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在任何逆境中，他都能充实自己。
　　　　　　　　　　　　　　　　　　　　　　　　　　　　　　　　　　　　　　——丁玲　　

　　我是上海市育才中学初66届（3）班学生。
　　1968年9月15日，我自愿报名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32团9连。因为在当年那特定的环境和形势下，我们无法扭转和违背上山下乡大潮流，而且也没有做什么亏心事，所以并不存在什么后悔的问题。假如可以进入时间隧道，回到1968年，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仍然会选择北大荒。
　　我从小就向往着部队生活，为了穿上那绿军装（虽然没有领章和帽徽），我不愿意去离家较近的崇明农场，而报名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
　　我在那儿待了整整九年，我们吃了很多苦，经受了磨炼，所以现在我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有信心、有毅力克服。
　　当时我们没有怨天忧人，很单纯很乐观。我们也读了许多书，有政治、历史书，如《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我在箱子底下还藏了一些名著，有《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因为精神上没有萎靡不振，所以没有被困难所压垮。
　　正如我在个人主页春华秋实中写的：“曾经如火如荼的青春，伴随着朝阳蓬勃向上。那被汗水洒过的黑土地，在今天的夕阳中展现辉煌。回忆起那战天斗地的时光，我的心依然激情荡漾。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栽万年松。青春年华，千锤百炼。对于我来说是一笔财富，是一首绿色的生命之歌。

　　一、煤油灯下写书信　　

　　晚上，我坐在电脑旁，边回忆边“书写”着30年前的往事。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当年在煤油灯下写信的情景：
　　1968年刚到黑龙江时，连队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家家户户在炕桌上点起一个煤油灯。玻璃灯罩中飘忽不定的小火花，至今还在我脑海中闪烁。我凑在油灯下写信，写给日夜思念着的远方父母，写给天南海北的同学朋友。有时看书或写信太专注了，头凑向煤油灯，越凑越近，甚至撩着了头发，熏黑了鼻孔。
　　那时写的书信，都是一些豪言壮语，譬如：“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栽万年松。志存海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还有“要做那疾风中的劲草，岁寒时的松柏，雪山顶上的冰凌花，永远扎根在北大荒，永远战斗在反帝反修的最前哨黑龙江”等，一套又一套的。现在看起来一定很可笑，但幸亏那时有这些精神支柱，才使我们能够笑迎任何艰难困苦，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否则，突然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来到这个连电灯都没有的穷乡僻壤，有可能会经受不住严酷考验的。

　　二、战天斗地，脱胎换骨　　

　　农忙时，队部的“八大员”（会计、出纳、统计、文书、教员、保管员、代销员和司务长）都得下大田。当然司务长专门负责送饭。
　　夏锄就必须挑烈日当空的大晴天，被刨出根的杂草经过暴晒才不会死而复生，那可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在那一望无际的大田，我们一字排开，每人一垄，挥动锄头，一步一步往前挪动。有时直到晌午，才能到达地头。我汗顾不上擦，水顾不上喝，无论如何努力，总赶不上大部队。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都是转业军官，他们对我们知青很好，只要认真劳动，不偷懒，一般都不会受到责备。指导员还经常从地头返回来接我。但我心中恨自己：为什么手上磨起一个接一个的血泡，却怎么也得不到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为什么脸越晒越红，最后就干脆蜕掉一层皮，怎么也晒不黑！？（老职工总是开玩笑叫我“土豆皮”）我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脱胎换骨呢？
　　说起不喝水，除了节约时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不上厕所。要知道在那一望无际的大田里，要“方便”的话是最不方便的事。如果地头没有小树丛，就必须一直往前走，到底走多少路，要看人而定。当地妇女走的路一般最短，她们好像不太在乎，而我们女知青，简直要走到地平线下去，思想越保守的人，走的路就越多。我每次到地头就累得不想动弹，总想多坐会儿。所以我就练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本事”，基本上可以一整天不喝水，这样就可以中午多休息一会，不去“方便”了。

　　三、收获季节，靠天吃饭　　

　　秋收时如果遇到洪涝天气就糟了，拖拉机在泥地里打滑，越陷越深。它们自身难保，更别说去牵引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了。苏联机械化程度高，几十台康拜因在一块大田里转，早就赶在暴雨天气前将粮食收回去了。而我们每个连队只有两三台康拜因，只好靠天吃饭。遇到老天爷不帮忙，连队的农工们就必须从早到晚在大田挥动镰刀，抢收麦子。我们喊着“人定胜天”、“小镰刀可以战胜大镰刀”等口号，那个时代，人的精神特足。我们在泥浆地里摸打滚爬着，有时中腰雨鞋陷入淤泥中拔不出来，只得放下镰刀，用手去帮忙，累得气喘吁吁的，经常滑倒在泥浆里，一天下来也割不了多少麦子。大田里的蚊虫又特多，北大荒有一种小飞虫叫“小咬”的，成群接队，密密麻麻追着人咬。有时我们把外套脱下来，包住头部，只露出两只眼睛，又闷又热的，“小咬”照样也能钻进来咬。
　　如果老天爷帮忙，康拜因能下地的话，人就可以轻松些。地头上安排些农工，负责割康拜因转弯时落下的拐角上的麦子。大多数人都在麦场上翻晒粮食。我经常跟尤特（一种带轱辘的运输车，车身有些像拖拉机）来回拉麦子。为了赶时间，一般跟车的不坐在车头内，始终在后面拖车厢中。回来时装了一车小麦，随你是坐是躺，很舒服。问题是去的时候车厢内空空荡荡，一路上又颠得厉害，坐是万万坐不得的。我们又练出了一身本事：可以单凭一把木铲，站在那飞奔的车厢中，两脚来回挪动，始终保持着平衡。那时胆子也真大，不怕被摔出去。这些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告诉妈妈的，否则她一定会担惊受怕。我们的家信当然都是报喜不报忧。

　　四、伤痕——永久的留念　　

　　我到黑龙江的第二年因为连续不断地腹痛被送到团部医院，被确诊是急性阑尾炎。
　　我住院时正逢1967年的国庆节。上午，病房里的北京知青听着中央台的实况转播都哭了，因为他们想起以前在天安门广场欢度国庆时的情景了。
　　我当时并没有哭。陪伴我的同学回连队取东西去了，我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静静地躺着。只是想，一定要告诉比较要好的同学，写信回家时千万不要提起我住院的事，以免我妈妈着急。
　　我的床边放了好多水果罐头，都是同学们和其他知青送的，那是当时能够买到的最好的营养品。还有一篮子鸡蛋，是连长派人送来的，连队有个养鸡场。
　　后来我因为右腹剧烈疼痛呕吐，吐了一地，痛得满头大汗。旁边的一个老大爷（病人家属）过来帮我打扫干净，我很感激，至今还记着他。
　　当我听到大爷对大娘说“这些孩子真可怜”时，我忍不住掉眼泪了，我好想远在上海的爸爸、妈妈。一个人得重病的时候最想家，想自己的亲人。
　　因为当时知青刚下乡，生病住院的很少，医院十分重视，派了最好的医生为我手术。他们都是军医，主刀医生姓童，很和气。术后第二天，童医生来到病床边，一本正经地问我：“排气了没有？”我愣了老半天才明白是什么意思，禁不住想笑。但一笑刀口就像要裂开一样的疼，只好拼命忍住了。
　　童医生经常询问情况，鼓励我下床走走，说可以促进肠子蠕动，防止肠粘连。他还扶着我在走廊上一步一步挪动，我的伤口恢复得很顺利。
　　等我出院以后，连队选我去参加知青代表座谈会。我这人情愿做，不善于说的，但当时怎么也推脱不掉。我没有觉得丝毫光荣，总觉得自己做的并不出色，是连长看我刚出院，不能干重活，为了照顾我而让我去“坐”着谈的，记得当时为发言写的开场白以及给妈妈的信中我都是这么说的。我是出院后才给家里写信说起住院开刀的事情。

　　以上就是我在黑龙江时留下的永久性纪念的经过。
　　童医生的确医术高明，他给我开的阑尾炎刀口极小，缝得十分平整，基本上看不出来。
　　有比较才有发言权。因为我女儿 6岁时在上海最好的儿科医院开阑尾炎，那刀口开得又长，缝得又不平整。如果给手术打分的话，童医生可以得 100分，儿科医院那个医生最多只能得60分。所以我的结论是：大城市好医院并不一定遇到好医生，在一些不出名的小医院中，往往有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好医生的，关键是要看医生的敬业精神。
　　在此，我要向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2团医院、向童医生表示衷心感谢。

　　五、被飞机撞死的北京女知青　　

　　我的题目并没有写错。在我们团部某连，是有一个北京女知青，被飞机撞死了。而且事故并不是发生在飞机场的跑道上，却发生在大田中。
　　在黑龙江农场，土地辽阔，一眼望不到边。为了灭虫，经常要请小型军用飞机来帮助撒农药。如何给飞机撒药确定目标呢？这就需要地面人员配合了。如飞机是南北方向撒药，地面上就要派出好几十个人，沿南北方向一字儿排开，人与人之间隔几十米，每人手中举着一面小旗。飞机飞到地头后，降低高度，沿着小旗指引的方向边飞边喷洒农药。等飞机飞过去后，人们一起朝东（或朝西）跑上五十步，再等飞机返回。也就是在地面上做个会活动的标记吧。每次撒药，我们总是首当其冲，满头满脸，全身上下，都是呛人的药粉。
　　出事的连队正好处在丘陵地带，而那个北京女知青又正好站在高处，前面是一个洼地。撒药那天风又较大，飞行员怕农药随风飘远，所以超低空飞行。不幸的事发生了，在掠过高地时，飞机下面的起落架撞上了北京知青的头部，当时情景极其悲惨。
　　汽车、火车撞了人后，会立即停车，交通警察会来处理事故。但飞机的速度太快，撞上人以后，飞行员却一点也不知道。等地面指挥官命令飞行员返航时，他还以为是为了加农药。一下飞机，指挥官问他在飞过丘陵小高坡时有何异常，他说好像撞上过一个树桩。等到他明白了事情真相，并看到起落架上的鲜血和脑浆时，一下子惊呆了。听说那个飞行员很年轻，家中还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妻子。
　　飞行员后来如何处置我不清楚，但令人吃惊的是，女知青家竟会祸不单行。
　　噩耗传到女知青的家中时，她母亲正在生病，怕有意外，暂时瞒着她。女知青的姐姐和姐夫来到黑龙江，住进了我们团部招待所。他们处理完丧事，开了追悼会，准备第二天带了骨灰盒回家。谁知一早，那个姐夫竟然在招待所门口的“冰山”上滑了一下，后脑着地，当场死亡。到过北大荒的人都知道，冬天零下三四十度，泼出去的水马上结成冰，一层一层的水泼上去，每个大门口都有一个“小冰山”。所以泼水时要不怕冷，尽量多走几步，用力往远处泼。因为门口根本没有下水道。
　　可怜那个知青的姐姐，还没有从失去亲妹妹的悲痛中缓过劲来，突然丈夫又走上了黄泉之路。她带着两个亲人的骨灰回家乡，多么悲伤，又多么凄凉。

　　六、窦参谋之死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们军垦农场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经常进行演习。这个窦参谋并不是我们团部的，他是武装部队的参谋，长途拉练来到我们连。武装部队其实也不是正式军队，但他们有枪支弹药。
　　那个拉练部队来到我们连住下了，暂时休整几天。我们女的人少，分散到老职工家，腾出房间让他们做指挥部。
　　那天上午窦参谋与部队一个战士上山打狍子，我们后面有一座不大但也不算小的山。他们两人分头钻进山林，窦参谋可能走累了，坐在一个大树下歇脚、抽烟。窦戴了一顶东北的棉帽子，两边的帽耳翻了上去。那个战士在远处发现了“目标”，“是大狍子！”他立即屏住呼吸，瞄准了“狍子”的脑袋射出了子弹，那“狍子”应声倒地，战士高兴地大叫：“窦参谋，快来，我打着狍子了！”当他连奔带跑的来到大树下，不禁傻了眼，窦参谋满脸是血，已经咽气了。据说那人训练时枪法并不准，这次竟然一枪命中。
　　是我们一个上海知青开车上山，将窦参谋的尸体拉回来。那辆运粮车的车厢沾满了鲜血……

　　这两个悲惨的故事在我心中压了三十多年。愿那些屈死他乡的青年们安息。

　　七、珍宝岛事件发生后　　

　　1.头可断，血可流，祖国领土不可丢　
　　我们三师32团地处佳木斯附近，离乌苏里江不远。“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备战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知青们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奔赴前线。但当时只要男青年，不收女兵。我与另外两个好朋友商量，如何才能了却“誓死保卫祖国”的心愿。我们想到了文革中最时髦又最管用的方法——写血书。那天晚上，我们来到礼堂，每人都在桌子上铺上一张纸，然后左手拿指甲钳，对准右手中指指尖用力剪去。刚开始感到很疼，而且挤不出血来。可能当时天太冷，心情又紧张。我心中责骂自己：“珍宝岛上解放军战士在流血牺牲，我现在手指头上出几滴血，就没有勇气了？”咬紧牙关，反复几次，终将手指弄破一个口子，血大滴涌出。我用鲜血在白纸上书写：“头可断，血可流，祖国领土不可丢。坚决要求去珍宝岛，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伟大的祖国。”当然一边写一边要用力挤压中指，否则就会写不清楚。
　　礼堂后面有一扇门，直通食堂。食堂值夜班的是个老职工，姓牟。老牟出来看到我们三个上海女知青在写血书要求上前线，很感动，特地给我们每人摊了一个葱油饼，那饼真香啊！
　　遗憾的是，指导员把我们的血书收上去后，并没有批准我们去珍宝岛，后来我们连队去了两个男知青，其中一个佳木斯青年姓张，还是个独子，没有再回来过，听说是牺牲了。

　　2.军事演习，行军拉练
　　记得那年头，每个连队都搞军事演习，行军拉练。深更半夜一听集合哨子响，我们就得打好背包跑步列队。而且不准点灯，怕暴露目标，必须摸黑行动。第一次紧急集合，不少知青手忙脚乱的，有的内衣外匆匆套了件大棉袄，有的袜子没有找到只好光着脚穿棉鞋，不少人鞋带没有系好，一跑就摔更斗。我们打的背包更是千奇百怪，没跑几步就松开了，只好抱着背包急行军，真是出了不少洋相。队伍集合好后，连长宣布：刚刚接到团部紧急通知，有一个苏修特务从飞机上跳伞下来，就在我们附近山林中，要我们去搜索。说完他带队往山上跑，连长是转业军人，当然久经沙场，他在没有路的山坡树丛中，跑得飞快，还不断往下传命令：“跟上！”“不许说话！”我们知青没有跑多远就累得呼呼直喘。山林中很暗，前面一个被树桩绊倒，后面的人看不清楚，也绊倒在地。知青中戴眼镜的多，有的人把自己的眼镜也跑丢了。不少女青年跟不上急得直哭，但又不敢停下脚步。我们都知道，如不跟上“大部队”，晚上一个人迷失在山林中，万一碰到野兽，后果不堪设想。（事后才知道，连长早有安排，专门派了有经验的老职工在后面担任收容。）
　　几次下来，大家总结了不少经验，如晚上睡觉不脱袜子不脱衣服，另外准备一条暂时不用的小棉被，事先捆好，放在床头。一听集合声，跳起来就往外跑。但因此也引起了后遗症，很长一段时间我晚上总是睡不踏实，甚至探亲回到家中，有时半夜会突然惊醒，一下就跳了起来，以为紧急集合了。

　　3.“我是Ｏ型，抽我的血”
　　为了备战需要，我们黑龙江建设兵团的战士基本上都验过血型。当我得知自己是Ｏ型血时，那个自豪啊，好像当上了战斗英雄。赶紧写信告诉别人：“我是万能输血者，我可以给任何一个人输血，以拯救他的生命。”记得我有个好朋友验出血型为AB型，那个懊丧劲儿别提了，好几天抬不起头来，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
　　验完血后，一直没有输血任务。只有一次，连队有个老职工得了重病，急需输血。我们十几个知青得到消息后，连夜跑六七里山路，赶到团部医院，要求献血。我把衣袖卷得高高的，抢在前头告诉医生：“我是Ｏ型，抽我的！”遗憾的是，医生非要A型血，因为病人的血型是A型。这时我才明白，万不得已时，Ｏ型血的人可以充当万能输血者，但对于接受者来说，最好还是同血型的输入。
　　现在，每年单位里都有献血的指标，却没有人肯去，只得排号或摸“彩”。大家（包括我在内）都瞻前顾后的，最好不要轮到自己，情愿发扬“爱心”，多捐些钱，怕献血会影响健康。当年，我们献血的热情可真高，而且是真正的义务献血，别说营养费和两个星期的休假了，那时可什么待遇都没有，最多可以吃几斤鸡蛋，因为连队有个养鸡场。

　　八、好美的罂粟花　　

　　你见到过罂粟花么？对，就是那能生产鸦片的罂粟所开的花。闻名与世的毒品海洛因，就是从鸦片中提炼出来的。其实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鸦片既是毒品，同时也是制药的原料，当地老职工也常用罂粟壳或罂粟籽治病。
　　七十年代，在黑龙江军垦农场，就有种植罂粟的任务。记得罂粟花开花时真是美不胜收：大大的花瓣，浅浅的粉色，衬着绿叶，随风摇曳着。在北大荒，只能见到黄色、白色的小野花，初次见到美丽的罂粟花，我们这些女知青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罂粟花谢了，会露出了一个个绿色的烟葫芦（也叫烟桃）。收获季节，当地叫做“割大烟”。首先要准备割大烟的工具，那是用两小片长长的竹片，中间夹一片同样形状的刀片，用绳子紧紧绑好。刀口很锋利，从竹片中露出来一点点。另外有一个小铁皮桶，拳头大小，茶杯形状，有个把柄，可以套在一个手指上。桶的边沿有一个圆形的小缺口，缺口的半径比手指稍大些，磨的很光滑。
　　割大烟是精细活，清一色全是妇女，两人一组，一个在前割大烟，一个在后刮烟浆。当然割大烟的是技术活，割轻了，不出烟浆；割重了，烟葫芦会漏气，以后就再也割不出烟浆了。所以必须左手轻轻捏住烟葫芦的两端，右手将割刀稍稍倾斜，平心静气地沿着圆周划一圈。待会儿，刀口处就会沁出一滴一滴的白色烟浆，就好像在绿色的烟葫芦上挂上了一串白色的珍珠。跟在后面的人左手食指上挂着小铁桶，大拇指和中指轻捏住烟葫芦的两端，右手中指把那串白色的烟浆抹去，再在小铁桶的缺口中一抹，烟浆会随着时间逐渐变成浅咖啡颜色。就这样干上半天，可以割小半桶烟浆。收工时，大家把烟浆倒在一起，专门有人负责晒大烟。经过烈日暴晒，烟浆颜色会由浅咖啡色变成深咖啡色，最后变成一块四四方方的固体，称好后，用厚厚的纸包起来。
　　每年收下的大烟总是由连长亲自送到团部去，要走六里多路。为了预防意外，连长还背上一枝步枪。有一年，我和连长一起去交大烟，连长还让我放了两枪呢。虽然什么也没有打到（我是朝天放的枪），但也算过了把瘾。
　　割完大烟的烟葫芦也会变成深咖啡色，上面布满了一圈一圈黑色的刀刻痕迹，里面有一粒粒黑色的大烟籽，一摇哗哗响。有一年，我给妈妈寄信时，在信封里装了一些罂粟籽。后来听妈妈说，她在花盆里种出了粉红色的罂粟花，很是美丽，很是稀罕。

　　九、不可思议　　

　　你管理过自己的档案吗？你给自己发过函调吗？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我都亲身经历过。

　　1.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档案自己管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的一个连队里当文书。全连的老职工、知青以及我自己的档案都由我这个小文书管理，只有连长及指导员的档案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
　　我把这几百个大牛皮纸袋装着的档案存放在一个大橱内，并且编上号，用一个本子登记了姓名及编号，以便查找。因为每个月都要做一份报表，所以经常要翻阅档案。
　　知青的档案都很简要，是毕业的学校制作的，里面只有几张表格，如学生登记表、体格检查表及政审表等。其中有一些是学校人事干部到学生父母单位去抄来的一些档案材料。当时看起来似乎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现在想起来都是些可笑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老职工就不同了。当时老职工有三种类型：一种是转业军人，另外一种是劳改释放分子，除了这两类，就是一些从山东、河北等地过来投亲靠友的所谓“盲流”人员，“盲流”人员是没有档案的。老职工的档案都比较厚，尤其是劳改犯，里面有不少审讯记录，红色的公章、红色的指印，以及歪歪斜斜的签名，翻阅时总有一些异样的感觉。所有的文书都受过保密制度的教育，凡是在档案上看到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对外透露。我认为自己做得不错，即使是自己最要好的同学，我也没有提起过所知道的事情。
　　我对自己的档案了如指掌，原来里面有一份血书，是我自己加进去的。“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和另外两个同学连夜写了血书交给党支部，要求去参加战斗，保卫祖国。可惜没有如愿，事后指导员让我把血书放进档案。直到1977年返沪，我才与自己的档案“告别”，后来有一次调动工作，为了省事，档案由我带过去，管人事的干部把那个牛皮纸袋左封右封，真像是绝密材料似的，我心中暗自好笑。不知那份血书现在是否还在我的档案。

　　2.自己为自己发函调，调查自己政治背景
　　文化大革命中会议真多啊，大会、小会接连不断。每次开会，指导员就叫我念文件或批判材料。看着大家昏昏欲睡的模样，我越念越快，就好比相声演员说绕口令，甚至整段整页的跳过去。今天我能顺利通过教师普通话考试，与当年的“刻苦训练”是分不开的。
　　要整党了，我这个小文书竟被选进了整党工作组。我赶紧找整党组长申明：我并不是党员，谁知他叫我马上写入党申请。天哪，我连共青团还没有加入呢！但上级的命令是要绝对服从的，我只得连夜赶写入党申请，反正那些豪言壮语当时背得滚瓜烂熟，要多少能写多少。
　　没几天，指导员交给我一份名单，有知青，也有老职工，大概三四个吧。叫我立刻去团部保卫股发函调，我发现其中竟然有我的名字。我不得不填写了函调表发往父母单位，调查自己的家庭出身及政治情况。回函内容不出我所料（因为我的档案中早有记载）：伯父在美国，一个堂兄1948年留学美国，是内科医生，一个堂兄1949年留学美国，是外科医生。虽然我出生时他们早就去了国外，而且没有通信来往，但在文革时期，有海外关系就是件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记得一部电影中的对白：“海外来人了。”这个“海外来人”就是特务无疑。
　　我从团部取回函调材料，交给指导员，他没说什么，支部讨论后，让我把函调插入各人档案，当然我入党的政审关就没通过。通不过就不入吧，问题是他们过几个月就给我一份名单，每次都有我的名字。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我发函，自己调查自己。每次回函又大同小异，真使我忍无可忍。最后支部终于明白：我的“政治污点”是无法抹去的，不再坚持让我入党了。随后我非常顺利地加入了共青团，可能团员的政审条件要求可以降低一些吧。
　　后来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时，虽然群众给我的选票很多，仍因为我的海外关系政审没有通过，那次给我打击确实很大。谁知1977年我病退回沪后赶上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并且顺利考上了上海师大。毕业后分在上海一所中学教书。而我的那些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同学，大多数人在外地工作。他们的孩子成了所谓的“知青子女”，为了孩子考大学问题，他们还在来回奔波着。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十、愿悲剧不再发生　　

　　看了蓝色大卫制作的 MTV《我们这一辈》(点击收看)，心情久久无法平静，那14名知青稚气未脱的面孔，时刻浮现在我眼前。
　　1970年11月 7日，35团团机关和工业二连的13个女青年和一个男青年为了扑灭山火，都在那一夜壮烈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小的仅17岁，大的也不过22岁。他们的名字：栾英、潘文瑄、王晓勤、王秀荣、薛克平、傅小芳、耿淑媛、马玉兰、周秀兰、郑秀荣、王立荣、刘文、史丽露和男青年傅强，我们永远怀念。
　　（详见：宋世琦《永生难忘“11·7”》http://www.chinabdh.com/todaybdh/zqw05.htm）
　　我、微风和大卫等都曾经在北大荒参加过扑灭山火的战斗。
　　我是32团的，离35团比较近。
　　1970年11月，35团因为烧荒跑火，烧了几天几夜，一直烧到了中苏边境。记得那年秋天干旱，野火越烧越旺，我们32团也有不少山林燃着了，情况十分紧急。
　　接团部命令，我们多次乘军用大卡车，上山扑火。有时一天上山去几次。刚把火扑灭回来，脏衣服浸到水盆中，还没有来得及洗，就听到紧急集合的钟声赶紧往外跑。有一天我接连泡了三件衬衣，后来干脆脏到底，不换了。
　　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晚间上山，每人带了几个馒头做干粮，在山林中深一脚浅一脚的走着，周围都是烧焦了的树木，哪儿有火，哪儿就是我们的战场。
　　远处山头火光冲天，我们就往那儿跑去。当时心里一点也没有觉得害怕，只想着考验自己的关键时刻到了。
　　幸亏我们连长很有经验，事先把知青分成几个小组，指定老职工带领。我们扑火的工具是树枝和麻袋。老职工会看风向，跑到火场边，老职工事先将一片空草地点着，烧完后，带着我们背风扑火，并时刻提醒我们注意安全。
　　我们表现都很出色，轮流冲上去，拼命挥动手中的树枝和麻袋（周围没有水源）。烟熏火燎的，辫梢、刘海甚至眉毛也被火燎着了。
　　现在我明白，人和火斗，并不靠勇气、毅力，全靠经验、智慧，还有就是运气了。
　　掌握风向尤其重要。如果火迎面烧来，或被火包围住了，要在火快到眼前时迎面点火（这时的风一定是吹向火场的）。就可以烧出一块安全的地方。火点早了点晚了都不行，十分危险。
　　35团那14位知青，就是因为没有扑火经验才葬身火海的。
　　我们连队几次扑火，还在山上过夜，但没有人员严重伤亡。如果遇上一个没有灭火经验的领导，凭我们当时的一腔热情，很可能与35团那几位知青一样长眠在北大荒了。
　　大卫的 MTV使我又想起了1970年11月在荒山上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让我们为那些牺牲在北大荒的知青们致哀，永远不要忘记他们，也希望此类悲剧永远不再。

（2003-08-23 于上海）　　

（责任编辑：冒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