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 月 的 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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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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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北去 一九六九年六月五日，这是我生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无法忘怀。我相信，这个日子肯定不仅只对我一个人具有那么不平常的意义。 我是一个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当年，我从家乡支边，去了当时的吉林省(后来又划归内蒙古)的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金宝屯胜利农场。没有人来动员我，也没有人强迫我。长时间的停课，似乎永不可能停息的武斗、派性，使我觉得无聊；而面对前途，更使我越来越烦躁不安，整日处于焦虑之中。我只是想离开这个环境，我想凭自己的双手，凭自己的劳动，去创造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路。当时，我的同学中有不少已经下乡、支边插队落户，但她们中的多数人根本不可能凭工分来养活自己。国营农场则意味着集体生活和拿工资，于是我就报了名。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也没有查一查要去的地方在地图上的位置。那是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离我18岁的生日还有二十几天。父母亲心慌意乱，他们尽可能周到地为我打点好了行装，还包括50斤大米。三天后，我与两个要好的女孩和整整一列车家乡的“老三届”一起，踏上了北去的路。这两个女孩后来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 记得那天清晨，天阴沉沉的。临出家门前，父亲紧紧拉住我的手，眼泪毫不掩饰地流着，嘶哑着嗓音说：“爸爸不去车站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难过，不好意思的，如果有机会，爸爸以后去看你。”说完一步一拖地上楼去了。我跨出家门，泪眼模糊，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自家的阳台、青石板铺就的平整的院子、高高的围墙，似乎觉得我是再也不可能回来的了，心里一阵阵发痛。已记不清有多少同学和亲友将我送往火车站，只恍惚记得马路上都是人。人们互相拥挤着、冲撞着；不知是谁撞了我一下，又撞了我一下，我根本无心顾及，只是由同学们簇拥着下意识地跌跌撞撞往前走。 我的座位靠窗，天开始下雨。站台上黑压压全是送行的人，可我仿佛只看到妈妈和两个妹妹：几天来她们突然变得那么憔悴，眼睛又红又肿，头发湿漉漉的贴在她们的脸上。突然，火车一声长鸣，我平生从没有听到过如此使人绝望的吼叫，我的心几乎要被撕裂！我仿佛看到父亲从床上惊跳起来的情景。眼前的妈妈和妹妹们早已泣不成声，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扑到车窗口，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妈！——”就呜呜地放声大哭起来。那时才11岁的小妹，哭喊着冲到车窗下，抓住了我的手，不顾一切地顺着车厢外壁往上爬；列车轰然起动，小妹被悬挂在窗口，泪水、雨水从她仰着的小脸上汩汩地往下流；不知是谁好不容易才将她从我的手里抱了下去，大雨滂沱，站台上哭声动地……小妹啊，此情此景，你可还曾记得? 列车开出了家乡车站不知多远，一回头，我的两个弟弟和他们的一个同学默默地站在我的身边，他们坚持要送我一程。我不知道这三个男孩后来是怎么回的家，因为直到他们下了车，我才想起他们的口袋里很可能没有一分钱。 火车上，我们三个没有别的熟人。我们哭一阵，笑一阵，累了趴在窗边的小茶几上睡一会儿，饿了就吃一点随身携带的点心，记得我最爱吃的就是水晶月饼。列车是挂的专列，走的时间长，停的时间短，只知道一直往北，往北，渡长江，过黄河，出山海关，直到第三天深夜一点来钟，火车才停下来，说是“到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火车站，铁路到了这里也似乎不再向前延伸。站台上稀稀落落几盏灯昏昏地照着，四下里是漫无边际的黑暗。6 月初的天气，我们披上了棉大衣还感觉冷。似梦非梦之间，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来到了天边。后来才知道，这里是东北平（四平）齐（齐齐哈尔）线上一个其实不算很小的车站，叫金宝屯。屯，东北话的意思就是村庄。而实际上我们的农场离此地还有七八十里地。站台上一片嘈杂，来接我们的卡车、拖拉机轰鸣着，人们大呼小叫互相呼应着，召集着自己的伙伴。我们三个人簌簌地发着抖，时而互相紧紧地牵一下手，以此来增加一点应付这陌生环境的勇气。不知听谁的指挥，我们稀里糊涂地爬上了一辆已挤满了人和行李的“铁牛”——一种可以带拖斗的拖拉机。坐在车厢底板上的人们大声地嚷嚷着，拥挤着；我们好不容易挤下身子就地坐下，只听得那边有人喊“啊呀，热水瓶！”这边一位在叫“我的饼干箱子！”折腾了足有一个多小时，车队终于喘着气出发了，一阵风吹来，不知是谁又突然高呼 “帽子！帽子！” 初夏时节下半夜的辽河边上，黑暗连着黑暗，寒气追着寒气，偶尔远远的有一点灯火，却总是近不到跟前，一晃又不见了；风裹着沙子，刮得人脸上生疼。我有生以来内心从不曾有过如此昏暗的感觉，不曾经历过这样的夜。我们迷迷糊糊地挤坐在这颠簸、杂乱的车厢，至于这铁牛将把我们拉向何处，明天会有怎样的风雨在等待着我们，前途又有多少艰难困苦需要用自己稚嫩的肩头去抗击，我们不知道，也无法想像…… 岁月如梭，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一晃已经三十多年！可是每当想起，却宛如昨天。从这一天开始，此后若干年的艰难人生，逐渐炼就了我对人生的理解、对于苦难的承受力。六月五日，就这样成了我生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纪念日。今天，我再一次打开珍藏在心底的这一份苦涩的回忆，将它献给当年与我同一个火车头拉到金宝屯以及不同的火车头拉到别的地方去的同龄人，献给我认识和不认识的“老三届”朋友，为了我们共同拥有的不堪回首却常常回首、希望忘却但永远不能忘却的青春！ 二、一百五十岁 去年秋天，我们三个人都走进了五十岁。 我跟德芳是从小的朋友和邻居，阿南是德芳的同班同学。还在十几岁的时候起，我们三个就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那年，我们三人与家乡的老三届知青一起踏上了北去的路，来到内蒙古哲里木盟的金宝屯胜利农场，我们被分在距场部最远的四站。 刚去那阵，站里把不多的几间瓦房分配给我们浙江青年居住，三四个人一间，我们三人当然住一间。在那“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龄，我们有时整夜不睡，天南海北地神聊，直到晨光刷白了我们的窗；我们曾经一起钻进黄昏茂密的青纱帐，寻一叶小草，模仿小鸟动听的欢叫；我们一同去哈尔滨、齐齐哈尔游玩，归来才知道，寝室起火，把我们的饭菜票都烧光了，可我们仍然笑着……夏日的夜晚，营区内时而飘散一曲《敖包相会》，那一定是阿南在弹她那把漂亮的凤凰琴；冬天，我们就着温暖的炉火，共读那本难得到手的苏联小说《勇敢》；有时，德芳会亮开她的“大洋嗓”放声高歌，留神一听，可以听出她那架《三套车》已经一路奔驰，从冰雪遮盖的伏尔加河跑调跑到了科尔沁草原上。 内蒙古离家实在是太遥远了，我们三人却相依着在那里撑起了另一个家。三个人中德芳最有主见、肯吃苦、有力气；阿南可谓是足智多谋，小脑筋一转就是一个好主意，是我们的智多星；我没有别的特长，只是比较勤恳，而且做得一手好饭菜。因此一般由她们俩“主外”，我“主内”。当然，有时也免不了发生争执，比如长时间没有好吃的了，她们决定要去弄点黄瓜、西红柿之类的蔬菜或水果，她们也向往过像男生们那样尝尝鸡鸭的味道，可毕竟是女孩，受自然条件限制。而我总觉得这种事情非读书人所为，不但不肯同去不时还要嘀咕几句。但东西弄来了，我与她们一样吃得津津有味，为此常常要受到她俩的奚落和取笑，被她们攻击为“书生气”。 那年冬天，为了解决吃水问题，她俩又决定去弄个缸来。白天，阿南已经侦察到食堂后面有一口空缸。晚饭后，她们俩兴奋地在外屋角落挖坑，我嘴上虽不敢多说，却是满肚子的文章，被德芳抢白一顿，无奈何成了鸭子，被“逼”着上了架。 深更半夜，大雪铺就了世界的洁白与宁静，月光又将它装点得像梦里。我和德芳抬着那口半人高的缸，趔趄着，走几步，放一放，说几句，又吃吃地笑一阵。阿南一脸的正经，拖着一根树枝边走边划来划去地“断后”，说是为了消除足迹。她头上戴的棉帽一个帽耳朵耷拉着，忽忽悠悠，活像《林海雪原》里的“小炉匠”，引得我和德芳差一点笑倒在雪地里。 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多久，第二年年初，上面就要将我们重新编队，说是为了更有利于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瓦房住不成了不说，我们三人被分开编在了不同的连队，分别与天津的、当地的知青一起住进了潮湿低矮的土屋，十几个人一铺土炕。虽然还是同在四站，早晚也仍能见面，但分手前我们还是大哭一场。 农场的劳动是繁重的，尤其是夏锄季节。一次薅谷子，中午收工，我从地里直起腰来，又热又渴，两眼一黑，晕倒在大田里，人们七手八脚将我用毛驴车拉回宿舍。德芳和阿南得到消息，中午的毒日头下，两个人一前一后，老远就泪眼婆娑地来迎我。我心里一热，眼泪终于没能忍住，刷刷地流了下来。在那段日子里，虽然离家万里，劳动是那么艰辛，生活又十分清苦，但因为三人相伴着，冲淡了多少孤独、迷惘和委屈，直到很多年以后的今天，回想起来仍是那么亲切，那么温馨。 不久，我被调到场部政工组做宣传报导工作，阿南调到四站的后勤，1972年德芳上学，我们三个被真的分开。更严峻的是1974年10月初，我接到了浙江大学的入学通知书。临走前夜，天飘起大雪。当时因为原来担任场部广播员的天津知青已经返城，我又兼着广播员的工作。冰天雪地里，在农场广播室的小炕上，我与阿南相拥着整整哭了一夜。自德芳走后，我与阿南虽然相隔二三十里，但可以经常见面。十天一次的休息日，有时她赶着毛驴车来看我，有时我搭便车去看她，每次她给我带点鸡蛋，我给她捎些糕点，无论是她来或是我去，都像回家一样的高兴，我们之间已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可是这回，我也要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她怎么办呢？而且我们俩心里都清楚，这一别，意味着我俩从此将面临不一样的人生。一想到我走了后她再来场部时人去楼空的情景，休息日她也再不可能有我去“探亲”的盼望，我便泣不成声。一种牵肠挂肚的巨大痛苦，湮没了我刚接到通知书时的那份喜悦，我矛盾极了。她一边哭一边说：“你放心走，你必须走的。”我说：“我们一起来的，我不能将你一个人扔下，我们一起走吧。”“可是我上哪里去呢？” 窗外是纷纷扬扬的大雪，冰冷的小屋里，两个相依为命的女孩为着明天的分手那么无奈、无助地抱头哭泣，一直到天亮。多少年了，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们仍难以抑制地潸然泪下…… 我走的当年，阿南从内蒙古回到了家乡，后来她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安定的家；德芳毕业后分配在内蒙古工作，在那里生下了她的儿子后，也调回了家乡；我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另一个城市，我们毕竟还是分手了。而且，因为各自都忙，见面的机会不多，可是互相之间总是放不下那份牵挂，一旦三人相聚，仍有当年那份亲切。 还记得小时候的夏夜，我们三个并排躺在天井的板床上乘凉，面对繁星点点的夜空，三个女孩神往：“我们以后永远不分开，一直到老。”可是没有过多久生活就告诉我们，那不过是小孩子天真烂漫的幻想。但是，今生今世，是命运，是缘分，确实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烙下了共同的印记。 我想借用我们小时候写信时常说的一句话：愿我们之间的情谊长青！以此作为我们共同的五十岁的祝贺。 三、骑马 平时我喜欢逗弄小动物，如小狗小猫什么的。到了东北，不喜欢毛驴，虽然它比较实用，也任劳任怨，但是毕竟长的不可爱，尤其受不了那揪心的嘶鸣，于是就喜欢马。 第一次骑马，是刚到东北的那年冬天，雪后的原野上，为了照相。从来没有骑过马，蹬子也不会上，几乎被人抱上马鞍的。后来骑过几次，也懂得了一些骑马的常识，比如，什么是马步，上马蹬不能把脚整个踩进蹬子里，上鞍后缰绳该如何掌握等，但骑马都是有人在场及受保护的情况下，心里总觉得那算不得骑马。 一个秋日的早晨，我发现场部院子里的杨树下拴着一匹马，也不知道是谁的。白色的，长长的鬃，很威风的披散在雄健的颈项两边。开始我并没有想骑，我拍了拍那白马的长脸，它对我眨巴眨巴眼睛，还动了动大耳朵，哈，比较友好。四顾无人，我就解开了缰绳，轻快地就上了马鞍，还没等我坐稳，那马就开始往外走。走就走吧，我当时也没想什么，只是心里窃喜这一难得的机会。 开始还有点紧张，甚至想起人们关于骑马发生不测的种种传说，比如：马使性子会把人从马鞍上掀下来，马会把不小心一个脚脱开蹬子的骑手活活拖死等。可是出了院子，拐上大道，很快就放松了。我根本没在意“马步”“蹬子”，只是坐在鞍子上，由着那马一耸一耸的走。那马很顺从，我只在拐弯处稍稍提一下缰绳，它就默默地顺着方向去了。那天天气好极了，秋日东北的原野上，青纱帐透出了成熟的消息，大道边两道笔直的防护林带通向天边，蓝天下，一团团、一片片、一丝丝的白云在悠游，耳边是轻轻的风，没有喧哗，没有嘈杂，整个世界那么安宁。马蹄得得，慢悠悠的响，心底里的烦闷、苦恼、委屈，一点一点被风吹散，被云带走，只真真切切感觉到自己被另一个生命载荷着，徜徉在孤独和静谧里…… 不知道走了多远，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咦？不是已经回到场部门口了么？怎么那么多人？出什么事了？吵架？哦，还有人在大声嚷嚷，在喊我名字？啊，我的天，是农场主任在冲着我吼：“你想干什么？出了事怎么向你父母交代？！”大家七嘴八舌，隐隐约约听到“烈马”“危险”等字眼。还没等我回过神来，早有人过来把我从马鞍上一把挟了下来。这才知道，这匹马是分场通讯员骑来的，很烈，除了通讯员平时很少有人骑它。通讯员送文件出来，马不在了，有人说看见让我骑走了，他当时就吓傻了，赶紧去找领导汇报。整个场部院子被惊动，就出现了场部门口那一幕。这当儿，派去追我的人也回来了，这才知道是围着场部转了一个大圈，约五六公里路吧。后来嘛，当然是检讨，口头的书面的。我给自己戴的帽子是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同事们说，你命大！ 那年我20岁。不知道是我的运气，还是与那白马的缘分，在我苍白的青春岁月里留下了一段淡淡的美丽。
（2003-09-04 于浙江） （责任编辑：冒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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