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98年 4月10日　北京

岳建一：
　　你好！
　　既然答应你写出当年的事情，就请把这封信放在开头，算是个说明。
　　用信的形式，是因为那时我把朋友们的来信及我的复信都抄在了日记本上，而把原件都毁掉了。在那个年代，因我既不想连累我的朋友们，又不想失去这些信，就采取了这个办法。我想，只要我不说，谁又能知道是谁写的呢？
　　如果没有我的日记，我是不敢答应你的要求的。我把有关的信件抄给你，达娜和她妈妈的故事也就在其中了。我一直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却没想到竟用了这种方式。
　　我不想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所以我把自己的名字也换了。如果我失败了，不能达到我的本意，那么希望沿着一些线索追踪当事人的人，也不致因我的失误而伤害她们及她们的亲属。我也真诚地希望知道达娜和她的妈妈的人在这一点上与我一致。

德方    

　　2. 1971年 7月24日　北京－内蒙古

小方：
　　最近的一封来信收到时，信等于在信封外边一样，计算时间走了十八天。这如果在古代，大概得用铁信封，否则就别封，不过恐怕那样信上的字也得被磨烂掉，惟一的办法是刻成石碑往里运！
　　你给他们的信转去了。两封信无从分辨日期，一起寄到，今天回来见到，也给你转去。两封信较厚的一封两边开了大口子，邮局代封加了印，“真是无法可想”呀！
　　比较一般常人，我自觉比他们更能耐寂寞与失望，近来，也颇受动摇，画不成画，干不成自己想干的工作，日子也大觉无聊与烦恼。但是大凡能生活得有点意思，不被生活摧垮的人，我想首先得有力量冲破这！否则被这一关挡倒，就将随着俗流冲下去，变成与无数人一样的、循蹈着生活的“规、矩”步下去，“竞奔”下去，直到老死算数。
　　看到你的几次来信和在北京谈的，远使我比一般人实际得多，什么草原、蓝天啦，什么奔马、群羊啦,什么牧歌啦,倘没有钱没有闲，这些都是吟不成的。但我要鼓励你一点的，就是对生活热爱的、不喜平淡的人在这样的境遇中，应该找到他争斗的对象的。这种争斗远非旁观者或实际参与者胜利后的伟论所表达的那样，是极其艰辛的，甚或在它的途程中是难耐的，但如能坚持下去，成为一个胜利者走过来的时候，这个人在德行上肯定有了飞跃，今后一般的困难,较大的困难,就都不能使他困扰。要做到这一点，要有根本的一条是热爱生活——我以为，还要有希望。鲁迅讲：希望附丽于存在（不是空想）。使自己在生活中主动，不被动，被动就成为它的奴隶，越过越没希望，越走越没走头，最后如不自杀就一定麻木，否则疯癫，但麻木者居多，你以为如何？
　　那个同学要结婚，谴责不得，除非她决心不出嫁，你让她守到什么时候？劝其“晚婚”倒还说得过去，至于为此歧视她、辱骂她都不应该，那些以斥责表现自己高尚的人，如不是自己有男朋友在大城市，过不久就得脸红。不过激动得快,忘记也快,不少人有此通病,不久也许不会脸红,但也得遭到另一些高尚者的讥笑，然后她可自有一套“苦衷”，于是不顾一切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不信你等着看。
　　你自己有困难的一条是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想换地方，有个原因是那里也许比这里强，另一原因是不愿老呆在一个地方。你说得不够充分，我瞎猜，你别见怪。希望你考虑定了你的“希望”，附丽于存在的那个希望，人的一生换来换去的机会与可能是那样少，因此定个目标，定个步骤,排上号,依次去奋斗，走到一处，利用难得的调动机会，实现一个目标，否则自己一年年大下去，终没个了结的时候，你考虑。
　　有专门的时间再和你讨论这个问题。

乃湘舅舅    

　　3. 1972年11月 3日 北京－内蒙古

小宜： 　　我现在脑子里是一锅粥。说真的，我不知道照现在这样干下去，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感到，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要想当一个目标始终如一、坚定地前进、向上，而不是混日子的人，真难呀。
　　一个人的成长，完全是在社会的熏陶之下，每一个人的个性，总是与这个人的生长条件、环境等外因相符的，在压力下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造成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想评论一个人而不评论社会的一个局部（或是全部）那是得不到正确的结果的。旧中国培养了它的掘墓人，但新中国的领导者如不注意接班人，后代也不一定都是革命家。难道说人为的特权阶层不存在吗？但眼看着那些考入中央艺校的横、竖三代全没事儿的孩子，已在他们心中培养起的血统论的事实，恐怕比任何批判血统论的文章更有力的反证了血统论的“正确”的。这不是简单的仅仅看了“阴暗面”，而是切实地在发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应如何成长，被死板的教条控制住的青年人，经不起斗争的风浪的。
　　改造一个人的世界观，必须与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并进，否则只会是闭门造车式的思想改造，这种空洞的改造，于个人、于国家没有一点儿切实的益处，只能使人谨小慎微、一事无成。真正有心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他们的革命事业心、责任心要求他必须抓紧思想及业务上的学习，反之，这种有目的的学习才能使他的工作真正为祖国所需。但现在，有时我总感到，很多致力于祖国建设的人，由于没有条件、没有能力争取到与他适应的发展机会，结果明明是人才的人便给埋没了。反之，也有人“腾达”了。
　　由于社会的地位、身处的环境、所受的待遇，必然使咱们这种非工农出身但上进心较强的人容易看到一些阴暗的东西，也是对是非的辨别力，如你所讲，因此容易产生在“阴暗的东西”包围之中的感觉，不及时觉察，就容易变得消沉、冷漠、麻木。我想，过去的许多书，写个人奋斗、个性解放，为什么至今对人影响还是那么大呢？归根结蒂，还是因为，一个人的形成，总是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上的一些东西必然在各种人身上出现不同的反应，形成不同的特点，但在这个社会还没彻底摆脱那种直接或变相的追求物质、享受、金钱、地位……的时候，像买卖婚姻、个人奋斗、个性解放……就同样不能彻底消亡……
　　你可能要责备我的太放纵自己，但在京的这段，随眼界的扩大而扩大思路，有时很害怕。不觉得吗，如果中央真的出了修正主义，那么,由无产阶级专政而变到法西斯专政,是连资产阶级的一些“平等、博爱、自由”的遮羞布都没有的呀！
　　也许不久我就要回去了，见面再谈，不必回信了。

小方    

　　4. 1973年 3月 3日 内蒙古

小方：
　　其实,我刚和你说完,你的态度就使我意识到我干了一件蠢事。但由于我固执于对你的“了解”和更进一步知道他，我就在第二天帮了忙（放了半天羊）。回家后听到了你对他的初步印象，我也就知道这件事得马上收场了，而他也决不是什么也不懂的人。昨天晚上我上他那儿去，他就跟我谈了他的意思，原来他打算当天就去找你，后来他又想再考虑一下。今天下午他来找我，给了我个条，我把有关你的一段摘录如下，我不瞒你，其他的一些赘语无须再让你看见，没价值也没必要。
　　“那天，我和她谈了一次，相互是了解了些了。我感到有许多方面两人想法不一样，主要是她现在根本不打算谈这些问题，走和留的问题还没最后决定，志向和今后的打算也不大一样。所以我不准备和她发展关系，也没必要再了解下去了。对她的印象，我并没什么改变，这个人各方面还可以，相信你对她的了解，可是,我们之间还没发展到产生感情的地步。由于没有感情，也就不会有什么痛苦,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心里很踏实的。”
　　这也确是我目前所需要的结果，我很希望这件事对你们俩都没什么，但由于我自找倒霉，我也应受自疚的痛苦。
　　其实对他怎样，根本不能说明你什么，这事之所以让我大伤脑筋，是因为我又加深了对你的了解和更明白了点世事。
　　你其实并不像我所想，对于生活是悲观的，你目前悲观的话，只是因为你没碰上合适的人，你的条件并不差，起码你在实际上并没那么认为。你热爱生活，对生活的追求有内在的迸发力。这种自悲情调可能会迷惑你自己，但再也不会迷惑我了。
　　还有我一个大错特错之处，就是无论以后你到什么地方去，我根本没必要对你的什么“事业心的夭折深感遗憾”。我这么想，这么说，对你是太不公正、太苛刻了。没事业心的人居多数，这一点，你比有些人强得多。留在这里的人也不见得有多高尚，外界的力量比内心的力量往往强大得多，而实用的观点永远主宰世俗社会。“人各有志，不能强勉”，我根本不应该指责或表示一点不满你不愿殉身于总事业的一支，难道不愿在这儿的人是少数吗？我自己不是也在时而动摇着吗？到哪儿也有哪儿的事业心，在这一点上，我委屈了你。
　　如果只指望用你对我的友谊而使你原谅我的不负责任的举动，我的良心也过意不去，所以我向你发誓，我以后再也不管你的大事了。你完全有能力走你自己的路。

小宜    

　　5. 1973年 8月 2日　内蒙古

孔副师长：
　　上次在大队碰见您时，我向您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您能够“干预”一下我们团，对我们团的领导讲讲，把那群新疆母羊给我们包放。您没有忘记吧。
　　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子的：毛主席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牧区怎么学？怎么达到稳定、优质、高产呢？要抓方向，关键在于抓好改良工作。这个工作自然不是仅仅指品种的改良，像定居、水源、草场、放牧方法的改革……是一整套的变革。我们是具体的放牧人员，在这一整套的工作中，我们希望能发挥自己的最大作用。虽然在内蒙改革工作不是一件新生事物，但具体到我们这个地区，改良工作仍是有阻力的。牧民不愿意放，而且用过去的放牧方法,长期下去,对改良工作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希望接一群新疆羊，想在放牧方法上下下功夫，摸摸规律，这样对今后大力发展，是会有一定的用处的吧。这是从工作角度来考虑。
　　从知青的生活问题上，我们是这样想的：牧民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虽是几千年前的东西，但是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甚至再过几千年。但这样的生活、生产方式，是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要求格格不入的，是不符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总路线的精神的。知青的大有作为，应该表现在对牧区的改变面貌上。同时，知青的生活也有了相对的稳定和保障。牧区的游牧方式，在目前对知青生活的影响已经看得出来，以后会更明显，这不仅仅是解决蒙古包与牛车的问题，这是知青今后正确的出路问题。知青的新的家庭，难道还应重复牧民的那种落后的方式？自然，这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问题，但希望领导上在考虑知青的问题时，不要忘了这点。
　　现在，知青对学习新事物、新东西的要求是很迫切的，他们希望脚踏实地在牧区好好干，为改变这里的面貌真正下一番功夫，只有肯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真正想在牧区扎根的知青，必然要在草原今后的建设上下苦功。对于我们这种希望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更多地为建设牧区出力的想法，我们希望得到领导上的帮助与支持。
　　第二件事，我们非常支持大刘的想法，并且希望您也支持她。这不仅是她个人的学习问题，今后知青成家立业的多了，难道个个都要被家庭琐事锁在家里？那知青受党的教育这么多年，人民让我们学到了文化知识，就这样白白的度过去？问题的关键不是非她不可，而是领导考虑的角度不对，为什么结了婚的人就不能去学习呢？我们认为，她结婚了，说明她决心在这儿干一辈子，那么，对于这种决心在牧区扎扎实实好好干的人，领导有什么理由反而因结婚而使她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呢？

ｘ团牧业队 德方    

　　6. 1973年 8月11日　内蒙古

小方:
　　虽然和你认识不久，便已经彼此了解，因为你的思想和我一样简单。
　　现在面对这里落后的政治现状，你也非常不满，你也深感自己的革命热情被压抑。怎么办呢？走吗？走与留现在是由不得自己决定的。恐怕你也已经没有走的可能了。那么只有留下来了。留下来，不能消沉，不能等待，而需要以更大的热情奋起斗争。你想从一项具体工作——放改良羊去寻求斗争的快乐，这是很不错的打算，自然前面准备迎接你的依然不会是更多的顺利，而是新的多方面的矛盾和困难，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既然要到斗争中去寻找乐趣，就绝不能畏惧困难和厌恶斗争。
　　在我们这些渴望进步的知识青年面前展现着这样的前程，在落后的政治领导下，和这里的牧民继续从事有几千年历史的原始游牧生活，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还要继续很长时间，这样，我们过去学过的知识未必能用上多少，我们过去的色彩斑斓的幻影将陆续化为泡沫。一切都需要重新认识，一切都需要重新安排。要想为社会多做贡献,哪怕比这里普通牧民多一点贡献，都要拿出成倍的热情来努力,因为旧的习惯势力从上到下几乎充塞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是一股很大的阻力，而我们自己的能力又很弱小。摆在前面的就是这样一条充满了困难和曲折的道路。
　　面对这个现实,我还是决心咬着牙关走下去。因为咱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实际发展情况,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来说，也只能这样走下去。也只能这样走到底，才有可能做些实际的贡献。而我们生活中的全部快乐，就在这向前迈进的每一步艰难的步子之中。我打算在文艺上做贡献的愿望未必能够实现，但是,最起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的责任，我还是完全能够尽到的。时间在流逝,生命只给人一次。我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尽快地计划今后的一切。不知道你愿意和我交个朋友吗？一起冲入前面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为人民做出贡献，在斗争中获取我们生活的快乐。在我们面前已经有很多勇敢者在大步向前了。
　　我的信可能写得过于直率了，请原谅。我们不在一个连队，以后更少有接触的机会了。这些你恐怕是能够理解的吧。
　　上次我们讨论的那段话是这样的：“走留是个人决定不了的。我们的地位低下而固定，完全必须服从社会的分配。这又有什么不平，这完全是理所当然。在刚发现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没有特别用处的人的时候，是会很失望而且痛苦的，然而你也就同时加入了最广大的劳动者行列，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这是对知识分子自尊心的捉弄与讽刺，因为他们最初只追求个人显而易见的贡献，有别于普通大众的成绩。”
　　我仍认为这段话是正确的。其主要意思讲知识分子在开始参加革命时，总是追求个人表现、追求个性解放的，总是夸大个人的作用，而不认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其实就是毛主席讲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倾向”，所以，他的这种思想在革命现实中碰壁之后，除感痛苦外，才有可能改变自己的错误的意识而使自己完全溶于革命阶级汇起的洪流之中。
　　明天我去找马，可能五六天后才回来，希望在几个连队搬出夏草场之前能来封回信。

马倌    

　　7. 1973年10月22日　内蒙古

小方：
　　一个条，30元钱，全都收到了。小宜回京路过这里，住了两天，她谈了许多队里的情况，时间像流水一样淙淙地过去了，流向我们无暇顾及的地方。但是受到了时间考验的人们，却似各种模特儿一样展示在我们的眼前，许多事实已使我眼花缭乱了。
　　你，我们的朋友，现在又是什么样子呢？这倒是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一个问题。马倌的事我们回来的第三天就知道了，当时一猜就是你，并下定论说：无疑是一个大钉子。小宜一走，剩你一个，这生活如何过呢？羊准交吗？ 　　回来后，我们在众多兵团战士的帮助下，收拾了一间房子，很好。我还没有工作。由于小孩离不开人，当然也无法下去放牧。连部的工作并不容易摊到我头上，干什么走着瞧吧。我确认，当家妇不是我们的方向。
　　孩子刚来时拉了十几天稀，现在全好了。又白又胖挺讨人喜欢，我爱得不行。不知你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这里看她，让她见识一下她的小方姨。

Ｎ    

　　8. 1973年10月27日　内蒙古

Ｎ：
　　放羊回家，阿嘎的包刚刚搭好，一切都没有，但这对我倒是无所谓的，可是一听说没有信，心里顿时说不上是什么滋味，连饭也不想吃，就跑到最近的知青包去了，我想，兴许阿爸会交到那儿去。果然见到了你们的条儿。 　　生活依旧是那个样子，只是由于住在牧民家，省去了家务事的麻烦。说实话，我现在认为放牧对女生来讲，不是长久之计，我想放不成改良羊，去打打杂也好，能有机会摸摸各种机器的话，说不定倒是一条极好的出路。 　　马倌的事你们一定会知道的，我和小宜也谈过。我确实认为他是一个挺好的人，但我认为他有机会离开这里，而我可能离不开了。
　　我在目前的处境中，确实还没有勇气来应付这种落后的生活。我不能像子君那样，用空虚的爱情来支持自己说出没有底气的大话，以致让自己的爱情成了生活的奴隶，最后归于死灭。只要自己不轻浮，良心就不受谴责。 　　我给他回了一封极短的信，说：“根据我的具体情况，在这里不打算解决生活问题。”我想，其实这也不算钉子。你们是有勇气的人，而我不是，我从心里害怕。
　　韩比力格在这里大夸了一番你们的“小家庭”，在我，自然又加上一重去看你们那儿的心。我力争早日去看你们，我尽力从羊群上摆脱出来。

小方    

　　9. 1974年 1月13日　内蒙古－广西

远方的朋友：
　　中秋节的时候，我自己住在牧民家，深深怀念我的朋友，我在拼命的攒路费，都快成“小财迷”了。 　　我们包很快就会散了，而事到如今，我也对自己今后在这里的悲惨结局大致是个什么样子开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自认还是比较明智的人，希望今后能让我所有的理智帮助我立足于这块强者才能生存的地方。我在生活上并不是强者，但在内心力量上，还可以算是坚强的，我能忍受,能挣扎,能用自己的冷酷来回答对我不公平的事……（上面是1973年 9月写的）
　　现在，我们包只有两个人，轮流放羊和下夜。我俩很少有喘气的时间，生活上的一切像座山压在我们头上，使我们成了它的奴隶。
　　南方的冬天怎么过？
　　除夕那天，本想庆祝一番的，还买了酒，点了三支蜡烛，却根本快活不起来，不知是否因“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原因，心里还挺伤感的。（以上是1月 2日写的）
　　几次提笔，都没能够写出一封完整的信。我不知道如何告诉你我目前的处境，只是我格外的感受到了，只有不存希望的人，才不会有深切的痛苦的失望的，尤其现在。
　　这里结婚的三个知青家庭中，已经诞生了两个小生命。一个现在在北京，使远离他的爹娘饱尝了分离的痛苦；一个在这里，更使她的父母受尽了生活的艰辛。还有一个刚刚存在于母亲的身体之中，他的命运又将如何？使我们这些旁观者也不禁为之心酸。而想到了我们的今后，又不禁更加……想到了鲁迅笔下的连殳在祖母尸前为自己的命运嚎啕大哭，想到了附近红旗公社摔马而死的学生的同伴们为他，而且也为自己的今后大哭的情形，我……
　　就在这前面满是乌云的时刻，传来了一个消息，北京要招高中生当老师。虽然，开头我也不敢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这可能吹开阴云的微风，但我似乎也是隐隐见到了一丝希望的光。可是五光十色的幻想的肥皂泡，甚至在它还没来得及膨胀的时候，就那么迅速地破灭了：当我听到报名的风声时，已经报完名的人马上就该检查身体去了。对于这使我心灰意懒的消息，最初在我心里是什么滋味，真无法用笔来形容。我知道，从此以后，能让我离开这里的门是越关越紧了。
　　傍晚，轰羊回家时，心里真不好受，于是一边轰羊一边高声唱起来：“田野静悄悄，四周没有声响，只有忧郁的歌声，在远处回荡……”
　　草原生活的确浪漫，尤其在这种时刻，面对这远近一片的白雪黄草，夕阳将它们染成金的，闪烁着不定的五色的光点。羊群的走动，摇下了沉甸甸的又轻轻的攀在草枝叶尖上的霜花。我们的家——小小的、破旧的毡子使它变成了黑色的蒙古包——孤零零的在山边，冒着笔直而上的炊烟。就是这荒凉的优美的草原，引出了无数诗人的歌颂，而我呢，也因面对这荒凉的、大自然的优美，更加深了寂寞的感觉。
　　此时，我心里唱着改了词的《怀念中国》：“啊，亲爱的朋友啊！我的心没有变，她一心把你怀念！……”我的眼泪默默地流下来。
　　我并不是总是这样的，你不用着急。只是这次，不清楚……不，是我现在写不出来。我很久没有这样了。在我，往往在自己觉得很难受的时候，就用阿Ｑ的方法来努力恢复心灵的平静。我习惯用笑来对待自己心里非常难过的事，可是，今天却没有成功。

小方    

　　10. 1975年 2月14日　内蒙古－北京

小方：
　　我在十几年的学生生活中，由切身的体验得出一条总结，就是好心的人往往不愿争取，而且恰恰促使许多“小人”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不应有的位置，最关键的是，“小人”利用这些权力给好心人设下了无穷的陷阱，使得好心人往往遭到落井下石的祸殃。
　　我们在中学的几年生活就是如此多灾多难，所以我自文革一度翻身，就一改过去的态度，采取了坚决争权的态度，结果也一度争得了权力，也确实利用这个地位做了许多自己认为是有益的事情。
　　我们都是按老一代的铸模铸出来的材料，因此具有老一代的道德观念与人生观，我们难以附就时髦一时的一类事物，然而并不是预告我们的消失，而是若干年后，未必没有用处。挫折只能使人变得更老练。
　　这里的生活保持着一种大城市的空气尚未污染得了的原始的自由、和谐与快乐，无怪乎裴多菲诗人能说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千古名言。
　　自由是可贵的，然而她往往与愚昧、落后联系在一起，我爱自由，十分热爱这里的风土人情与牧人们。这使我想起普希金的长诗《茨冈》中吉普赛人的生活的欢乐。
　　我反对迎合潮流而牺牲自己本质的东西。

Ｂ    

　　11. 1976年 2月10日　内蒙古－北京

拉菲克：
　　对于你们热切地盼我办回去，我是很明白的，但是现在不行。今年 1月起转正以后，失去了招工的可能，病、困退也成了没有希望的事。地方接管后，场里的第二把手已表示要把我们留下，尤其我们几个中专生，安排适当工作以后提干，显然调动就更困难了。当然，申请退职倒不失时机，可我还有弟弟在二师，他是男孩子，实际文化程度才小学六年级，我的条件我的处境总比他强，我想等他有了着落再下自己的棋。也许我的棋以后再也下不下去了，可我不能不为他想。
　　这里去年12月已交接完毕，已走三分之二的人，现在，说句“让你回去”比一句“提你当干部”更有魔力，甚至有人在批判“当干部吃亏论”，也可看出一般的情绪。
　　至于改变现状，我一直是在努力的。我知道你们认为我太固执了,就像上封信中说的那样,“只有像你这样的小傻瓜,总觉得一切不应该是这个样子，问题是生活不是这个样子,难道会是别的吗？”可我确实还是认为不该是这个样子的啊！而我们至今所受的理论教育，也是向着这“别样的生活”的。现实的生活违背着要我遵循的理论，那么，我的不满于这个现实，图扩大、求变革，能说是错的吗？
　　在内蒙古的这一段生活，一般人看不出我内心的起伏，但那时，在生活还很平静，很多人对现状非常满足，并在自吹自擂的时候，因我说出这样的生活是不长久的，而受到“扎根派”们的批判。最初，我被政治生命的没保证、生活及生产方式的原始、周围人们的冷酷压得喘不过气，希望离开这里的想法苦缠着我，逼使我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清洗，并在那些人气得要命的时候告诉他们，不要斥责那已离开的人，如果安于现状，终会有你们也过不下去的时候，硬要顶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执行人”的帽子来掩盖自己的安于现状，会无法自圆其说的。现在，那时期最坚定的“扎根派”都已经离开了，而宣传又开始说“学大寨才是真扎根”。晚了，在知青充满活力的时候，给他们指出的是安于现状的路，在知青热心投入生活的时候，泼以受“再教育”的不信任的凉水，就像美谛克投军前的宣传的那种欺骗性，不是鼓励深入生活中最落后、最原始的一方去努力改变现状，而是要求从落后、原始中寻找安于现状的条件，把没有经过或缺少提高的本能作为学习的榜样……这一切的错误把知青变成了农村的普通劳动力，把需要知青尽一切力量改变现状求得新生活的“学大寨”变成了仅需要知青卖力气的“学大寨”。在时间、环境都有了巨大变化的现在，仍要高唱“扎根”，太可笑了。
　　那时，我认为“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已经与我无关了，但是，难道不能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上去争取突破吗？在没有尽到最后的努力之前，在眼前还摆着出路的时候，我又怎么能够回避呢！痛斥了自己的糊涂，嘲笑着自己咀嚼着过去的痛苦充当现在的生活，幻想在我面前展开的是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啊！那种还没全被大城市污染的空气、那种将带有人工色彩的脱离了荒凉色彩的大自然的美，那取代互相的利用而建立在同一目标上的与牧民深切的联系……我用全部的力量追求着、用全部心灵向往着，我嘲笑着一切认为安于现状是“正统”的人们，斥责着那种种宣传的虚伪与欺骗——他们歌颂的是有勇气安于现状的人，而对不肯安于现状的人们，表示沉默、讽刺。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改革。”而现在,未曾阔气的人们,却偏偏摆出了正在阔气的样子，多么可笑、可悲又可怜啊！对于能够接受“我们的牛车是木头的，但我们的牛车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人们，对于看不到木头轱辘是象征死亡事物的人们,他们眼前,怎么能看见真正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呢？而让一个已经看到这前景的人，再退回去过那种置人死地的原始生活，又是多么的不可能啊！对于这“别样生活”的追求、对于认为“样样都该有高尚意义”的我，又怎么能放手呢？
　　但是，“阶级斗争”“路线”却是首位的。想回避这一问题而绕道去走自己的路，是根本行不通的，绕了那么大的一个圈子，费了那么多的心血，甚至已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让周围的人看到了我们努力的最初成绩的时候，在“嘉奖”的背后、在我自愿脱离的“立功羊群”的背后、在终于没批准我放改良羊一事的背后，我看到了回避不了的现实——你不顺从吗？那么，我们就不承认你。
　　幻想破灭了,带来的是怎样的精神上的空虚啊！你们在信上说“愉快哪里都有，除非你抛弃它”,我像阿Ｑ一样的去用那样的“愉快”来安慰自己，而在实际上走着慢性自杀的路。没有生活的目标，生存便失去了意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阔大的沟，便是那没有墓碑的坟，我从“自己挖的井”里爬不出去了，这井是这样的深。哀莫大于心死,网里的鱼准备屈服了，不是向某个人,而是向这个社会、向死神屈服了。“天似穹庐笼罩四野”，这是一个悲惨的世界。
　　我曾说过，你们是动物园的猴子，生老病死有依靠，而我不是，我是森林中的猴子。如果我终于回到城市了，如你们所说，改变了我的现状，我那时还能是个“活人”吗？
　　以后的信请用新地址,我已经调到团部修理班了。队里只剩下我一个未婚女知青,就把我上交了。我的本意，只是想调换一下，到别的牧业队去。

小方    

　　12. 1976年 3月 2日　北京－内蒙古

小方：
　　生活把人的幻想一个个无情地毁灭，别的我就不能也不想说了：困退冻结了。
　　我感到我们的心常常跟你的一样，但又怕幻想的成分太多，等待我们的将还是沉寂，死一般的沉寂。都愿意做助燃的火柴，但谁是点燃火把的人呢？我感觉到这沉寂把我余下的一点儿勇气也快磨光了。我不是那种走中间道路的人,或者是抛弃一切为真理与幻想而奋斗,或者是沉溺得让人目瞪口呆。
　　我也是没有出路，没有出路啊！当Ｂ全心希望我能做他的妻子时，我迟疑而退缩；而当我全心希望做他的妻子时，他却给予了我“自由”。因为他什么也不能带给我，而我也不能安慰他。虽然许下了永久是朋友的诺言，但谁又能占卜未来？
　　为了所有的一切，我感到彷徨而苦痛！

小华    

　　13. 1976年 3月17日　内蒙古

Ｌ：
　　“你对我是不公正的！”那天晚上，我为自己辩解。但为什么是不公正的，我说不出来。因为我没有想到会有人这样严厉地指责我，而且，在这之前，我也从没有把这些认真地考虑过。现在我必须说明的是，我对你不存在“欺骗”,否则,我为什么要在你刚一进门的时候就把我的日记拿给你看呢？就是要让你知道一个真实的我！
　　今天早上，继续抄《果戈理的作品与书信》，但竟然到了抄不下去的地步。那些字字句句勾起了我无限的联想。我不是伟人，但是，我有着许多相同的感受。我希望自己是正直的人，所以便和这不“正直”的社会发生了很多冲突。
　　我反问自己，我没有在高压与严逼之下的环境中生活过，但我的生活中，就没有拷问了吗？不！面临着政治死亡的兵团“三招”中的人们的感觉，也曾深深地压在我的心上。我在政治生命带着那样的伤的时候来到了草原，带着在这里治愈自己的希望，刚刚展开自己的生活，那深夜捕人的车灯便把一个可怕的现实照在我的心上。周围有几个人能了解这时的心情啊！“政治生命没有保证的时候。”这一句话，便把那还没有合拢的伤口又撕开了。在别人的评论声中,我掩盖了自己的伤，直到那一天,我承认“青年人应该在大风大浪中成长”是官方虚伪的空话的时候，我的眼泪滴在初开的白头翁那紫色的花瓣上，我的幻想埋葬在春天的草原上。而春天，本该是充满希望与生命的日子。
　　在“辩论”对联的会场上，我理直气壮,是因为我的对手们除了谩骂之外无法驳倒我,他们人多、势壮，但我知道自己高于他们。我没想到我会安然脱身，可我在那个场合中，是实际上的胜利者。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我内心的辩论是延续了怎样长的时间。在社会空间中到处弥漫着对联的气息的时候，与社会的这种暗中争斗，远没有明显可见的英雄气概，却在其中流着真正的血。他们用不到大声叱问：“出身！”也用不到大骂：“混蛋！”可是在他们一切的言论行动中，你可以听到这两句话的余音，要蔑视他们，就得蔑视他们的社会，而这个社会，又是我在其中生活的。
　　突如其来的压迫，逼着你扭转过去的方向，而又是自认为正确的方向的时候，由于缺少思想的基础或及时提高自己的条件，极度的思想混乱造成精神上的失常，这虽然说明了“软弱”，但也包含了反抗，这是不顺从的表示。 　　从学校出来之前，认为反抗的是校领导；走出学校，才发现这迫害不限于一个学校；而到了草原，才明白，这是社会的产物。反抗一个学校、一个单位的错误是容易使人坚持到底的，因为这多多少少还能使人存在一丝幻想。在看到反抗的是这社会的时候，如果不能站起来，站到这社会之上，那么，迫害导致的是疯狂，是死亡。
　　在这里，我碰到的是与北京相反的情形。在我带着疯狂边缘的混乱来到这里时，世外桃源的生活使我得到了一定的喘息，可是我是这样的敏感，因此,那些我刚刚知道，却并不了解的青年们的遭遇,便把我逼到了死亡的边缘。我只看到展开在眼前的死路。
　　而在我面前的死路有三条：自杀、安于现状（随遇而安）、堕落。
　　自杀是不行的，为了活着的人着想。
　　安于现状也是不行的，我不是安于现状的人，顶着人的名字，过着虚伪的生活。
　　而走向地狱，用最冷酷的眼睛来观察这个社会，抛掉了那种行尸走肉还不能舍弃的装饰，我得到的就将是最真实的结论。凡是死亡的事物都带上了死亡的色彩，而这色彩，是用什么颜色也掩盖不住的。
　　必将走向灭亡的社会，带着它所有的成员向地狱迈进，只要自认属于这个社会，那么，不管他给自己戴上什么样的桂冠，他也不过就是这个社会的陪葬，从甘心当陪葬的人中间，是看不到新社会的出现的。
　　只有站在这现存社会上一层台阶的人，他们才是希望。他们生活在现在的社会中，但是他们知道自己高于这个社会，死亡永远杀不死生命的芽，未来的社会，是在这样的人中间产生、发展的。这才是真正的新生事物，被现在的人们扼杀着的。
　　过去，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前面的死路，我没有骗自己（因为我骗不了自己），没有故意把脸扭开，甚至没有一点儿掩饰。我认为既然是死，那么，不如干脆就站到那地狱的最底层，看看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愿意死，但我不怕死。在我看不到活路而选择最惨淡的路的时候,责备我“糊涂”是可以的,可是“软弱”却是不合适的。觉得生活无意义的人很多，但是敢选死路而又不是真死的人，却是不多的。很多人虽然这样走着，他们并不认为这是死，反而认为这是生的！
　　有人责备我，说我不应该失望，而要从现在的社会中去找寻可以生存的缝隙，去扩大自己生活的圈子，去图变革，去争取，他们全错了。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让我心服也就在这点：在现社会没有我生存的条件。
　　很久没有这样想过问题了,以至觉得这笨拙的笔追不上狂奔着的思想,甚至想得心里都隐隐作痛！

　　至于我们的关系，如果你认为我不是你心中的那种人，你就收回你的感情吧。你用不着对我说你的后悔，你是自由的。

小方    

　　14. 1976年12月10日　内蒙古－北京

拉菲克：
　　和我住一个宿舍的小茹办回家去了。她高高兴兴地离开了这破烂的小屋，走向新的地方。其实，这新确实是应该打个引号的，因为她是回家了，回到旧地方去了。
　　我所能表达的，是我的祝贺。各人都在选择自己能够更好生存的地方，自然，她的回去比留在这里强。虽然回去后的一切都还是“问号”，然而，这里向人们显示的“句号”,却多多少少太冷酷了,就像窗外不化的雪似的。 　　小茹一离开,胖儿就匆匆忙忙地搬了进来,打破了我的幻想——独自“霸占”一间屋子。我很不理解她的举动，虽然小茹接到病退通知时她已先跑来定下了小茹的床位，说连里通知，今年因缺煤让大家住得紧凑一些，但我们之间的不合是心照不宣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非要住在我的小屋里。
　　我的小屋是从南到北一大排房子正中间的一间，本来夹在中间的屋子应该不这么冷的，可这排西房都是空屋不说，紧挨在北面的又是间破屋子,前后的门窗早就被风吹打烂了。当风在屋中团团打转,堆在屋内的草棵便也随着转起来。
　　这间小小的西屋是那样黑，除了因为缺少阳光的原因外，煤烟早把原先的白墙变成了深灰色的四壁及黑色的顶棚。一到狂风大作的时候，墙皮便随着风的呼啸在发抖，一缕缕细细的寒气便从砖坯的缝隙穿进屋来。我把大块的破洞用泥抹住了，然而寒气却并没被挡住。如果不是贪图这小屋的僻静，我是决不会喜欢它的。
　　小茹在的时候,我们总是很高兴的。我带来了捡到的一架破手风琴，拉起来用一个手指按来按去,倒也能按出曲调来，只是它同时还会发出哒哒的响声，所以,我们叫它“打字机手风琴”。一到晚上,我拉着手风琴，把我所能记得起来的好听的歌一首一首地唱着，忘了歌词的时候就顺口胡编，小茹开心得不得了。
　　一天，我按小祥寄给我的歌本教小茹唱《红河谷》，胖儿正好进来定床位，小茹马上邀请她跟我们一块儿唱歌，没料到她拉下脸说她从来就不会唱“这种”歌。我觉得不可思议。她来自北京有名的女中，那是我初中的母校。记得就在我们那届入学的开学典礼上，节目中一组“四个小天鹅”把我惊呆了。我一直以为芭蕾舞是在天鹅绒幕布后华丽的舞台上才能演出，没想到在学校操场的体操台上四只小天鹅也能翩翩起舞。中午放学后，那些高中生随口哼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等歌经我们教室旁的小门出校吃饭,不知有多少人能将《外国民歌二百首》倒唱如流。如果不是她十分熟悉,她又怎么知道我们唱的是哪种歌呢？而作为一个这种学校出来的高三学生，用那么鄙薄的语气说这种标榜的话,作姿作态给谁看呢？我继续拉着琴,含着笑看着她：“噢，我忘了，你只会唱《东方红》。”
　　小茹从保定来，名义上是初中生，恐怕还是实际上的小学生。看见她我就想起小祥，小祥来时才十四岁，冬天穿着一件小红棉袄，套着沉重的毡疙瘩，乍着两手，走在雪地上，真像一只小企鹅。为了帮她补习功课，我们曾反复讨论为什么“1米等于3尺”，后来这成了我们之间的笑料。一天晚上，我给她描述“十一”的狂欢之夜，正在兴头上，她可怜巴巴地叹了一口气说：“我过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金色童年，除了学校里的钩心斗角，我什么也没见过。”小祥在北京尚且如此，小茹还能怎么样？那天晚上的好兴致，全被破坏了。吹灯以后，我们聊得很晚，主要是告诉她，碰上胖儿这种人，离她远点，她说什么也别往心里去。如果碰巧他们手里有权，就更要小心一点。小茹忽然担心地说：“那你们住在一起怎么办？”我告诉她，我还有什么？我已经从北京流放到这儿了,已经是最底层了,还能怎么样？
　　现在小茹走了。白天胖儿去办公室时，我常拉拉手风琴，唱唱小祥抄给我的那些歌，还有你抄给我的《草原上的家园》。其他的时间看书。调到团里最大的好处是找书容易了。然后，照例是不说一句话地各自躺下，互相听着各自的喘息。
　　分配给我的铣床就在院子里立着，蒙着帆布。我曾掀开一角看了看，锈迹斑斑不说，似乎还少了东西。我不知道这台铣床扔在这儿多久了，其实，它离北边的大车间仅10米左右，当初加把劲也就挪进车间里了。
　　由于我自己的宣传，大家都知道修理班新来了一个“休息工”。估计这一冬就这么休息下去了。到春天的时候，也许会让我去通辽学习——假如我不得罪领导的话。
　　如果不是只剩下我一个未婚女生的话，我还是更喜欢在北边的牧业队。不管怎么样，在那儿冬天有烧的。我屋里水缸里的水早已冻成一块大冰坨了。那天，我从伙房借了把菜刀，把冰剁碎了扔了出去，否则，屋里更觉得阴冷阴冷的。
　　不知是否带去了寒冷的问候。

小方    

　　15. 1976年12月26日　内蒙古－北京

拉菲克：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车，这封信可以慢慢写下去了。
　　现在，我知道胖儿为什么匆匆忙忙地搬到我这儿了，她怀孕了
。 　　前几天，我去家属房那边补衣服，一边踏着缝纫机，一边听那些家属闲聊。忽然，有那么一会儿安静了一下，接着一个家属就问我：“胖儿有孩子了？”我一惊，说：“她胖。”那家属说：“胖跟这可不一样，你看不出来，我们可看得出来。告诉你，她快生了。”
　　我没说什么。我希望胖儿是生病了。一个人，总不该是这样矛盾的吧。要表现自己的正派，有人总喜欢指责别人的不正派，而因此，这种对别人的指责就该多多少少约束着自己。想起那天唱《红河谷》的事儿，想到那天她泼下的冷水，我不禁恨恨地想：何必自作正经！（以上是17日写的）
　　我到北边牧业队去了三天，过了三天又暖和又有好吃的的日子。我们用木工刨子刨了大半只羊的肉，包了好多的饺子。最让我高兴的是居然还有蒜吃！蒜都被严严实实地包在被子里，怕冻着它们。冻过的蒜会变成半透明的黄色的，味道也差远了，所以要小心地保护它们。饺子都冻上了。包好了端出去，一会儿就冻得硬邦邦的，然后往麻袋里一倒，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拿。
　　临走前，胖儿若有所思地问我去几天，然后略含期待地说：“当然，我是希望你早点回来的。”
　　临去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到伙房的煤屋偷煤。我把麻袋尽量装满后，她主动说：“我背吧，你的腰不好。”我吓得赶紧背起麻袋，搪塞地让她看看周围有没有人，然后顺着后墙溜走了。她对自己怀孕一事的尽力掩饰使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无意”地照顾着她，不让她看出我已经明白了一切。这些煤，起码能在我走的期间起个让她睡觉前暖暖屋子的作用。
　　我在北边没敢多住，回来的时候，我以为她会表示高兴的，但看到她那无所谓的样子，甚至连我走时流露出的那点意思也无影无踪的时候，我真后悔回来得早了。（22日）
　　昨天晚上，我到基建连串门，为了过冬，他们备了好几大桶柴油。不知谁发明的烧砖头的办法在这儿被大家共同效法：把浸透柴油的砖头当煤烧，砖头可反复使用。一进门就可以感到扑面的热气，墙上闪动着的火苗的红光，让心里也暖和了。小伟说我来晚了，罚我喝酒，坚决拒绝听我的任何解释与哀求。我说我得先找个地方坐下，省得站不稳摔跟头，他就让我坐到床上；然后我说必须把酒发了才能出门，否则我可能会吐，他说你坐一夜都没事，大家聊天呗。我一咬牙，喝干了小酒盅里红红的果子酒，果然心就马上乱跳起来。小伟看着我变了颜色的脸，说：“你真不能喝啊？！”你看，他就是这种“眼见为实”的人！阿明笑眯眯地不言不语地在一边调整着他们从北京委托行里淘换来的手摇录音机，“命运”也就忽快忽慢地在这儿敲起门来了。我把《艺术哲学》拿来给他们看。为了这本书上的裸体画，为了我与小伟、阿明他们的交往，这儿的人们又在风言风语了。他们哪个的孩子都没少生，怎么到了我这儿就个个都道貌岸然了呢？
　　等我在月光下踩着吱吱作响的雪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夜里 3点多了。空气好像也被冻住了，由于我的走动使它们碎裂，它们就把哈气推到我的睫毛上堆积起来，再把帽子的两个护耳冻在一块儿。在我的冰窖小屋里，碰哪儿哪儿冰手，我用最快的速度带着身上残余的热气钻到被窝里。被我破碎的空气又冻成了一个整体。
　　蒙眬中在寂静里隐隐地响起一声抽泣,我把头探出来仔细分辨,又是一声。“你怎么了？”我问胖儿。没有回答。我拉严被子,闭上眼睛,然而抽泣声清清楚楚地响着，扰乱着我的心。“你怎么了？”我又问。“鼻子不通气。”一句明白的谎言在哽咽声中传来。我不出声了，心里暗自责备着自己的多管闲事——难道她该哭的理由还少吗？（23日）
　　不知道从几点起胖儿开始难受的。我被她的喘气声惊醒的时候，四周一片漆黑。尽管不想被她打扰了睡意,努力着睡去,但多年放牧下夜养成的警觉仍使我在迷迷糊糊中把屋里的动静听得清清楚楚。听见她粗粗地喘着气、听见她用脚摸索着鞋下床、听见她在窸窸窣窣地翻动报纸，还听见有铁器的响动……没翻身、没抬头，就像什么都没听见似的，我下定决心，不管有什么事儿，决不再自找没趣。
　　突然间，传来的一声细细的怪怪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人也清醒了。接着又是一声，我忽然感到这是婴儿的哭声！在细嫩的哭声中我一下子翻身坐起来，同时听见剪子咔嚓响了一声。
　　在冰冷阴暗的屋子里，背对着我的胖儿只穿着单衣坐在铺满报纸的床上。我跳下床,把炉子捅开,返身见她手上托着一个颤抖着细声哭着的婴儿，“要我帮忙吗？”她连头都没抬，也没出声。我穿起衣服，收拾好床铺，结满厚厚冰花的窗户已透进光来。天亮起来了。
　　屋外刮着白毛风，风卷着雪沙把窗玻璃打得沙沙响，电线在风中呜咽，一声高一声低。
　　“连包她的东西也没有……”看着这赤裸裸暴露在零下四十多度严寒中的小身躯，我痛惜地说。“还包什么，扔了算了！”这是她今天头一句话，它把我的心冻住了。我默默地看着她没有表情地从容不迫地用张报纸把孩子包上，又拿起那条二尺见方的、我过去就觉得小得出奇的“压脚被”再包上一层，然后便把这个小包包塞在枕头与墙的夹缝间了。
　　等到胎盘下来后，她用报纸包起来，连同床上所有铺着的报纸裹成一团扔到墙角。我看着那张平整、干净得似乎没在上边发生过任何事情的床，感到一种深深的寒意。
　　10点钟的时候，有人在后窗户上乱敲，大喊大叫地让胖儿到库房查库。胖儿穿好衣服，拉开塑料床单，把孩子和床罩住，然后开门，平静得像往常一样地出门去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在白毛风中慢慢挪动着，很长时间，才拐过了南边的房角。
　　屋里显得更黑了。婴儿在塑料床单下不断地发出咳嗽声。我在屋里不知所措地转着。想看看孩子怎么样了，却伸不出揭开塑料床单的手；想看看书，但眼睛只盯在开头几个字上，什么也没看懂。我的心在咚咚地打鼓，耳朵却格外的灵：我怕听见屋外人们的走动声，怕有人推门而入；也怕听见屋里孩子的喘息声，怕被人听见。然而外边的人们的走动多起来了，孩子也不时发出微弱的哭声。一阵阵的恐怖扫过我的全身，让我不知所措。最后，我把门锁起来，出去了。
　　直到晚上 9点多钟的时候，我决定回去看看。白毛风仍在刮着,天黑黑的,四周的严寒包围着我。我顶着风往位于团部最北头的宿舍走着，不知道在那排黑黝黝的房子中间惟一亮着灯的屋子里还有什么在等待着我……
　　我推开门，呆住了。屋内点亮着我们所有的煤油灯，竟有了一种金碧辉煌的气势，炉火也烧得旺旺的，使屋子整个冬天头一次有了暖洋洋的感觉。胖儿抱着孩子坐在床上，冲愣在门口的我破天荒地笑着说：“你回来了？”我靠在门上，腿有点发软。（25日补记）
　　我从没这样六神无主过。我不知道我心里怎么乱成这样。在给母羊接生的时候我们都拼命保护着那幼嫩的生命，而面对这个婴儿时所感到的恐怖是怎么来的呢？今天有车走，信以后接着写给你们。

小方    

　　16. 1976年12月30日　内蒙古－北京

拉菲克：
　　知道你们一定等孩子的消息。我自己私下给她起的名字叫达娜。一方面，她能活下来，这生命力已不一般，另一方面，我希望她永远健康。蒙语“达娜”就是结实的意思。
　　纸里是包不住火的，消息从来都是不胫而走。26日，去师部开会的指导员回来了，后窗户又被敲得快碎了似的：“小方，电话……”只有食堂管理员屋里有电话，我飞快地跑出去，一边跑一边想：谁会给我来电话？（重音在“我”上）
　　指导员正跟炊事班的花瓶儿在说话，见我进屋四处乱找电话，花瓶儿笑着说：“没你的电话，就是指导员要问你点事。”旁边还有炊事班的另外两个女生。指导员问：“胖儿是怎么回事？”我就把经过讲了。刚说完，花瓶儿就说：“胖儿真不怎么样，说我们妨碍她、影响她学习，所以不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倒好，自己生孩子还把屎盆往别人头上扣！”旁边小纹接着说：“也就是在小方姐那儿，要在我们这屋，半夜里忽然生个小孩出来，吓也吓死了……”指导员直截了当地打断了她们的话头，问：“小孩儿现在怎么样？”“咪咪把孩子抱去了，和她自己的孩子一块儿喂着。”“胖儿准备怎么办？”“咪咪和她丈夫跟她谈过了，让她先认个错，写份检查，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就别捂着盖着的了。再说事情一公开，别人说什么也不在乎了。”“胖儿现在干什么呢？”“休息呢。”“她那天还上班了？你怎么不拦住她？”“我看她不想让人家知道。”我说。反正她检查都写好了，也没什么可瞒的了,只是这事变成我的“坦白交代”,心里总觉得别扭。但没想到花瓶儿又在旁边插嘴说：“其实，好多人都看出来了。那天庞胡子就说胖儿出事了，今儿上午对完账坐在那儿半天没起来。我傻乎乎地还追着问呢，说胖儿怎么啦？出什么事啦？当时屋里的人全笑我，我哪儿能想到是这种事！”我又呆住了。真没想到，我为了替她保密，在团部四处游荡，可事实上却根本不是秘密了！真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
　　其实，我也并没有完全给胖儿保密。那天我先到了一个已婚知青家，快到中午的时候，我远远地看着那道被锁上的门，心都快憋炸了。最后我向她讲了这个事情及胖儿所说的扔了孩子的话，当时她也傻了，更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后来，我又到别处去了，走到看不见那间房子的地方。最后，我到了基建连小伟、阿明那儿。我想，如果我回去的时候孩子还在，那么就根本保不了密了。而我离开那个知青家之后，她也坐不住了，又找了另外一个家属讨主意，最后她们一块儿去找了曾与胖儿在一个队的咪咪。咪咪和她丈夫听了这个消息大吃一惊，大家商量了一下，让咪咪和她丈夫天黑以后去看看情况，如果胖儿已经把孩子扔了就算了，大家就都不吭声了，没扔就先由咪咪照料一下。如果有人要就送人。所以那天我靠在门上还没挪步，咪咪就敲响了我们的门。
　　胖儿满眼疑问地看了我一眼，迅速把孩子放回角落里，然后抬眼迎着刚进来的咪咪夫妇平静地与他们打着招呼，说自己不太舒服，先睡下了。寒暄过后的冷场终于被孩子的咳嗽声打破，咪咪好像就等着这声咳嗽似地问：“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女孩儿。”胖儿平静地回答着，随手又把孩子抱起来，低下头看着。“你准备怎么办？”“反正也没奶，过几天还不就死了？”胖儿仍看着孩子说，声音仍那么平静。灯光虽然明亮，照不见她的脸，也照不见孩子的脸。我忽然明白,满屋里灯火通明,却并不是为庆祝新生命的诞生。“你看这样好吗，我们先把孩子抱走，你好好休息，明天我们过来再谈。”咪咪夫妇抱着孩子走了。我怀着满腹的疑团与欣慰睡了一觉。
　　第二天，我到咪咪家问，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对自己没想到找咪咪后悔万分。咪咪抱着自己两个月的孩子和胖儿的孩子一块儿喂着，说：“胖儿怎么不早点说？早点儿找个要孩子的人家，生下孩子就抱走，也没事了。”然后她把胖儿的孩子递给我说：“多怪，月子里的小孩儿皱巴巴的，胖儿的孩子白白圆圆的，眼睛还挺大。”我第一次在近处仔细看到胖儿的孩子，在长长的睫毛下，黑黑的眼睛懂事地看着我，安静极了。我忽然觉得胖儿真是可怜，居然找不到可以分忧的朋友。（26日）
　　自从昨天指导员说让她在屋里养着，照顾她的事由我承担，这件事就完全公开化了，我心里也轻松了。我们之间话仍不多，胖儿也从来不说要我做什么，脸上总是一种淡淡的样子，我就做着我觉得该做的事情。
　　我在车间里里外外搜罗了一番，什么废电瓶壳、破胶鞋、碎窗框、烂轮胎……在门口堆了一堆，补充了我们的燃料，使室温能升高点儿。只是有时搞得屋里一股怪味，但也没办法，暖和要紧。
　　今天中午打完饭路过水房，庞胡子正和几个老兵在打开水。这些老兵都是因为家乡太穷苦在组建兵团时复员跟来的。庞胡子一看我手中叠放的饭盒，与那几个人交换着眼光，冲我笑嘻嘻地说：“打三个人的饭？”我站住了，看着他也笑嘻嘻地说：“不，孩子太小，不会吃饭。——你还想听我说什么？”他们的笑容凝固了。
　　那天晚上，虽是黑夜，咪咪和她丈夫把孩子抱走时就被这些暗中注视的眼睛盯住了，今天咪咪把孩子送回来，他们又看到了。他们以一时的口舌之快求一场无聊中的大笑，并用这种无聊的大笑组成一张网，蒙向比他们的处境艰难的人，使这些人因此更加艰难。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善意待人呢？
　　我从正在看的赫尔岑写的《普希金断片》中抄段话给你们看，我很喜欢这段话：
　　“必须有另外一种气质,才能够忍受这阴暗时期的空气；必须从小就习惯于砭骨的、不断的冷风;必须适应解决不了的怀疑、辛辣的真理、本身的无力、每天遭受到的凌辱；必须从最娇嫩的童年起就养成习惯，把一切激动灵魂的东西掩藏，不失掉蕴藏在灵魂深处的东西——相反地，必须在无言的愤怒中使心中的一切成熟起来。必须能够为爱情而憎恨，为人道而轻蔑；必须有无限的骄傲，才能够手脚被镣索捆住，还是高高地抬起头来。”（27日）
　　下午，我和小叶去小卖部，走了快一半儿路的时候，小叶突然不自然地说：“小方姐，真不好意思说，其实……因为在我们家乡，像胖儿这样肯定是没人理的，家里人也不理的，觉得丢人……我想了好几天了，要不是你对她这样，我也是不理的……我也不敢这么做的。我家还有些别人送给我们的小鱼，我拿来给胖儿熬着吃吧，别放盐，听说能下奶。”我忽然心里很感动，对她说：“胖儿其实挺可怜的，也挺惨的。上次你们说她从炊事班那儿搬出去时说的话，我才明白，她那会儿没地方去了。她也知道我们俩没话说，但还能搬到我那儿，也算是看得起我吧。我不能在人家倒楣的时候再踹上一脚。我为了孩子谢谢你了。”
　　晚上，终于找到刚巡诊回来的玉莲，我问她：“家属房的人早就对我说胖儿快生了，说她们早就看出来了，那你看出来了吗？”玉莲说：“嗨，这事儿我听说也吓了一大跳。要往那方面去想，是几个月了一看就知道，可我根本就没往那儿想过。你们住一屋，你没看出来？“第一天就看出来了，就是拿不准。她晚上刚洗完澡，正好我回去了，她坐在椅子上喘大气，我看见她的棉毛衫绷在肚子上，肚子凸得奇怪，不是平缓地胖起来，而是一下子出来一块儿。当时我不知道我判断得对错，后来家属们也这么说。我不知道穿着衣服也看得出来。”“走路姿势、喘气也都能看出来。”“我没想到那天她没叫，如果不是孩子哭，我都不知道她生了。”“一声都没吭？”“只是喘气的声音比较粗，但也不厉害，我听别的家属说都要叫的。”“你帮她了？“没有，我起来的时候脐带都剪断了。”“怪不得有几次接生的时候她主动跑来问我经过情况，我还带她见过一次。真是有心啊！”“我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忍的。”“唉，到了那个地步，想不忍也不行啊！”“小叶拿了点儿鱼给胖儿下奶，说不放盐就行。”“是鲫鱼吗？鲫鱼才下奶。”后来玉莲去给达娜检查了身体。（28日）
　　看看前边写的，现在，我已经把写信变成写日记了。
　　今天，胖儿给孩子换尿布，我站在旁边看，由于屋里太冷，没法洗，孩子臊臊的，我忍不住说，给她起名字吧，大名叫达娜，小名叫臊娃。小臊娃怪了，平时不哼不哈地躺着，只要一哭，肯定是饿了、拉了、尿了，省事极了，省事省得让人心酸。
　　今天从师部来的车带回不少信，可是没我的。胖儿家里来信说她的接班手续已经办好了，让她马上办妥这边的手续早日返京。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咪咪，她叹口气说：“我们还在找要孩子的人，难呢！送给牧业队的牧民肯定没问题，可又觉得那样孩子太苦。当然，送给蒙族家庭是最好的了，他们不在意孩子的来历。他们之间送孩子的多了，而且也不瞒着孩子，孩子也知道自己本来是哪家的，没有歧视问题。”我们都从牧业队调上来，太知道牧民的热情与朴实了。“最好是找个干部家庭，经济上不困难，孩子又不至于受欺负，有权也能保护孩子。”她的丈夫说。这会儿我也觉得，有特权还是有好处的。最后咪咪让她的丈夫再扩大找寻面，我俩去见胖儿。咪咪要胖儿做好带孩子回去的准备，她说：“孩子肯定聪明。月子里的孩子没有她这么漂亮的，到我那儿看孩子的人都说她招人喜欢。你妈妈一定会喜欢她的。不管怎么讲，她是你身上的一块肉，要让我跟我的孩子分开我肯定受不了。”胖儿把孩子抱在怀里，没说话。
　　下午，到基建连去。小伟和阿明看见我就乐了。阿明还是不言不语笑眯眯的，小伟说：“请坐，请坐！‘团部名人’，欢迎光临！”他看见我有点儿真要跟他急了，忙说：“我说的也是实话嘛。现在你的一举一动都有人注意，就我们这儿，这几天也来了好几拨人了。有的什么也没说,看看就走了,有的倒说了几句，最坦率的是何云祥，他说：‘师部有人想跟小方交朋友,让我问问小方有什么条件,比如身高啦、工资啦。小方一张口就说什么第一不做饭,第二不要孩子。你说,这娶个老婆又不做饭又不生孩子要她干什么？！我看她挺喜欢到你们这儿来的，告诉你一声。’我说：‘谢谢你的关心。’就把他好好地送出去了。你现在是骑虎难下了吧？”“好像也不是,想下也下来了,但是不想下来。”“是不是认为不能落井下石？可她这种人可不会感恩的。”
　　是的，我对她并无好感，尤其最近，知道的事情渐渐多了，更是如此。整个事情是她把我装进去了，而现在我又成了她的挡风的墙，甚至我看得越明白越得替她挡着！我才不想让她感什么恩呢，我只是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们反正不是一种人，等她一回北京，谁还认识谁呀！
　　我认为，朋友之间应该是坦诚相待的，这样才能有信任的基础。我没有在这里结婚的勇气,而且,我也不愿因我的出身连累任何人。尽管有人对我讲，也有人这样做着，即嫁个好出身的丈夫可以改变这一切，但我不想这么做。我知道我在这儿太显眼，那些“热心肠”的人为我早已坐立不安了。尤其胖儿的事一出来，就像再次点起根导火索似的。我也知道他们说我是带刺的玫瑰，看着漂亮就是不能碰，可我从来没扎过朋友。我和小伟、阿明早就挑明了：我非常看中他们的坦率和善良，非常喜欢与他们交往，如果他们也愿意保持这种交往，我希望在其中不涉及性别，而且因与我交往可能会引起很多议论，所以他们不愿承受时我也完全能够理解。非常不善言辞的阿明讷讷地说：“我反正什么也不在乎，只是怕对你不好。”这是让人心里感到非常温暖的话。我说：“没什么，我早习惯了，我只要与男生交往就会有议论的，我只是想让你们有个思想准备，并且知道我的态度。”小伟倒是挺高兴，说咱们合伙跟他们开个玩笑，涮他们一把！你们看，现在果然如此，事事不出所料。
　　我跟他们讲了我对胖儿紧紧地把自己封起来的困惑，这种封闭拒绝着所有的帮助。小伟一边想一边说，根据这几天我所听到的情况，她在北边当记工员的时候，曾经非常苛刻地对待了与她观点不同的一群知青，而这群知青正是你的朋友。以己之心度人，你想过没有，如果是你生了个孩子，那她会怎样做？
　　我想起1973年夏有一次在河边放羊，平凡也正巧在那儿饮羊。因我在偶然间看过他的一些随笔，觉得颇有启发，如：“学风受政风左右。仅强调个人意识领域并加以斥责,不指根源,学风怎么纠正？把政治架空，学风趋于虚伪，抛开物质基础，精神从什么基础提高？”“迂者引经而炫其学，伪者据典而饰其意，世之迂伪，孰能辨之？”……所以拍马上前问候。那天我们坐在山坡上聊了一会儿，因为我实在幼稚，他就说：“你看，在把光明都写在了报纸上给人看的时候，是不是把黑暗就写在人心里去了呢？”这时，我忽然深深地感到那包围着胖儿的黑暗的阴森。
　　答应过把平凡的诗抄给你们，只找到两首，均无题（我看到的时候就无题，不是诗名为无题）。

　　　　　　　　昔厌尘嚣今亦然，
　　　　　　　　放羊骑马立孤山。
　　　　　　　　一层薄雪知秋尽，
　　　　　　　　几朵浮云有雁穿。
　　　　　　　　时催候鸟担劳碌，
　　　　　　　　翅抗天风受苦艰。
　　　　　　　　规律驱人作雁徙，
　　　　　　　　可怜强者上史篇。（其一）

　　　　　　　　　*　　　*

　　　　　　　　风光触目不惊，
　　　　　　　　问眼光是否已定型。
　　　　　　　　念旁观侧视，
　　　　　　　　平常神色，
　　　　　　　　哂言讪笑，
　　　　　　　　近来诗名。
　　　　　　　　灵台之诚，
　　　　　　　　轩辕之祭，
　　　　　　　　少作初衷俱自轻。
　　　　　　　　心万绪，
　　　　　　　　漫九天之外，
　　　　　　　　八极之中。（其二）
　　　　　　　　　　　　　　　　（以上29日）

　　今天，我坐在窗口补我的碎成条儿的棉袄袖子，已经破了好长时间了，昨天在小伟那儿撕了他的一件破衣服拿来当补钉。他的衣服都还结实，硬伤多，油花花的。我的衣服只剩下回北京穿的没打任何补钉的一身“礼服”，其余的衣服都穿糟了，也没法洗（一洗就碎了）,也没法补（挂不住补钉）,就送给牧民做吓狼的假人了。
　　胖儿在牧业队的一个朋友来看她，给她带来一些“补品”，她们俩正说着话。忽然我听见她那个朋友惊叫起来：“胖儿，胖儿，你怎么啦？”我一回头,正看见胖儿软软地向一侧倒下去,脸色惨白。我们手忙脚乱地把她扶倒在床上，胖儿睁开眼睛，问：“我怎么了？……”
　　我们的伙食很不好，主食是高粱米、大碴子和棒子面，菜是圆白菜，听说也剩得不多了，过几天就得吃盐水泡饭了。今天胖儿的朋友送来的肉，正是雪里送炭。虽然也有些好心人送来了一些吃的，但和我见过的坐月子的人比，胖儿实在是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里了。
　　我糊了一个特别结实的牛皮纸信封，明天有车出去，可以把信带走。我的“日记”还会接着写下去的。
　　问朋友们过年好！

小方    

　　17. 1977年 1月 7日　内蒙古－北京

拉菲克:
　　今天，北边牧业队的大啸开着拖拉机来接我参加眼镜的婚礼。我从没想到大啸的嘴上能抹那么多的蜜，话能说得那么甜。
　　他说，虽然他的东方红不是高级专列车，但是，这是来接我的专车，是北边知青的特别邀请，充满诚意，希望我不要让他完不成任务，而使北边的朋友们失望。
　　我找了许多的理由不去，他说了更多的理由必去，只见阿明仍是坐在一边眯眯地笑。我们都知道凡是说出来的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到最后只看谁能坚持到底了。
　　胖儿曾在大啸他们那里当过记工员，曾经对他们百般苛刻，仅仅因为他们是些思想比较活跃的青年，对事物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而我的朋友小华她们，也都受过她的伤害。所以，胖儿在我屋里生孩子的消息一传到那里，群情鼎沸，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叫“报应”，公认应该把她晾起来，把我救出来，于是尽管冰天雪地的，大啸开上拖拉机就过来了。
　　可是，我实在觉得眼镜的结婚不值得庆祝。我见过眼镜随手画的一幅画：牧人在草地上睡着，马在他脚边啃着草。看着这简单几笔画在一张小纸片上的画，我就像听见了马嚼草的声音、闻到了草的清香，云雀在空中嘹亮婉转地叫着，阳光也软软地照在了我身上，心底里透出一种轻松、惬意（我一直认为那叫的是百灵,但有人说是云雀，既然我从没看清过它的样子,叫云雀倒更有在云端的意境）。但是我不喜欢眼镜对婚姻的轻率。他们告诉我，眼镜认为反正也走不了，不如找个牧民姑娘，还有一个家族力量可以依靠，否则知青家庭力量太单薄。因此我不认为他对那个牧民姑娘有很深的感情，这是很无奈的一种选择，所以我不高兴参加这样的婚礼。我觉得他这样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那个姑娘不负责任。这是个让人伤心的婚礼。
　　胖儿这里，我并不是离不开，是我不想离开。他们不知道胖儿实际上有多惨，要说报应已太够她受的了。我不喜欢她，但我可怜她，如果这会儿我去北边，就是落实着北边朋友对她的惩罚，但我不能用我的手做到这一点。
　　我喜欢到北边去，但是加上这些附加条件，我就不能去了。大啸走的时候,我请他代我问候大家,谢谢他们。我知道，他们都会理解我的选择的，但宣泄一下也是挺愉快的，如果我不在这个位置上，也会站在大啸他们一边的，很可能还是闹得最欢的那个呢！
　　随大啸的拖拉机过来的还有乌妮克。乌妮克问我知不知道胖儿的男的是谁，因为她们翻来覆去地回忆着胖儿周围的男生，只有与她在一个毛选学习小组的××比较像，而那人比她小八岁。“胖儿有三十岁了吧？”乌妮克说，“这是我们算的。”
　　我没有亲眼看见胖儿的检查，那上面写着那男的的名字。指导员倒是挺同情胖儿的，他说：“三十岁了，还没个家，没个孩子。”胖儿在检查里写道，她正在办回京的手续，如果结婚，她就回不去了。（1月3日）
　　我在招待所找到刘亮，他也是办好手续准备回北京的，我跟他谈了胖儿需要早点儿回去的原因，请他帮助和司机说一下，让胖儿和他一块儿走，路上好有个照应。刘亮满口答应，还说万一没地儿，他可以坐在上边，让出驾驶室里的位置。
　　下午，刘亮来找我，表示非常为难，因为司机范革不肯带胖儿，还阻止别的司机帮忙。我们一块儿到了范革的宿舍。屋子里烟气腾腾的，围了一桌儿的人正在打扑克，吵得老远都听得见。我往门口一站，屋里一下就安静了，只听我一个人向范革提出要求。尽管屋里所有的人都知道范革驾驶室里还有一个空位，范革的眼睛仍对着我的目光说：“我的车上实在没有地方了，让她等下趟车吧，或许别的司机的车还有地方，你再问问？”“我问哪儿有你问方便啊，难道你就不能帮帮忙吗？咱们都是北京知青。”他一时没有回答。忽然暗影里烟气中传出怪声怪气的为他解围的话：“你和胖儿可是老朋友了，多跑几趟，多帮帮忙有什么？……”我只觉得一股火儿一下顶到脑门。我冲着声音转过身去，一字一顿咬着牙说：“告诉你们，我和胖儿从来就不是朋友，这是起码的人道，可惜，你们连这一点也不懂得！”我扭身出去，把门狠狠地摔上。
　　刘亮追上了我，看见我正在把哗哗涌出的眼泪乱抹在破棉袄袖上。他陪着我走了一会儿，一直等到我安静下来。他平静地说：“跟这些人生这么大气不值得，再说，你说的是什么他们也听不懂。”“可是范革懂，他也是高中生，他不可能不懂。而且，他追过胖儿，追了很久，胖儿拒绝了他。就这么块地方，就这么些事儿，什么也瞒不住人的。胖儿的事儿一出来，团里调上来的知青就数他的态度激烈，不共戴天似的。我觉得奇怪，一问，大家都知道。胖儿已经倒了，他还要拼命踏上自己的脚。说实话，在我心里,他们倒真该是一对儿。”“那你哭什么？”“我觉着委屈。跟他们这种人打交道,我真觉得委屈。”（5日）
　　家属房那边又添了一个孩子，也是个女孩儿，也是北京知青的孩子。我去看的时候，在她暖暖和和的家里，她睡在她妈妈缝的小小的精致的睡袋里，在黄黄的小脸上紧紧地皱着小小的眉头，小小的手攥成小小的拳头。两个孩子的第一天真是天壤之别啊！（6日）
　　明天，车队就要出发了。下午，范革忽然在门外叫我。我站在门口，胖儿就在屋里，可以清清楚楚听见我们说话。“我明天就要走了，我的手续也办完了，以后见面恐怕就不容易了，你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办吗？”“不用了,我只有一封信,刘亮已经答应帮我带了。”“胖儿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吗？”我一时没转过弯来。紧接着他解释似地说：“我本想帮她托运行李的，但是……”他耸了耸肩，摊开两只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势，“所以，请你跟她说一下，实在没办法，对不起。”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走掉了。他这个“意思意思”可真够意思的！他在背地里对胖儿的议论，我全知道了；他对胖儿所必须得到的帮助，在各方面尽心尽力地加以了阻拦，我也知道了。我以为他会悄悄地走开去，忘记了胖儿，忘记了我们，反正此次分手，一切就都一笔勾销了。没想到他却突然走过来，用笔在自己脸上勾出了一块白斑。 　　我走回屋里，听见胖儿说：“这才是做人的诀窍！”她脸上闪过一丝冷笑，又马上平静了。

小方    

　　18. 1977年 1月11日　内蒙古－北京

拉菲克:
　　下午，来了一辆小车，来接孩子的。夫妻俩一看见孩子就喜欢得不得了，抱着孩子的手都松不开了似的。咪咪把孩子接过来,让胖儿再给孩子喂最后一次奶。我实在看不了这样的场面，扭过身去了,只听见达娜在吧嗒吧嗒吸吮着妈妈的奶。每次吃奶的时候，她总是知足地闭着她的黑眼睛，把一只小手搭在妈妈的乳房上，不着急不着慌的样子。咪咪也像不忍再看,和我并肩站在窗口。今天阳光明媚,连风都没有一丝，但我却感到心中黯然。
　　那夫妻俩这时从小车上搬下一堆罐头，又拿出 300元钱递给胖儿，胖儿板着脸，一言不发地推了回去，那女人几次想把钱放下，都被胖儿挡住了。我在旁边看不下去了，说：“算了，别像卖孩子似的，这钱就给孩子花吧。”那女人缩回了手，千恩万谢地抱着孩子上了车。我把孩子的生日写了个小纸条从车窗口递给了那个女人。小车飞快地跑掉了，好像怕胖儿追出来似的。
　　胖儿没有出屋门，等我进屋的时候，她还站在窗前，看着那条把她孩子带走的铺满雪的路。那是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
　　夜里，胖儿把我哭醒了。我觉得天河里所有的水都变成了胖儿的泪水，这么哭过的人，今生恐怕不会再有眼泪了。（10日）
　　再也没有达娜了。也不知道她的养父母会给她起什么名字。
　　今天有车去师部，把这封信带走。我忽然觉得能写那么多的信真是奇迹了，现在我好像一下子什么都不想写了。

小方    

　　19. 1977年 1月25日　内蒙古－北京

拉菲克：
　　胖儿还没等坐完月子，便坐汽车走了。她终于没能坐进驾驶室里。好在这次回去的人太多，天又太冷，所以在车上支起了车篷，否则六百里的敞篷车坐回去，恐怕她到不了家了。
　　孩子送人了,自己办好手续回家了,丑名声扔在这里了，很多人都表示这样最好，而我无话可说。我们之间是被达娜连到一块儿的，达娜走了，我们也就分开了。
　　晚上，玉莲到我这儿串门。我喜欢她的直爽、大胆，她与她的男朋友的关系被人嘲笑,因为露骨,因为坦然。正常的感情为什么要遮遮掩掩？（18日）
　　前几天与玉莲聊天，不由得想到了一些事，即这里青年之间的“不正常”关系说明了什么？现在常常议论的两性关系的“混乱”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没有合理性的标准，所以混乱便是免不了的。怎样的处罚也不顶用，因为这是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人问题。
　　原始性质的“群婚”，例如这里牧民之间的性关系，在他们之中只表现为一种本能,在他们心中,这并不是混乱的，是合乎人之常情的，是天性的体现。
　　封建性质的“一夫一妻制”，例如这里的外来户、老兵的家庭，保留着内地农村的特点，固守着家庭的阵地。
　　而在年轻的兵团战士的身上，已经显出的是具有更高一时期的特色了，地位的比较、物质利益的衡量……追求的是物质的享受。
　　但在最早到这儿插队的知青，来自大城市，在他们，组成家庭的要求偏重于感情的结合。于是，他们也把这种思想带到了这荒僻的角落，组成了第四种家庭。
　　而“不正当”的关系，是怎样表现的呢？
　　牧民之间的原始的性关系被冲垮了，公开的性生活变成了秘密的性生活，这是尽力要在“现代性关系”的时期保持那种“原始性关系”的，所以,在“现代”被认为是非法的性关系。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大加指责，真是把生产抓上去，牧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条件稳定了，文化生活丰富起来……这原始的性关系便自然而然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消失了。单单指责这种“混乱”的人，实际上不过站在封建道德的位置上的，倒也没能显得更高，反而显得虚伪罢了。
　　青年中的“性生活混乱”,说明的是现在的普遍问题,取决于物质利益与感情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如小珍与卫生所长的关系，是为了以肉体去换党票——即以肉体的代价去换“光明前途”、去争“物质利益”。
　　如肖石与其妻,是因肖的物质条件不足以使他相信她不抛弃他，所以为了不失去不易得到的女人,便让“封建道德”的舆论把两人压合起来。
　　在没有物质保证的情况下,感情的发展只能引入“非法”的关系,如城市的青工、这里的知青等。而胖儿，结婚便失去回城市的条件，反之，自己的骨肉就是私生子。
　　以肉体换需求的存在，说明了什么问题？这是实质上的妓女，不管打出的是非法的还是合法的旗号。现在不是没有妓女的时候，各式各样的“妓女”多了。
　　然而以感情为基础的两性关系，是应该加以保护的。在没有结婚条件时应能允许同居到有能力、有条件结婚的时候。自然，同居时应尽力不出额外负担——孩子。而如果同居是合法的话，那么，一切避免的办法都能行之有效。在此，避孕与人工流产是应无条件地给予方便的。（24日）
　　在当今的这种时代，宣称着消除了私有，那样子，家庭实际上应是社会化的。
　　青年工人每月三四十元的生活费,并没有包括子女的费用在其中，却要负担那样大的开支。所以,倒不如干干脆脆地同居，反正子女也不起“防老”作用了,不如不要的好。可惜,很多人总在犯糊涂。
　　这样，中国人不是要绝种了吗？不，我所指的，是无产者，即工人。他没有什么财产可以留给合法的子女，在大同的时候，他们的子女是应由社会来抚养的。而像集体所有制中的农民，他们要留给子孙的可是太多了,而子孙还仍起着“防老”的作用的。所以,让他们的子孙去延续中国的种族吧（他们的子孙在逐步的变革中也进入无产者的队伍）。
　　哎呀，这样不就乱套了吗？工人都没有“合法”的子女，也是不行的呀，这不是太狂妄的胡想了吗？其实，实行一条这样的规定便可以了：婚生子女中，有一个可以得到国家的子女补助；非婚生的子女，由个人负责扶养。这样一来，一受到个人利益的限制，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现在的那种道德观念限制了什么呢？限制的是感情的结合，鼓励的是利益（买卖）的结合。因为这道德,是继承了封建私有制下的传统的。很有些“道德卫士”气愤了吧！然而,明明暗暗的“公娼”“私娼”现在并没有消失啊！这说明了什么？！多多少少的“单身汉”“光棍”现在还很多呀，这是为什么？！我想，如果为正常的性关系打开方便之门，可能私下的“秘史”便会少多了，到那时感情的结合便成了新的道德标准。
　　在社会还没有能力达到大同的时候，这样解放思想的两性关系会造成相应的困难。所以，还需要以婚姻作为区别，即物质鼓励。鼓励少生子女（子女补助）、鼓励合法化（安家补助、探亲补助、生活用品的安排、住房……） 　　随想随写。北京及这里的见闻使我只能这样思考。这里的闭塞令人难耐。小伟、阿明也回去了，这里连个说话的人也找不到。
　　盼你们的信，你们的信对我太重要了。

小方    

　　20. 1977年 1月29日　北京－内蒙古

小方：
　　听说小达娜送人了，你为什么不要呢？为什么？虽说是私生子，但孩子本身是没有罪的，她的不幸加上你的不幸，也是对社会的一点讽刺。我听到你没要那个孩子，心里难过了好几天，你以后会后悔的。要是我在，我一定要好好地把她养起来。你还记得咱们喂那些快死的小羊羔吗？它们后来不是都活了？我是不管那些什么习俗、偏见的，自己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让别人去说吧！
　　邓至今没消息，虽传说中的１号文件上已官复原职，在传说中的讲话上也被称为“四人帮”夺权的主要障碍，但在正式的文件中却总是回避不谈，不知为何。估计到时不解决，清明节还有一场好戏可看。

林林    

　　21. 1977年 2月 6日　内蒙古－北京

小伟：
　　我想出了一个新计划，但新计划将借助大家的力量。
　　我过去的打算很简单，为了长期坚持下去，必须使自己有立足之地，这要求掌握一定的技术、学会与人周旋、对付一般舆论，这样为自己思想的提高创造物质基础，使自己的行动以至“对抗”带有不易为别人陷害（加害）的“合法”性。
　　基层干部，不过一小走卒而已，不必搞僵。北边的人太习惯于“对抗”而不习惯“利用”，所以你的处境更强。
　　从长远考虑，机运科是机械化的基地，每个地区的发展与运输力的强弱是分不开的。你应争取。现这里的技术力量薄弱，暂时的“顺从”只有好处没坏处，志同道合的人应该成群结伙（分裂是目的不一的表现），成为这范围内的“地头蛇”——造成自己的势力，这样才能互相保护并与外界的压力抗衡，才能长期坚持下去。否则，分散的后果是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强到可以自立，早晚要沦落到眼镜的下场。
　　我的意思，在可能的情况下，让大家争取到这儿来，顺应抓生产的潮流，在修理工的范围内成为场里不可缺少的力量。这才真叫有了立足之地，摆脱受人摆布的境地，使自己的“对抗”有坚实的基础，才可能做到挺胸抬头，而在别人想损害的时候，不得不多想几层。
　　为北边的人的散伙不过是叹气罢了，他们的斗志丧失了，他们之间缺少一致的奋斗目标，只是凭以往的友谊及外界的压力使他们暂时还连在一起，一旦分离的日子一到，便各奔东西了。回去放牧是极不现实的，必须往远看，否则年复一年，时光如流水，几年后终于在牧业上混不下去，大好时光已过。
　　向机械靠拢，凡准备长期在此，只能这样争取，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久之计。
　　机运科以后还要加强，已经强调了这一点。
　　理论上的学习，也需共同探讨。
　　总之，我主张“聚”，不主张“分”。并不想一开始便分明地结“帮”，但这能逐步做到。关键在争取，在创造条件，即使短时间内达不到，逐步向这个方面发展，咱们还是有有利条件的。
　　1968年，我的一个已在阿巴嘎旗插队的朋友说知青终会一事无成，虽然他们的数量很多，也像一个阶层，但他们仅是一盘散沙。这话让人沉重，但事实确已如此。

小方    

　　22. 1977年 2月17日　内蒙古－北京

林林：
　　关于达娜。我并不在乎习俗与偏见的，但这个孩子我不能要。
　　一、我没有能力哺养这样小的孩子，她又不是小羊羔。
　　二、我的动荡的生活也使我没有精力照管她。
　　三、我不能对她今后的生活不负责任。如果把她的不幸与我的“不幸”加起来，那么，你可以想到她长大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吗？
　　她与我生活了十八天,这十八天生离死别的悲剧自始至终被我看在眼里。私生子是对社会的抗议,我过去忽视了这个问题。的确，孩子是没罪的，但母亲就有罪吗？
　　再谈。

小方    

　　23. 1977年 2月17日　内蒙古－北京

小祥：
　　到这儿后，更时常的想到你，尤其与小伟、阿明订了合同，他们教我开摩托车、拖拉机，坏了保修。总之，天暖和了以后就是非常快乐的日子了。但得先学骑自行车。如你在此，虽没马，但有摩托车兜风，一定更高兴。一想到这儿，更想你，有你，多快乐呀！
　　这里今年惨极了，断水、煤、电，白天只好在外避难,晚上生火烤屋睡觉,早上都到别人家梳头。这里不许回家，三排宿舍，两排各一男生，西排屋只有我一个女生，你根本无法想像我的狼狈样。春节马上要到了，都不知道这几天怎么混，书也没法看，没有人有勇气在我屋里坐上五分钟的，在屋里拿东西都得戴手套。每天晚上生火时，火着起后半小时内，不敢摘帽。这在牧业队是想不出来的。下月粮食百分之百的棒子粒，人们都不知日子怎么过了。
　　去拉煤的车终于回来了，我急忙背了一麻袋煤，回屋把烟筒都烧红了。心里真高兴呀！月光下我看着自己背着煤急急忙忙跑的影子，真像一个土匪。听说来了两麻袋的信，明天这信就不让他们带走了，过几天油罐车要走，让他们带吧。（12日）
　　小达娜在第十八天被一辆小车接走了，那些日子，我心情坏得一塌糊涂，所以，虽然看了你的信和他们的信，也没写回信，就是林林也是从别人那儿知道的。

小方    

　　24. 1977年10月14日　内蒙古－北京

拉菲克：
　　我们马上要搬家了。兵团解散以后，新团部的位置北移，这个小镇从此就要消失了。我们要把别人都搬走后才能走。我到基建连去过,告别那间曾给我带来温暖与信任的小屋。小屋已经没有了门窗,旁边的屋子甚至连顶也没有了，满目疮痍，真是一片大溃退的景象。我的告别竟成了凭吊。
　　最近，一直把《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传》翻来覆去地看，很想写点东西。
　　我找出从北京带来的一个硬壳小本，在封面上画了浪花和海燕（当然，我认为的海燕）。
　　在第一页第一行写下“小说‘私生子’素材”,然后我抄下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序中的一段话:
　　“无论个人主观地说可以怎样超出这各种关系，社会地说,他总归是这种关系的产物。我的观点,比任何别的观点，都更不能要任何个人对这种关系负责任。”
　　我写下了序言：
　　“窗外，飘着雪花，这是今年的第二场雪了。我的心也如同这飘着的雪花一般，随着狂风向远方飞去，飞去……
　　就要搬离这块地方了。这小屋虽破烂，却珍藏着多少记忆。我从这里的小屋里，又长大了多少。或许，应该把它们记下来。虽平常，虽一般，然而，这终归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使我成熟，使我懂得爱与恨，让我渐渐更分明的看清这世间的残忍与绝望境地的挣扎。
　　或许，因为如此，才使我变得越轨出圈？然而，正因为如此，使我更加向往那种纯洁的生活。
　　是我错了吗？告诉我，如果你是我的朋友，请帮助我分析。”
　　在以前写下那些信、日记的时候,我总也想不明白的是,现在的一夫一妻制保护的是什么，孩子能继承的是什么。但我终于明白了，我过去以为,现在的婚生的孩子是没有什么可继承的,这是错的。他们要继承的是血统,而这种继承的重要,是当今每个人都分明的感觉到了的。下面是主线的理论依据。
　　《共产党宣言》：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党人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是建筑在资本上面， 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充分发展的形式，只是在资产阶级中才存在，而它的补充现象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既然一夫一妻制的发生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那么当这种原因消灭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灭呢？
　　可以不无理由地答道：它不仅不消灭，反而只有那时它才能十足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化为公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妇女——这数量可用统计方法算出来——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也就要消灭下去。卖淫定会消灭，而一夫一妻制不仅不会终止其存在，而且会最后对于男性也成为现实。
　　这样一来，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会起很大变化。而且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公有，个体家庭也不会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私人的家务将变成社会的工业。孩子的照管和教养将成为公众的事情；社会将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或是非婚生的。因此，对于‘果’担心也就会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日成了一种阻止少女毫无恐惧和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道德的和经济的因素。这岂不会足以使更自由的性交，从而使社会舆论对于处女的贞洁及女性廉耻的更加宽容态度逐渐发展起来吗？最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一夫一妻制和卖淫虽为对立物,但却是不可分割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极吗？卖淫现象可能消灭而不会使一夫一妻制同归于尽吗？
　　在这里，一个在一夫一妻制开始发展时还只有萌芽的新因素开始发生作用了。——这新因素就是个人的性爱。”
　　“可见，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及其所造成的财产关系的消灭已把今日对选择配偶尚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顾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达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存在了。”
　　“性爱就其本性来讲既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在今日只有对于妇女才是有效的,——那么,基于性爱的婚姻，就其本性来讲便是专一婚姻。”
　　《恩格斯传》：
　　“莉希和恩格斯在一起，共同生活，相互了解，日子一直是过得很幸福的。她在病床上，请求丈夫履行一个正式结婚的手续。恩格斯一向认为，结婚经过国家批准，并在教堂举行仪式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可是他答应了临终的妻子这个最后的要求，于1878年 9月11日晚上和她举行了结婚仪式。几个小时后，莉希就在恩格斯的怀抱里去世了。”

小方    

　　25. 1978年 4月21日　内蒙古－北京

拉菲克：
　　今天和乌妮克去医院检查身体。我把在北京照的片子一拿出来，何医生就不像个医生了。他举着片子左看右看，就像看个艺术品一样赞不绝口，指着片子说，你看，这肺纹理多清晰！你看，这儿有炎症！哎呀，什么时候咱们这儿也能照出这么清楚的片子！
　　检查完了，何医生一边给我开诊断证明，一边问：“你想看看胖儿的孩子吗？我可以带你去。”
　　乌妮克马上兴奋地说：“好啊，我正想看看那孩子呢。有人回家后见过那男的，跟他说：‘喂，你的孩子送人了，你还不去要回来。’”
　　这时，我才想起来乌妮克曾经与他们在一块儿，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惟一见过达娜父亲的人。也是她给我分析的事情的经过。
　　达娜的养母比我记忆中的那个女人老多了，她显然那时就没注意到我的存在，所以听了何医生的介绍之后，才回忆着说：“啊，是啊，旁边还有一个女的。”她忧郁而紧张地望着我，说：“孩子的妈妈要把她拿回去吗？”“不,你放心,没这个意思。我只是想看看孩子,没有别的意思,你别担心。”
　　那个女人告诉我，孩子来了不久就病了，几乎死去，她陪着孩子在医院里住着，住了很长时间。“当孩子出院的时候，”她说，“我认为这孩子就是我生的。没有我，她早死了。”
　　她把桌子的抽屉拉开，把立柜的柜门打开，里边装的都是孩子的玩具、衣服，很多显然都是从大城市里带来的。她说，探亲回来的兵团战士、知青都给孩子带东西,吃的、穿的、玩的,什么都不缺。我忽然想起那天早上，那张报纸……
　　孩子醒了。乌妮克一眼望去，惊叫起来：“活脱脱一个××，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一岁多的达娜见多识广地看着我们，又拼命拉着那个女人的手要出去，“妈妈，妈妈。”她叫着，满屋都是她的声音。
　　“你们给她起了什么名字？”我问，然后说：“我叫她达娜，是蒙语，结实的意思。”
　　“还是这个名字好听，可是不好改了。已经叫开了。”她诚心诚意地说。
　　“不要改了，就现在这样挺好，真的挺好。你们是她的父母，她应该叫你们起的名字。”
　　我们出来告别的时候，看着那女人欣慰的样子,我知道我以后不该来了。我不该打破这种平静,就像那女人说的：“没有我,她早死了。”她是达娜真正的母亲,达娜是她心尖上的肉，是不能割舍的。

小方    

　　26. 1998年 4月23日　北京

岳建一：
　　终于写完了你要的稿子，也还了自己的一份心债。但请你帮助起个名字，谢谢！
　　在这以前所有的信中都没提及到的，在这封信里加以补充。
　　1983年，我的前夫为了跟我离婚，曾经罗列出我的种种恶名，其中也包括了胖儿的事情。他说由于我没有阻拦胖儿在生孩子的第一天去上班，好多人都说我是个冷酷的女人。
　　我自己也曾反复想过不知多少遍，但是我至今仍这样认为：那是胖儿自作自受，与我无关。我真正的冷酷并不在于此，我一直不能原谅自己的是：那天，我把包在报纸里的孩子锁在了零下四十多度的屋子里。我在人性的冷漠跟前吓得失魂落魄，我以为我应该尊重孩子母亲的选择，可没看到，这正是一种人性的极度扭曲。我对那个无助的小生命的无视时时刻刻提醒着我，让我自疚。
　　我也曾在无边的黑暗中沉溺过，是朋友们多次向我伸出了他们的手。由此使我认识到，我有责任向我认为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伸出我的手，尽我这份心力。为了心灵的生存，为了做人的责任。
　　对于上山下乡，那是政府的权宜之计，现在已经看得很分明，无所谓对、错，就像胖儿到时候只能生下达娜一样。而正因为成百上千万条生命曾被冠冕堂皇地送上死路，所以，知青最终用大返城表达了活的愿望。但这时，其中又还有几个身心完整的活人？
　　其实，我们最初并不是都想返回北京的，在这些信件的前一部分我已探讨了这个问题。在悲剧的大舞台上，谁能上演喜剧？
　　鲁迅说过，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撕毁给人看。

小方    

　　27. 1998年 6月16日　北京

小方： 　　你中午送来稿后，我即在下午上班时一气读完。
　　我不会忘记那一年风雪幢幢中的人和事，但我无力在二十余年之后，执著当时的心绪，将它行诸于文字。
　　事后第二天，你抽空来告我，我感叹道：“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你当时瞪了我一眼，申斥了一声，我至今未忘，因为这才使我学会如何做人。对于人性的回归，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耶稣也曾斥责追打荡妇的人群：“你们之中无罪的人才可对她投掷石块！”
　　而我则属于旁观者的一群，想起不禁汗颜。
　　倒是一向有恶名声的小伟，驱动拖拉机头，拱了几十里的雪，去×××公社给孩子购买奶粉。
　　如今死者已成灰烬，我想临终时的病痛一定净化了她的灵魂，这样的灵魂是可以升入天国的。而耻辱则永远地留给了社会，留给了苟活至今的如我之辈。
　　我也曾流下几滴清泪，但无颜去祭洒亡灵，只望能洗去自己灵魂中的些许污浊。
　　文中几次提到她曾任记工员克扣我连知青，我记忆中未有所闻。事实是她曾任我连会计一职，仅按记工报表发放工资，无从越权克扣。若按其人性格，不肯通融之事或许有之。
　　以上仅记忆所及，并非是国人“为死者讳”之意。我劝你也不必修改或删除，就当时环境而言，灌入你耳中的各种流言，这些也许是最干净的了。

阿明    

　　28. 1998年 6月16日　北京

岳建一：
　　当知道有些朋友认为删去第 2～13封信和第21封信会使作品更紧凑时，我想，有必要把我的一些想法告诉你。
　　你给我看过你挑出来的那段作者的话，我很高兴，而我所选的第 2～13封信及第21封信正是这个大舞台。我不能“拆台”。删去这些信，就会使这篇稿子变成了一个隐私故事，如果这样，我将无法面对胖儿的在天之灵。我从不喜欢她，但我必须尊重她。
　　我从1977年起就准备写,提过无数次笔,也没写下去。很多时候都使我想起这件事,尤其是1989年,我站在海口宾馆临街的一个窗口前,看着那些浓妆艳抹的“叮咚妹”们在宾馆前的空场上谈“交易”,我想起了那个夜晚：天是那么黑，那么冷……
　　正是因为你所说的大题目“中国知青情恋报告”使我能够写出它来，因为它不再是个人的遭遇。胖儿与我的“被迫独身”不一样,但她与“妓女”也是对立面。胖儿的悲剧是无数必然悲剧中的一个,也是一场大悲剧的组成，正如水滴汇成了大海，而大海已不同于水滴一样，胖儿的沉重，是不能闲聊的。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以下是我的“申诉”：
　　这因是由个案集成的报告，为了能较完整地显示那个特定时期造成的状况，个案应在多样化上有所表现。
　　第 2封信，反映出在我们那个地方的第一对夫妇的处境。写信人指出了“革命的禁欲主义”的变态、虚伪与今后的出路，当时能这么说的人并不多。
　　第 3封信，展示的是一种类型的人。是一种骨子里极“正统”，却被一些人认为极“不正统”的人；是那种脑门上贴着“罪”字，承担着“父债子还”（右派子女）的“义务”，却仍想“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人；是把自己的身心虔诚地献在共产主义的祭坛上，却被人当垃圾一样扔出门外的人。
　　按当时的习惯，与这封信相对应的语录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用这条语录要求自己，又用这条语录检验当权者们，并认为，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首先应遵照去做的，应该是领导干部们，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第 4封信，是直接进入知青情恋主题的信。从情恋主题的反向切入。各种各样的恋成或恋不成甚至不恋，都是情恋整体的组成部分。如果对多元的情恋现象简单归类，会造成报告的单一、单薄。
　　第 5封信，写给孔副师长。这不是一次朋友间的思想交流，这是一次行动，一次对话。
　　在以往见到的知青题材中，向领导申请“扶贫”的多，但提出“解困方案”的不多。这是一次想把悲剧舞台变成正剧舞台的努力，没经过这种努力和经过这种努力的人，悲哀的程度是不相同的。
　　第6～8封信，是一封情书与当时的小背景及回答。
　　第9封信，是感情的抒发。讲述了三个知青家庭的状况及对周围知青心态的影响。
　　第10、12封信，是一对知青的爱情经历的极度浓缩。后来，他们的孩子叫梦甦。
　　第11封信。知青情恋的最大特征就是其与“扎根”问题紧密相连，如果不谈扎根，就失去了知青的特色。对扎根的态度，决定了知青对婚恋的态度。
　　这封信也是对胖儿环境的直接铺垫。
　　第13封信，是一封情书（是我答应尽力在十年后给你的那份稿子的开头）。
　　第21封信，是面对胖儿的经历而不愿步其后尘的再次努力。
　　关于文学创作的“规律”等问题：
　　你给它起的名字已说明了它的沉重；它用过去的信件的顺序排列形成纯天然的意识流文体；它用不完整的素材与完整素材的混合，完成内含平衡的不平衡构架；它有看似平淡的大背景的暗铺垫，同时使必要的人物性格逐步凸起；它因由极浓缩而真实的素材构成，有利于唤起同代人的共鸣，隔代人的回味；它应是你的报告所要求的第一手资料，是原始记录，是化石；它表面上是胖儿的情恋记录而实质是我的情恋基础（当这个基础被摧毁时，将是什么结果）；同时，它给挑挑拣拣看故事的人也提供了一种“故事”，即使怀着最猎奇的心理看了它，也难无动于衷。
　　由于你的看重，由于所有看过它的朋友们的反映（因为不管是从全部还是从部分，他们都认可了它），使我感到，它也许可以做到面对许多人，但都不失去他们。
　　完成那次关于孩子的谈话：所有的父母都不爱听对孩子不好的评价，可它不是我的孩子，它是我自己——可以被人品头论足，却不可以割裂。
　　欢迎朋友们的评论，为了完整我自己。我等待着。请帮助我转告。

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