲是赶马车的把式，母亲主持家里的一堆杂事，夫妻俩五十多岁年纪，知书识理，思想开通，一儿一女都已长大，儿子在县城工作，女儿是队里的主要女劳力。和母亲一样，艳玲勤劳能干，从不误工，浑身总散发着青春的朝气。我们俩一起出工，一起收工，郭大娘把我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每逢家里做点新鲜的、好吃的她都给我留在锅里，家里三间土草房，宽敞明亮，收拾得非常干净，她总是早早的烧热炕，备好洗脸水，我忘不了郭大娘一家的热情相留，是他们帮助我度过了那些寒冷的日子。
　　1969年冬季确实冷，珍宝岛事件加强了中国与苏联紧张的敌对情绪，在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下，全国都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们插队的集贤县，地处东北反修前线，备战形势更严重。
　　于是，大队民兵连整日训练、站岗、巡逻，我们女民兵包了一处挖防空洞任务，先选一处坡地，像打井一样，竖直挖一个深深的洞，然后再往两边掏洞，每天的工作都是挖土装筐，把土运走。为赶进度，晚上还加班，架起防风油灯干，这样苦干一个月，才完成一个防空洞的工作量，又通过了武装部的验收。
　　没想到的是，春天气候转暖，冰雪融化，慢慢那地方有几处塌陷，大人小孩走路都绕过这地方，深怕陷进去后果不堪设想。结果仗没打起来，辛苦挖成的防空洞成了一个危险的摆设，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友好是个贫穷的小山村，那些年村里农家都倒欠队里的债，每年累加，无以还清之日，纯朴的人们总是希望日子能一天天好起来，可是年年种粮都歉收，也不敢搞多种经营。这一年年终结算，每个工日只有七分钱，一年的辛苦，扣去口粮款，我与哥哥仅仅得到十多元钱，村里人口多，劳力少的农家，连一分钱都拿不到。“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其实,到农村去和农民抢饭碗,当地农民并不欢迎，而知青自己的劳动付出与得到的报酬和城市里的工人是无法相比的。
　　当时大多数下乡知青经济上都不宽裕，一般情况下父母支援一点，可我父亲去世了，母亲病退，家中没有一件东西是值钱的，我们兄妹俩必须自己想法救自己，再苦也要熬下去，我们自信有力量度过困境。

　　五　　
　　第二年初春，部队来招收女兵，我十七周岁不到，年龄条件够了，于是，怀着希望报了名，部队接兵的同志说，你们这批支边青年的家庭关系都多少有问题,部队的政审肯定通不过,我们不能接收。这样马上就被删下来了，连体检都没能参加。
　　这件事第一次触动了我的心灵，我模糊的感觉到，这个社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存在，它悄悄的，不动声色的磨损着我们对前途的美好向往。
　　物质上的贫乏与精神上的困扰压迫着我的心，纯真的姑娘感受到生活的艰难，我不能像黄利萍那样——给自己找个相对安全的港湾。我年轻，这是惟一属于我的资本，生活的路刚开始走，我必须自食其力，努力争取，但那些无法预料的，来自各方面的考验，在漫长的岁月中，自己能否承受得起？
　　无论如何，首先得解脱生活上的困境，我先提出了转点的要求，公社领导很支持，他们让我去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大兴大队。
　　就在春末夏初的一天，我深情地告别郭大娘、老陈大叔及那些关心过我、帮助过我的人们，告别友好青年点的战友，坐上郭大爷亲自赶的马车，去几十里外的大兴大队青年点，这一天，正好是我十七周岁生日。

　　六　　
　　两年后我因事再去友好，只见那青年点的房子已改作大队的杂物仓库，黄丽萍抱着她那正在吃奶的孩子，在自己破旧的房舍前烧猪食，我帮她抱回一点柴，问她的生活，她欲语又止，但是我从她的郁忧的眼神里发现了她生活的并不舒心。她告诉我，那些男青年有病退的，跑回家乡待业的及转到市郊插队的，也有去双鸭山煤矿、铁路、林场干临时工的,有一个去了香港，还有几个实在没办法的,公社领导在他们的再三要求下，转点到了收入比较好的德兴大队。
　　青年点已消亡。可是友好屯还在，那些世世代代居住的村民依然生活在这里，我们的到来，我们的离去，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倒是我自己，这一年间吃的苦受的累，比过去十六年还要多，这种种生活体验，实在无法忘怀。
　　青春在这里开始，朦胧的情感在这里萌发，理想在这里窒息，性格在这里升华。
　　面对着周围黑茫茫一片大地，我心中十分惆怅。

（2003-07-23 于米国）　　

（责任编辑：冒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