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 悠 岁 月 |
|---|
朱 老 忠 |
| 悠悠岁月 蒸馍 磨面 淘麦子 家 | |
|
对过去的那段知青岁月，每个人的感想是不同的。在梁晓声笔下，那也许是一段峥嵘岁月；在关牧村心中，那大概是一段蹉跎岁月；而老忠这样稀里糊涂的人回忆起来，就是一段傻吃猛干穷欢乐的岁月。一般说来，下乡之前的日子无“蹉跎”可叹，回城之后的时光无“峥嵘”可吹，而即便是在农村生产队呆了八年的老忠，也不认为那就是老忠的全部历史，老忠后来还在工厂的高温车间又干了八年，这以后当然还有技术工作，连卖力气带耍手艺的工作，等等。 当初在农村，老忠始终没消沉过，有老忠在就有歌声笑声。丑花嫁人了，小红背叛了，老忠该怎么活还怎么活。那时的一句口头禅是：鸡不尿尿——自有出路！ 老忠至今不满意很多知青说出类似这样的话：我们那地方苦,谁去都受不了！我们干的那活重,谁去都顶不下来！老忠相信这么一句话：人，没有吃不了的苦，也没有享不了的福。再苦再累，人家当地人能受,知青照样应该能受,我们去农村就是去当农民的，就应该向当地农民靠拢。自己受不了、顶不下来，就只能说自己，别把旁人扯上。 老忠始终不爱张扬，老忠上过《山西日报》，为那篇东西的内容还跟县知青办主任大吵一架。当农民嘛，有什么可张扬的？那些刚一去就扬言“一辈子扎根农村，一辈子接受再教育”的人，一个个比谁都溜得早。 老忠也不是工作组，不是去搞什么“阶级斗争”的，自己的“阶级尾巴”还在，夹着它老老实实过日子就是了。老忠也不懂什么“社会主义大农业”，看到那些下乡蹲点的干部们吹牛，打心里就讨厌。要不是看他们混共产党这碗饭也不容易，一定给他们没完没了地出难题。 什么是“三大革命”？现在很多人答不上来了。那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上面提到前两个老忠搞不了，而后一个更是没条件。只要是个远道的歪嘴“和尚”,不但会“念经”,还都牛Ｂ哄哄的比当地农民还会种地，谁还管什么科学不科学的？在老忠看来：“以粮为纲”，那也不能以粮为主呀！“一口猪就是一座有机化肥厂”，要是缺少有机物作原料，开那么多“厂”有用吗？别老拿“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来吓人！ 其实也没什么说的，当地人怎么活，老忠就怎么活，这就叫“入乡随俗”。说得漂亮点儿，也可以叫“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吧？人家说解放前扛长活挺好，咱也别说不好，人家说合作化太乱，咱也不抬杠。 当然，知青还是知青，和当地人再怎么掺和，也还是有其特殊性。招工，就专门有照顾知青的名额。所以再怎么结合，也还是有隔阂。老忠简直不愿意自己是知青，很长时间都懒得把自己放到知青里面去：老忠宁愿是个真正的农民。 这话当然还是白说，不愿意归不愿意，老忠是知青，本来就是，没人管你愿意不愿意。所以，老忠主张的还是，一不要那么张扬，二不必那么消沉，也别“峥嵘”，也别“蹉跎”，咱们就“困惑”着来它个“悠悠岁月”吧！ 这个周六，在家里蒸了馒头。这是来美以后的第二次。这并非生活的需要,现成的面包多得是,华人超市里，冷冻的馒头也很多，买回来上锅一馏就行。蒸馒头，那是对往日生活的回忆。 插队八年，离不开的家务事就是“蒸馍”。那地方不叫“馒头”。当地这个“馍”的含义更加广泛──凡是能用手拿着吃的统称“馍”。相对的，凡是要用碗盛着吃的就都叫“饭”。所以不但管馒头、窝头叫“蒸馍”，还把烙饼叫“烙馍”，把炸油饼叫“煮馍”──当然，是在油里“煮”。除此以外，还有我们知青从北京“引进”的贴饼子，玉米面、高粱面（知青谓之“巧克力面”）或者白薯面的。 作为名词的“蒸馍”，是指蒸出来的馍，用蒸的方式做熟的馍。当然有多种，有头茬面、二茬面的“白馍”，有含麸皮较多的黑馍，有玉米面的发糕，当地叫“切糕馍”。这类馍才是当地真正的主食。 作为动宾词组的“蒸馍”，是每家每户经常要做的事情，指的是制作过程。那地方不是用北京常见的笼屉，而是家家都有一个大号的锅和若干个蒸馍用的铁篦子，当然还有草圈和锅盖。每次蒸馍的行动规模都比城市里要大得多。 那锅是生铁铸造的，直径二尺半左右，深度也在二尺左右，即便不搭草圈，里面也能蒸三层铁篦子的馍。铁篦子之间用三个木头橛子支撑。为防粘，老乡们有的在铁篦子上面抹油，有的在上面铺树叶。我们知青则是北京人的办法：还是用的屉布。 一般说来，三篦子的馍是吃不了几天的，农村生活油水少蔬菜少，人的饭量都比较大。我们十多个知青，都是年轻人，蒸叁篦子的馍也就够吃一两天的。所以就要继续放木头橛子，一层一层摞上去远远地高出了锅沿。当然不能直接盖上，要在锅沿上搭草圈，一个草圈不够用就用两个，把高出来的铁篦子都围严实，上面才盖上锅盖，还要压两块大石头。 下面当然就是烧火了。那么多的馍,一定要大火，一定要有足够的蒸汽。好在当地用的是柴锅,上火快，火力强，比山下烧煤要痛快得多。我们知青还买了一个风箱（当地叫“风匣”），填进柴就使劲地拉风箱吧，火苗从灶门呼呼地窜出来，越旺越好，及早把蒸汽催起来，才能把馍蒸好。火力不足馍会塌，甚至会流下去。 蒸一次馍，至少要烧掉半捆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里拾柴显得那么重要的原因。 大汽至少要上个15分钟,以后的火可以稍微小一些,但也必须保持上汽。停火以后，还要用灶膛里的余炭再保持一会儿温度，尽量充分节约能源──那每一根柴可都是费力气从岭上担回来的哟！ 我们知青揭锅跟老乡不一样，我们用的是屉布呀！所以我们都是把铁篦子一端，整个往大案板上一扣,趁着屉布还不干的时候,一下子揭下来，赶紧把馍拾进笸箩，再接着端下一个铁篦子。每次蒸馍都要蒸一大笸箩，大约够吃个三四天的。当地老乡家里没那么多人口，但一次蒸馍也不少蒸。这么多的馍要吃些日子，就用筐挂在窑洞里。夏天不经常蒸馏，还是难免长毛发霉，但一般都用毛巾把毛一擦就吃。这是当地很不好的饮食习惯，大概就因为这，那地方的胃癌是常见病。老队长后来就是死于胃癌。 我们知青的馍保存不了太长时间，虽然不至于发霉长毛，也还是舍不得费柴火蒸馏，于是经常吃的是硬硬的凉馍。吃惯了硬馍会形成一个本事──一旦吃刚刚蒸出来的馍或者馏软了的馍时，咬下一口不用嚼就能往下咽。别不信！这可是有切身体会的事情。 蒸馍是这样的过程，不过蒸馍的准备工作更重要，那当然就是发面了。 那时候蒸馍已经非常熟练，面怎么发，发到什么程度，都有相应的手段来蒸。跟在北京发面不太一样，那里都是先用一个相当于海碗那么大的小容器，用玉米面发出一小部分的“酵子”，把酵子发得酸酸的，再和到大量的面里面，放在面盆里面继续发。发起来后如果及时上锅蒸，就不会发酸，而且像面包那样有股很香的酵子气味。当然，晚一些就不行了，我们就会往里面加些苏打粉。如果发得还要过一些，苏打粉就改成碱面，用碱性比较大的碱面来中和。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失误，每次都蒸得很成功。 这两次在美国的“蒸馍”却都不是很成功。第一次没怎么发起来，蒸出来的比较“瓷实”。这一次蒸的都是“开花”馒头，而且有些黄──碱大了。不过，对美国的面粉、苏打粉以及蒸馍火力等条件，都必须有个熟悉过程。没什么，以后有了经验会越来越成功的，我信心十足。 磐石转转而不颠 路途遥遥而不远 雷声隆隆而不雨 雪花飘飘而不寒 这一则谜语中所描述的景象，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没见过，即便像笔者这样的六十年代时的年轻人也不熟悉，只是在上山下乡到农村以后才有了亲身体验。 在没有生活压力的时候,以一种十分轻松的心态来看农村的磨面，当然可以如此地描述这个景象,不过要真正以此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时，就会发觉一切远远不像谜语中那么富有诗意。 在《蒸馍》一文中笔者已经提到，每蒸一次馍都要搭两三个草圈蒸十屉左右，虽然每屉也有二十来个馍，那十一个知青的集体还是连一个星期也吃不下来。每次发面都是满满的两大盆，那满满的一缸面粉，也不过蒸个四五次就见了底。 城里人从来没发过的愁，那就是磨面。农村的粮食都是地里打下来分到家里，当然只有一粒粒的麦子，不及时加工成面粉大概就要煮麦粒、崩爆花吃了。我们那个知青集体灶，大概是最早脱离生产队的支持而独立运作的，大约到那儿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由老忠这个“知青负责人”全面操心了。 那个中条山的小山村，直到1992年才通上电，因此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段时间里，村里的农民主要还是靠石磨，用驴拉人推的方式加工粮食。一晌农活的时间下来，至多不过磨二三十斤。 老百姓有话：“做东不做西，看磨不打鸡。”这是在讽刺一些不负责任人的做法。显然，看磨必须要打鸡。山村的鸡都是放养，很少喂东西，因此它们满院子满山坡地乱跑，自己找吃的。看到有人在磨面，当然就守候在旁边，时刻准备着，一有机会就飞到磨盘上连吃带刨。 当然，打鸡属于捎带，还不是看磨的主要任务，主要任务是拨磨和罗面。石磨分上下两盘，下盘是固定的，上盘是转动的，粮食堆在上面，从磨眼往下漏，过了磨的面和没磨透的麸皮从两扇磨盘间的缝隙流出。所谓拨磨，就是要把周围的粮食及时堆到磨眼上面，不能让磨眼里面没有东西；所谓罗面，也可以叫作筛面，就是把流出的过磨粮食用罗子把里面的面筛出来，余下没磨透的倒到磨盘上面继续磨，直到筛出的面变得很黑，余下的纯粹是些没有面的麸皮为止。 也只有到了这里，才知道麦子磨头一遍出来的面最白,叫“头茬面”,倒回去磨第二遍的就是“二茬面”，也非常白。也知道了城市里一百斤麦子出75斤面粉的是“富强粉”，如果要出85斤，就叫作“标准粉”。文革前还有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八一粉”,与“建军节”无关,显然是一百斤出81斤。 余下的麸皮能还能喂牲口，人吃可就是“味同嚼蜡”的“忆苦饭”了。 不过即便是牲口也知道面比麸子好吃，所以拉磨的驴也会趁看磨的人去解手的时机偷吃磨沿上流出的粮食。所以在去厕所前，看磨的人一定要把磨沿上的粮食收净，把上面的磨眼堆起来，把鸡打得远远的才能去，而且去了要赶紧回来，那磨沿上很快就堆积起来，那驴随时会停下来偷吃，那些鸡也在慢慢地重新聚拢,磨眼里面也快要漏空，不及时“拨磨”将造成两个磨盘的直接接触、碰撞、研磨,造成磨盘的损坏，同时会把大量石头碴子掺到面里。 知青们开始时还觉得这个磨面是妇女干的活，一定是享受“照顾”，谁料到一晌干下来，不但操心费力，还弄得一身一头的面粉，连眼睫毛都白了。而磨出来的面粉，也不过够蒸一两次馍的，真是费力不讨好！ 所以到后来，不得不放弃传统，追求比较“先进”的方式。那就是用驴把粮食驮到山下，用人家的电磨来加工。没钱也没关系，把麸子给人家留下就行了。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麸子在实物交换中经常扮演一种“货币”的角色。 后几年，虽然只有剩下的两三个知青了，我们也再没去“复辟”那个“磐石转转”，那不远的遥遥路途实在是难以领教的。 在《磨面》一文中笔者描述了磨面是多么要命的事情。不过在磨面之前的准备工作更要命，这些工作在城市中是根本想都没想到过的，那就是：麦子、玉米等粮食在磨之前要簸,要拣，要淘,要晒。原因也极其简单，那些粮食里面难免都有土、石子、糠壳等杂物。 文革前看过大型泥塑《收租院》,当时以为只有地主才对农民那么苛刻,交的租粮要筛、要扇。交一次公粮以后就知道，那粮站比地主还要苛刻，不但统统要筛要扇，即便筛过扇过，还是几乎没有一次粮食可以顺顺当当地过关入库，经常还嫌粮食湿，还要晒。人家可不管你在家里晒了几天、倒腾了几遍，拿牙一咬就是标准，说你不行你就是不行。 当然，无论粮站还是刘文彩，这么做也都有这么做的道理。农民交来的粮食都是自己处理的，没有统一的处理方法和过程，谁也不能保证质量上的一致。农民在吃自己打下粮食的时候，那也同样是不能低标准低要求的。 中国人有这样的概念：“眼不见为净。”城里的人是没看到那些磨面的麦子是怎么碾出来的，要是看到大概就不去吃了。碾麦子的场上都是牲口拉着碌碡，赶牲口的人手中都提着一个大笊篱，牲口一蹶尾巴赶紧去接屎，动作稍慢屎就掉到麦子里面，而牲口撒尿就更是毫无办法的事情了。 在农民眼中，麦子吃之前一定要淘，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对于知青来说，事情远远不是那么简单。 淘，倒还好办，无非就是多挑几次水罢了。山村里尽管吃水比较困难，不怕费力气还是不用担这个心的。淘完以后的晾晒才是个最大的问题。 人家老乡家里至多七八口人，而且连老人孩子全算上，一般淘麦子都不多，晾晒的时候一两张苇席就够用了。知青十多个人，全是饭量大的年轻人。不用说那些正经大小伙子，即便在城市里零食不离口的小姐，干完农活再吃山村那缺少油水的饭菜，不消一周时间，饭量也统统大增。所以每次淘麦子，起码要四五张席子来晾晒。 席子哪里来？只有跟老乡去借，当然要在人家没有粮食要晾晒的时候。光有席子还不行，场地要有足够大的面积。刚去的知青都是借住在老乡的院子里，四五张席子铺开，会给人家造成很多的不方便。 粮食一摊开，就要有人看守着，那满院子乱跑的鸡、猪，满天乱飞的麻雀，逮住机会就会来大开口福。即便是不吃麦粒的狗，跑到你的粮食里面撒撒欢，就把你席子上的麦子撒播得到处都是。当然还可以扫起来，但那可就又掺进了很多的土，要重新淘了。 当然，同时还要防备那“两条腿的狗”，阶级斗争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呀！我们村没有地富反坏右，可是那年头，缺粮户遍地都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呀！何况我们知青的麦子真的被老贫农偷过。 和那磨面一样，晒麦子同样是吃力不讨好，有些知青看着麦子在旁边写信，稍不注意，难免麦子被鸡连啄带刨，被猪大嚼起来。效率也仍然很低，知青是1968年冬至前后来到农村，正是日照时间最短的时候，再除去开始时去寻、借席子，收摊以后的还席子,每天晾晒的时间就很有限。冬天气温低,蒸发率也很差，往往淘过的麦子晾晒两三天以后还是很湿。自己用石磨来磨面麦子湿一些不要紧，但山下的电磨都是自动的电动密封过罗，粮食不干丝网会被粘住堵塞住，人家不让上磨。 1969年的年初，雨雪是那么多，“一九一场雪,一亩一担麦”，北方十年九旱，下雪本是好事,就是苦了我这个知青负责人。只要一下雪，粮食就无法晾晒，着急、骂街都没用。那年也真怪，四月三日还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冻掉了已经盛开的杏花，使得那一年就没能见到杏。 没杏吃是小事,没饭吃才是大事。后来直到夏天才想到:国家出的“标准粉”难道也这么淘麦子、晾晒麦子吗？到县粮食局面粉厂一看，原来麦子的处理也不过是筛掉里面的细土，机器再自动分离出土块，然后就可以磨面了。 从此以后，我们把“淘麦子”简化成了“拣麦子”，先用簸箕簸出其中的糠壳，摇出细土，再仔细地拣出其中的大小土块，就装袋子准备下山磨面了。 城里人不都是这么吃下去的吗？我们必须做到“眼见也为净”，那非淘洗去不掉的牲口尿，也以“吃不出来”为理由不管不顾了。只有这样，我们知青才彻底摆脱了那淘晒麦子的尴尬。 当初土插队的时候，我曾经有过自己的家。虽然，那不能算是完整的家，没老婆没孩子，两个男知青，守着一个院子的三孔土窑洞。 我们是1974年，也就是下乡六年才搬进了这个家。这个家来之不易。北京知青到山西,每人有500元的安家费，其中200元（记不清了，也许是300元）是建房费。这点儿钱盖房子差得比较远，但我们山上住的是土窑洞，11个知青的钱凑到一起还是真的就够用了。为了确定知青窑洞的位置，和生产队争了一年多，最后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按照生产队的意愿，把我们的窑洞放在了远离深沟水源的地方，成为全村仅次于羊圈的海拔最高的住人窑洞。 窑洞打成以后，要敞口晾上几年才能入住，这一晾不要紧，知青走的走散的散，等到封上口安好门窗的时候，海拔高已经不成为什么问题——那些爱用水、爱没有限制地浪费水的女孩子们早已经溜得远远的，只剩下两个“臭老九”出身的男知青了。 即便如此，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家，是第一次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家。我们俩把它布置得像一个学生宿舍——木板支起两张床，当中一个床头柜,墙上挂着我临摹的农民肖像画。窑掌处横拉了一根铁丝,挂上一块塑料布，后面藏着我们平时上工用的工具——锨、镢、扁担、土筐。当地老乡朋友来串门，看到了那塑料布还要不怀好意地说：怎么？你们后面还有一个“妇产科”？ 窗户下面是写字台，上面有煤油灯和半导体。我那个半导体是被我装了“拾音”的，于是竖起一个“电线杆”，把大队那条“八号铁丝”拉到我们的窑洞里面。名正言顺的理由是：听公社的广播。 那条“八号铁丝”是公社拉到山上的广播线兼电话线，打电话还要先摇手柄，而且有广播的时候不能打电话。用我的半导体的“拾音”不但能听公社的广播，也能窃听大队和公社间的电话，不过那都不是我们的真实目的。那根“八号铁丝”是一个绝妙的外接天线，有了它，我们能方便地收听“美国之音”、“澳广”、“BBC”、“NHK”…… “歇歇吧！人家用这个短波功能，都是收中央台的！”外队的知青不满意了。 “是啊，我们常听的就是‘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 也许有人要说：大队党支部就能让你们这么随便想听什么就听什么？ 是的，我们无需担心这个。那山沟沟里面的老乡根本就不懂普通话，我们到那里没多久就都学会了当地的口音，老乡们仍然没有机会熟悉普通话，所以电台里面说的是什么，除了知青以外别人都听不出来。就像我拉手风琴，老乡一旦问起来就回答说：这一首叫作“小苹果献给毛主席”，那一首叫作“地拉那郊外的晚上”，什么“珍宝岛的波浪”，什么“罗马尼亚的多瑙河”，如此而已。 为了打造和建设这个家，我们拿出了几年来在农村修炼的全部本事。 原为十一位知青所准备，那院子共有五孔窑洞，当时已经有两孔被生产队占用，工余的时间打起土墙来，把院子隔开，我们只要光线比较好的那三孔。其中一孔是上面提到的寝室，一孔是灶房，还有一孔我们用来堆柴。 灶房的设施，除了那个节柴灶是我们的独特技术以外，剩下就是我们知青集体灶的全部家当——储存粮食的大囤、存水的大缸、存面粉的小缸、发面用的大面盆、和面擀面用的大案板和长长的擀面杖。我们这个知青点从来没闹过分灶，所以谁走了也没有资格把这类东西作为私人财产带走。 寝室和灶房之间，在窑洞的最后面开了一个小通道，这样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就能不开寝室的门，通道再挂上一个小门帘，得到非常好的保温效果，实现真正的“冬暖夏凉”。 开那通道挖下来的土，都用来堆高我们的“院墙”，在那墙上面，爬满了爬满了……可不是什么“豆角秧”，而是紫穗槐。而窑洞上面那块土地，就正是队里分给我们的自留地。 那个知青的家、自己的家，已经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后来虽然有了自己的家庭，老婆孩子俱全，从农村到了工厂，从土插到了洋插，但直至如今，住的都是要交租金的房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郭小川诗中说：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我多次在梦中回到自己的家，却还是那山西中条山上的三孔知青窑洞。人老了，都要想到“叶落归根”，可是我的家在哪里？它又能在哪里？ （2003-09-08） （2003年 于美国洛杉矶） |
|
| 投稿 评论 上一页 下一页 回顶端 |
| 华 夏 知 青 网 版 权 所 有，未 经 作 者 允 许 禁 止 转 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