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行记 ── 我们村里的老农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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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小时候是个小说迷，500 页的小说一天可以扫光。一方面是怕看了一半难以入睡；另一方面常常也迫于限期还书,因为那时借一本有“毒”的书不很容易。那些书里有跟我下面题材多少有关的，是艾芜的《南行记》，另外有一中篇——《强盗的女儿》（现在想想，怎么有点像梅里美的《嘉尔曼》——卡门）。这让我们这种整天面对高楼、马路的井底之蛙不禁浮想联翩。当然更不会想到自己不久也会亲身一番云游，那可完全不是那么罗曼谛克…… 不过我去那儿可不是什么受了小说的诱惑，实在是无奈之举。本来我是想去黑龙江的，没料到反修前线出身要求严格。也不知道还是因为竞争激烈，有竞争力的朋友都想去，反正当时我被刷下，选择余地已经不大，只好将就挑了这个“遥远”的地方。另一方面当时已有传言，将那地方和解放军农场联系起来，虽然最后证明传言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但并不是让我们沾光，当然这个光幸好未沾…… 火车一叫，有些朋友哭了。现在想起来，这些朋友可能是比较早熟，大概多少知道一点前途的艰辛？绝大部分朋友和我差不多，傻呼呼的，是彻头彻尾的井底之蛙，以为天下都像这口井底。好像有点激动，我还极为愚昧地戴着领袖的宝章,还好,空空如也的脑袋还不致于让我们再闹喊口号的笑话。现在已经不幸过世的母亲当时正在隔离审查，无法来送行，不知这是否也是我不必伤心哭别的一个原因。火车动了，我哥哥我爸爸都跟着跑，这一幕，如果现在不写，恐怕要忘了，写到这里，我现在反倒是悲从中来，难以自已…… 二 吃饭的尴尬离开了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车站，最初的激动开始平静下来。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带了糕点之类的零食，比较大方的就客气让别人分享。刚才哭的最凶的男生,是我的同班，最后证明是个社会油子,此时开始施展才华，竟然能够大大方方到处共别人的产，以至时到今日我还没有忘记。车上的饭菜应该是可以的，但可能平时养尊处优的人太多，很多人没怎么吃便扔了。可能也有人存心摆阔？这种情况下，你便是再饿，也不得不留下一口以显身份了。 火车隆隆地驶在无际平原，这个景色多少对我们平时难得出城的孩子有新鲜感。当然，很快也开始厌倦。也有极个别社会习气不良者蠢动，但立刻被镇压，被游示车厢。 在省城停留时间被缩短了。前面一批知青据说组织纪律太差，好心让他们玩玩，不料收队费了大力。在县城呆了两天，做了什么全忘了，只记得伙食还可以，之所以能记住这个，大概是因为后面吃的越来越差，以至于及时温习、回味了好些遍的缘故吧。但是吃饭时出现的情况令人颇有尴尬。当地人集合吃饭是临时八人组合，蹲下来围一圈。本来大约七八个菜，应该是够丰盛了，但初出茅庐的学生娃哪里见过这种共产主义？很快争先恐后向好肉好菜进攻，结果饭还没扒两口,菜盘子已经见底了,所以只好乱哄哄站起来，狼狈不堪。如果这一组没有当地干部以身作则，或有女同学让男生面子有所顾虑，那肯定是那么回事了。看着当地人喊一声“捡肉！”然后一人一筷子，我觉得自以为是的城里人太丢脸了。 “大学生” 生产队将我们用马车拉到村里。从每个人四位数的“安置费”抽出的钱，队上打了家具，生产队会计主动让出一栋楼房。这儿就是我们的家了。农民叫我们“大学生”，哪里管你中学也只上了一二年。事实上由于当地农村文化普遍低，他们恐怕也弄不清什么高中初中的，更不用说真的大学生。所以现在想起来，这个称呼恐怕只是敬畏，就如我们喊“青天大老爷”。但是“大学生”难免是精神上来，物资下去——生活是每况愈下了。生产队临时派一个人为我们烧饭。肉不见了，但是有油炒菜。从落地钢窗、高楼洋房到土房，反差实在大。即便大部分同学原来家境也不过一般，但至少也是出门马路，见过世面的。从最大的城市，衣食无忧，到穷乡僻壤,几乎全靠自己，挑战性显而易见。不久,我们就完全独立，生火做饭，挑水，全是学习。而且多数自我封闭惯了的小孩子对被迫的集体生活感到困惑，更由于中国人，尤其是这个城市的人合作精神的恶劣，各处集体户不久纷纷解散。更糟的是那时社会风气已经不好，很多朋友文革中便已多少混迹社会，他们适应力强，也善于结党，这对其他朋友只能是灾难。但最要命的还完全不是艰苦或者挑战，而是对前途的忧虑。转军垦的说法自然是越来越没影儿了，插队落户一辈子的口号是震天的。那时的人单纯，对上面的宣传是完全相信的。反倒是农民的直觉看法多少安慰了我们：“你们肯定要走的，你们不会在这里呆久。”当然他们说不出具体道理，但就是感到我们不属于这儿。 “南京人” 我们所在生产队，几百号人，是一个大家族，一个姓，是几百年前一个老祖宗的后裔。中间一个字定了辈分，最后一个字才是你的。聊天中，农民说，“俺们祖上阔着呢！”他们是有家谱的，按照这个，他们也不是这个偏远地区令人看不起的土人，籍贯乃是“南京应天府大霸柳树湾”，听来有可能是贾宝玉的那个府，那位祖宗可能是明朝战乱过来的军人。名字重要其实只对男的，女的都喊乳名了，结果反而单调，颠来倒去，无非什么“存珍”“秀兰”之类。 这样吃盐 农民的贫困是令人震惊的。首先是吃不饱，说缴公粮后所余就不多了。少数地方国家不得不退免部分公粮，不然肯定要饿死人了。收入完全靠一斤谷子一毛钱的公粮交售。结果是，一年下来，一个全劳力，几个靠县城的队一天至多一元左右；一般的，像我们队，四毛；更穷的，甚至一二毛的，还有的是。这还是地势平坦的，较富的坝区，如果是山区,更穷。饭不够吃怎么办？首先当然是瓜菜代,但这终非根本之计，而且因为及其缺乏油水，光是煮菜，人都快吃成绿人儿了。所以农民流行吃糠菜耙耙，当然是所谓细糠，粗的只能喂猪。因为盐是要掏钱买的，所以我看到一个朋友这样吃盐，他不是把盐放菜里，而是把菜伸进盐水里沾沾吃。因为菜是自己种的，倒了无所谓，而如果菜里有盐，那就可惜了。荤腥平时是很少见的，即便是境况较佳，年年杀猪的朋友，也不过只能偶尔切几片；只有在过年杀猪，才有几天可以痛痛快快吃上新鲜肉。还有一种流行的食物是豆腐肠，就是将豆腐灌入猪肠制成。没有肉，豆腐就是好东西。说起食物，最让我怀念的是一种叫‘洋甘露’的腌菜，新鲜时也就而而，但腌制后，甜脆可口，胜过城里的任何腌菜。农民腌的酸菜也是让人流口水的，城里根本没有可以相匹敌的。最后是泡菜，不过，因为太生，不为城里孩子习惯。 对于农民们，最重要的当然都不是这些，是辣椒！辣椒可以驱寒除湿，但也许还可以调味解馋。但是农民长期困守土木房子，湿气重是显然的。我后来做医生时确实看到大量风湿性心脏病。另一方面，由于一直生活贫困，导致克山病流行，这是因为微量元素失调。此外，他们洗衣很少有肥皂，知青洗过了的完全黑了的，泡沫不多的肥皂水，他们要拿去再用！他们洗完晾出来的被里，一点点的全是黑的。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虱子尸体？反正虱子是流行的。有一次我做民工和农民同住一个窝棚，很快染上，衣服角落里，密密麻麻，周身难受，害病的感觉。当然，作为知青，衣服是有的，有了虱子，开水多煮几次便是。但农民没有那么多选择，尤其是冬衣，千篇一律的黑棉袄，别的就很少穿了。穷些的，甚至一年到头穿这个。 “你只有30岁？！” 生活苦，如果环境好，多少会好一点，但环境很大程度上也被破坏了，主要原因是需要烧煤。因为坝区，柴火是不太便宜的，所以一般烧火是烧煤，因为是烟煤，味道之大，之浓，绝非语言可以形容。另外，农药、杀虫剂使用也无顾忌。我们知青户一次烧666驱蚊，烟雾腾腾中，我们照样挺住(但笔者是逃了)。煤烟的是肺癌，我们这个地区算不重的，该省的有些地区非常严重。 农民如此辛苦，操劳，不可能不影响他们的形象。普遍的矮小，尤其是年轻人。发育似不良，在城里人已长成大人的年龄，他们看上去还是小孩。房东，会计，已经是村里有头有脸的好家境了，有个女儿好象长不大，可能是发育迟？总之我的知青朋友呼其“僵模子”。他们结婚是早的，十七八普遍结婚，很快抱上孩子。刚来时邻村一个复员军人煞有介事领我们早请示，不过20，小孩有了。但是尽管结婚前像小孩，结婚后却老的快。有人取笑说是他们晚上无聊，房事太累了。这应该只是笑话，当然肯定可以雪上霜，但至少妇女生育多是很容易衰老的。他们要男孩。我们房东，前面几个丫头，最后终于生了儿子，结果，年纪比外孙还小。 笔者做医生时看过一个村妇，嘴塌皮歪，眼睛快睁不开了，问她是不是50几了？ “我是3*。”愣住。 忆苦饭 忆苦饭当然是当时少不了政治保留节目。但他们的忆苦饭，你猜是什么？是稀饭！对于糠都要吃的朋友，居然把稀饭忆苦，是不是叫人问：先生，忆苦饭这事，是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老农民绝非是以此讽刺时局，他们哪里有心思玩这个幽默，更是绝无胆量玩政治游戏。但是要他们诉旧社会的苦，稀饭是他们惟一可想的出来的。原来，私下里，不少农民朋友告诉吃惊的我们，解放前，他们根本不苦，甚至可以说是丰衣足食，肉天天吃。农忙做一阵,平时就可以走南方做生意赚钱。最穷的人,是给富人干活的长工，也是有肉吃，有钱拿。再问下去，原来是，土改划成分，也是看你和工作队关系，也许还（我大胆判别）看邻近人际关系。会混的，再富，可以划个富裕中农，反过来的情况，就成富农、地主。我们房东，就是个富裕中农，有人向我暗示他混功了得。现在想想，他白送我们房子住，可能也有关系的考虑。那时形形色色工作队到处都是，就在我们“进驻”之后，一支附近的解放军的支左队才撤走。当时有军人和我们座谈，但谈了什么全忘了，但一定是八股调无疑。 三 “地富出去！”当时，贫下中农政治地位很高。而且政治挂帅的时代，队里开会是常事，领导，通常是队长可以即兴，夸夸其谈一个小时。内容多涉及某人表现好，某人表现不好之类。当然更有国家大事之类。当时有一段时间政治比较开放，老农民甚至已经在讨论选举谁做国家主席了。社员基本只有听的份。男的总在吸烟，女的纳鞋底。如果认为内容比较政治，会议主持会吼一声：“地富出去！”顿时有一大批人懒懒地站起来出去。令人吃惊的是其中有许多年纪很轻的朋友。 原来，农村的地富是包括了其子女的。他们不仅政治上低一等，经济上也要受到打击：工分要被扣掉部分。如果没有这个差别，那就完全是空的精神差别了。当然，还不止这个：作为年轻人的前途问题，出身好的当兵、招工、上调都有希望。地富子弟是太可怜了，他们属于人下人，结婚都比较困难。女的还好些，因为小孩成分可以跟夫家。男的惨了。我在干活的时候和一个富农儿子谈过，小子30多了，没有这方面的希望。我们城里人，出身不好，尽管头疼，受歧视，总还不算阶级敌人，而且至少还有一个“重在表现”的胡萝卜。他们则死定，无药可救。当时农村结婚多20岁以下，小子告诉我年纪的时候一定是很尴尬，勉强，不好意思。幸好这个政策延不到我们“大学生”身上。我们是老毛派来的，有光环。从他们出发，小队，大队，公社，县，地区，省……我们不啻是天兵天将。 “这个东西，放一点点，鲜是鲜的!” 队里的干部当然是地位比较可以的。但是村里真正地位高的，特权阶层一般，是所谓吃国家粮的人的家属。老公在外面挣工资，大多是什么厂的工人，或者公路养路工，反正是吃国家粮的，全算干部。就算当时低的工资，也有三四十元一月。这不比你一天苦死、累死才三四毛强多？而且后者要年底分红才能兑现。此外，吃国家粮的人有各种供应票证，肉，粮油，布等等。农民呢？不仅没有，反倒要被迫提供这些票证的基础。比如，农民杀猪必须将一半以极低的价钱卖给国家。记得村里一个中年妇女，穿着绰绰，与一身臭肉的其他农妇不同。有一次向我炫耀味精，当然她不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东西，放一点点，鲜是鲜的！”她男人是工人。所以，如果有机会跳出农门，那就是鲤鱼跳龙门了。当时，当地招工也有去农村招的。便是我们知青，看见这些朋友，心里也会一番感触：哦哦，你小子，快想想办法！你还不如这小子呢！ 我也10分！ 我是队来惟一出工比较多的朋友。当时流行大寨工分，完全是大锅饭。隔数月半年，队里开会评工分。提一个人，大伙儿先沉默一会，然后就会有个自认为比较权威，当然也比较公正的朋友跳出来喊一声：9分！或者：还用说，10分了！间或有人提出其他建议,但常常众人应和着同意。因为没有一点自信，那人不会乱喊。男同志，别说强劳力，就是一般的，也往往10分。女的就不同，只有不多几个，特别强的，而且多是队里干部家属，有10分，其他都是7—9分。也有不少十四五、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分也要低些。对我则还算客气，至少9分，有时10分，平均大约9.5。不错了，要说能力，恐怕我最多他们一半。不过，其实差别是不太大，因为大锅饭，没有人太卖力。中午一个休息，两三小时睡觉。让我拼命，大概可以挑上120斤，但是最强的老农民,可以翻一番。有一次和一个农民进大山砍柴，摸黑出发，走几十里，进深山。最后他挑回来七八十斤，我呢，不过他的一半，累死！ （2003-07-05 于美国） （责任编辑：冒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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