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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聚会又见到了她。多年始终惦念的她，让我们浮想联翩。
她，我的同学。同年级不同班（那时男女分班），但教室相连，几乎每天都能见上，可从未说过话。我认识她，她不认识我。她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人长得漂亮，身材也好，校女子排球队员（我校女排参加过全国中学生排球联赛，得过名次），不算校花也能算上年级花了。她嗓音也好，每次全校开大会，都是台上的领号员（那时经常开批斗会什么的），带领我们大家喊口号，声音中带着激情，使人振奋。后来知道，她革干出身，共青团员（那时一班没几个团员）。
她，我的插友。作为文革后第一批下乡知青，1968年 7月同一列火车把我们送到一千多公里外的内蒙古巴盟河套平原，一个仅有三百多村民的小村（后来了解这还是大村呢！），从此我们16个知青作为一户成了村中的一家人。一排房里住，一个锅里吃，一块儿地里劳作，朝夕相处。
她，依然那么引人注目，但为人随和，不争不抢，吃得了苦也耐得了劳，手也巧，笑也甜，性格开朗。在村民里极有人缘，成天大姑娘小媳妇围在身边，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更招来了不少社员小伙子渴望的目光。在这目光里大部分都是透露着可望不可求的无奈，惟独有一双透着机灵闪着智慧坚定的眼睛不离她左右。于是在劳动中有人替她多割几垄麦多锄几道苗，又有人经常送她些吃的并叫她进家吃饭聊天，有人为她安个锄把磨个镰刀，更有人为她缝块补丁钉个鞋掌。所有这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族，当然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更有时间，也十分秘密。
那时的我们是那样年轻，风华正茂，洋溢着青春的活力；我们思想单纯，受党和国家正统、传统的教育，满脑子是所谓革命理想；我们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全知青组（八男八女，最大20岁最小16岁）集体生活，全身心投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每天留一人做饭，其余人随社员出工下地。农业学大寨，虽然艰苦，但也觉得充实。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就是在农村度过的，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春节的口号鼓舞我们全体留下，没有一人回津过年，可见那时的决心是多么坚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狂热的革命理想开始降温，冷酷的现实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今后的路该怎么走？这是我们每一个知青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当时谁也不能解答。说心里话，辛勤的劳作，艰苦的生活，倒也没甚么，不就是累点儿、苦点儿吗！可是生理上的成熟，心理上的煎熬确实是无法承受的，尤其是在招工、选调开始之前。
插队落户扎根一辈子难道就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吗？大家迷茫，尤其是年龄稍大些的女知青。在老乡们的眼里，我们八男八女，八对儿！是下乡时上级就给配好对儿了，就看谁和谁能配成了，可在我们知青组里，女的都比男的大，平均大一岁半。这就不免给大家造成顾虑，那时谁敢提呀！那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呀！男的不敢说，没胆儿，岁数也小不能说；女的那就更难了，哪有女的先开口的，岁数大就更不能先说了。就这样我们全组竟没有配成一对儿！全让不好意思给耽误了。如今每当我们聚会，这总是个话题儿，在哈哈大笑之后，总是有那么一丝丝的遗憾。
他，就是那个家族成员。一个回乡青年，可以说是当地小伙儿中佼佼者，初中毕业，又上了两年医校，赤脚医生。身材修长，眉目间透着自信。由于和我们年纪相仿，又有文化，是我们下乡后最早结识的农村青年之一，也是知青房里的常客。每当收工饭后，他总是和我们煤油灯下聊天、打扑克、下相棋。他也是干农活儿最好最快的社员之一，经常教我们如何使用农具、使唤牲口，教我们干农活他是最好的老师。他是当地女青年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但他的目光却在女知青身上。他的家族是村里的大户，颇具权威。通过家族的努力，终于他达到了目的。（后来得知，他是在遭到另一个女知青拒绝后，才把目光转向现在的她的。）
那是下乡两年后的冬季，就要过春节了，大家都在做回津过年的准备，她来请我们去参加和他的结婚典礼。这使我们感到诧异、震惊，随之也感到木然。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们之间会有事情发生，何况婚姻，真让我们不可思议。但惊异也好，木然也好，大家没有反对也没有嫉妒，更没有问其为什么。我们相当理智地开始为她操办婚事，作为娘家人，作为老同学，我们义不容辞地为她举办了一个在当地前所未有的盛大婚礼。我们买了酒，杀了羊，宰了鸡，杀了我们自己养得肥猪，炒了近十个大菜，请来周围其他队的知青，将近三十多人，热热闹闹地把她嫁了出去，我们绝不能让她感到委屈，我们就是她的兄弟姐妹，我们就是她的亲人！（他家里人一个也没来）这回倒是老乡感到吃惊，算是开了眼，没想到我们如此亲情。
后来我们才知道，通过这个家族的共同努力，当有人提出介绍和那个他谈对象时，虽然她对他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但也没有什么反感。她征求家中意见，也没有人给她出主意，虽然没得到支持，但也没遭到反对。她也只是简单地认为下乡不就是来扎根一辈子吗？早晚也得走这一步，于是迷迷糊糊的点了头，答应了下来。她哪里知道，这一点头给她带来了多少甜酸苦辣。婚后转年春天，城里招工、招干、选调上学等工作开展起来，一批批一次次连续了好几年。按条件她应是最早选调的人选，但她走不了，农村的家族势力不让她走，她挣扎过，争取过，但无济于事，家族的权势太大了。她只有眼睁睁地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她的同学，她的战友。眼中流泪心中流血！她第一个孩子不到周岁就夭折了，那年她23岁。
这个同学就是在2002年华知老三届元宵节晚会上讲话，在农村过了34年的知青。
正像她说的，34年呀！甜酸苦辣难于言表。她虽然没有回天津，但是她的情况总是让我们惦念，多年来我利用出差之便，回内蒙古看了她不下十次，一直没有和她断了联系。她说那时候她即想又怕看见我们，每见我们一次总要回想起当年，每送我们一次也总要在心里流泪，可是我们心里却总是惦记着她，到了她的门口哪能不进去看看她呢？她说当年我们一个个选调，招工、上学、参军，以至最后的大返城，离开村里的时候，她就挖心的难受，那时候她已经有了孩子，不知道哭了多少个夜晚，知青都走没了，村里也不让她下地干活了，当上了民办教师，一步步转为公办，直到去年已从乡小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
多年以来，她以坚强的毅力接受了就她孤身一人留在异乡安家落户这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她说过她有过无数个难以成眠的夜晚，也曾动摇过，灰心过，但终于挺过来了，她在教师生涯中得到了内蒙古教育战线的各种奖励，为农村培养出了一批批有用的人才。最使她感到欣慰的是她的两个孩子，都在天津南开大学本科毕业，而且也都有了很好的工作，圆了她没有回来的梦，也圆了她自己的大学梦。身在农村的工薪阶层，培养出两个名牌大学生，真的不容易，这也是我们看到她最高兴的事情。她的儿子小，是2001年参加的工作，闺女已结婚好几年。
2002年春节是她最高兴的春节，她第一次带着丈夫来津和孩子们过年，一家人欢聚一堂。她丈夫也算是回乡知青，也已由当年的赤脚医生通过不懈的努力赢得了老乡们的赞许，现已是乡卫生院院长了。见到我们，他也很激动，他和我们说了很多心里话，他说：“她为我做出了牺牲，我也应对得起她。我在使劲儿努力，使劲儿工作，争取让她过得好一些。我知道她心里有很多很多委屈，现在我可以说我也对得起她了。”
在聚会祝酒时她说，“我没有给知青这个称号丢脸，我得到了内蒙古有关知青的全部奖励，我真的在内蒙古农村过了一辈子，虽然没有过上大城市优越的生活，但我很充实，真的以一个知青的名义对内蒙古作出了奉献，连我自己都感到骄傲了。”她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语，赢得了我们大家的喝彩，使我们激动，好像又回到了当年战天斗地的激情岁月。如果我们都像她一样没有回城，也一定会有很多人作出很多贡献，但又有几个人能像她一样坚持到最后呢？她真是一个让我们佩服的“老知青”！我也很激动地对她说：“你虽未能回城，但是你得到了宝贵的信念，一个真正的知青称号！”
正月十六那天，她们又坐上回内蒙古的列车。望着远去的列车，四年前的一幕又在我眼前重现：下乡30周年，我们30多老知青一起回乡，在返回之时，她送我们上火车站，还没走到车站，她就不走了，孤零零的站在那里，远远的看着我们的背影，我们回头看她，她也一直站在那里看我们，30多年的甜酸苦辣一齐涌上了她的心头，她哭了。我们也热泪盈眶，深深理解她此时此刻的心情，她不能和我们一起回来，她已经是内蒙古人了。我们心里还是和当年一样想把她也一起捎回来——30多年了！我们又演了当年她回不来的一幕，让她又难过了一回。
她现在有个回天津过晚年的计划。到她丈夫退休以后就准备回津和孩子们团聚，那时我们这些老知青就能在一起晨练、下棋、打牌，甚至住进一个养老院，再过一次集体户的生活。
啊，我的同学，我的插友！真的希望你过得比我们更好，从内心祝福你——好人一生平安！
（2002-02-21 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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