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知青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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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 |
| 我的知青生活片段 我的知青生活之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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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当工地临时广播员 我下放的村处在圩区，有着“三年淹两头”的说法，几乎每到冬季都搞水利会战。句容河是秦淮河的主要干流，关系着江宁地区多个乡镇的安危，1971年夏季的洪涝，我们村就是重灾区，所以年底搞水利当然少不了我们大队。我们生产队地多劳力少，土方任务很重，男劳力全部上去也嫌少，知青一来是无家庭拖累，二来也算强劳力，当然少不了我们。我们也乐得上水利工地——吃饭有人烧，还管饱，太诱人了，当然也知道劳动强度大。 1971年12月中旬，我们就住到十里外的工地。我们住在一户农民让出的屋里，地上铺了厚厚的稻草，铺盖卷往上一放即是床了。那一冬是挖河兼加高圩堤。河两边早就打了坝，抽干了水，一个生产队分一段，留一土垛作为量方用，其他都将把土不断地从河床一层层揭掉，再挑到圩埂顶上铺开。开始河床高，圩埂低，我们是年轻人，都是挑着担子一路小跑，一直冲上去，愈往后，河床愈低，圩埂愈高，坡也愈来愈陡，只能“之”字型往上爬。河床先是黑土，再是蓝灰色土，到下面就是黄板土，又难挖，又重。每天清晨，六点半广播响就起床，梳洗整理，吃完早餐粥，七点就上工地。中午是干饭，烧青菜或萝卜，每天都吃得特别香也特别多。下午要到傍黑收工，每天至少挑担在八个半小时以上。每担土70斤左右，用泥篮（跟农民学编的，用一根树枝弯成马蹄形，两端镶进一根竹片或木条，形成一有框平面，中间用草绳结成很稀的网，再在两端和树枝中点系上麻绳拴到扁担上），装土不怕潮又好倒土。一般是一头两三块大泥伐，倒土时拎住任一根绳都倒得干干净净。几天下来肩膀疼得不行，会换肩也不成，歇下来火辣辣的，晚上一看，才知又红又肿。第二天空扁担挑子搁到肩上都觉得受不了，但还得挑，也不能哼，只有坚持。 人的可塑性很强，又是多少天熬下来，担子并未轻，疼痛反而减轻了。老乡们为消磨时间，还开开玩笑，打情骂俏，甚至说点黄段子，我们是女孩，又年轻，听得似懂非懂，从不插嘴，只有蔑视和羞涩，更注意听的是大喇叭里的广播，心里直羡慕广播员，还有就是盼望着早点休息，早点吃饭，早点收工。也许是我们太实在，太要强，每天挑的担数和每担土伐量从不少于农民，也许是我们不会用巧劲而硬拼，也许是我们承受的确实是超过自身体力的极限，每天穿着的棉袄总是在肩头和背上被汗浸湿，里面衣服当然是汗透。想脱了棉袄，肩头又磨得吃不消，只好敞着棉袄扣子挑担，休息时冷风一吹，身上汗蒸发带走热量，内衣冰凉地贴在身上难受。每晚内衣捂干，棉袄盖在身上，第二天也干了。就这样，棉袄上也不知有多少汗渍和白霜。半个月下来，工地上的知青几乎走得差不多。我们一家四个女知青一个是代课教师，一个是工地通讯员，只有我和K在连续每天的劳作。 元旦将至，公社要召开工地誓师大会，大概要知青代表发言表决心，大队长叫我写个发言稿交给他，也不记得胡诌了些什么，到开会的那天又还给我，我以为写得不符合要求，他说，一会你就上去念吧。我穿着母亲那件领、肩、袖口到处补着补丁的旧大襟棉袄（平时劳动都是它）上了台，发言用的是普通话，麦克风一出声，我只觉得没有了刚才别人发言时的叽叽喳喳声，台下特别静，只听见我通过大喇叭传出去的发言和少量回音，我突然觉得那声音特别脆，甜，响亮，好听，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那么好的嗓音…… 在那扭曲的年代里，我早就泯灭了年轻姑娘求美的欲望和对自身优点的自信，有的只是自卑，就像别人说我皮肤白和身材好，我却认为是说我与农民差距大。回到队里，大家说我发言真好听。回忆当时还念错了几个标准音，如最高指示的zhi我念成zi。第二天，公社秘书（当时公社主要工作是兴修水利，领导们都在工地）带信叫我到工地指挥部去一趟，去了就当上工地广播员。后来才知道，原广播员（也是女知青）因为与一农民谈恋爱未婚先孕败露（这种事在今天已不足为奇）,一直想换她,找不到替身，没想到这次发言就起用了我。她的不慎给我带来了意外机遇，我既为自己庆幸，又为她被顶替而不安。 我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每天６点不到就起床，打开扩大机预热，一边洗漱，打扫卫生，整理办公室，等到6：27分，准时打开扩大机，放“东方红”唱片。因为广播室在指挥部领导的房间里，播音员身后几米就是他们几个的床，我又不敢大声播音，怕吵醒他们，加上早晨起来未说过话，嗓子打不开，所以我想每天的开始语一定不是很好听的，只说几句就说“下面转播县广播站的节目”。白天的播音，我都尽可能满足领导和各大队通讯员的要求，有空闲就播放文艺节目（有不少薄膜唱片），因为我最知道工地上的社员们需要快乐和笑声。遇到通讯员送来的稿子语句不通、条理不顺的，我帮着改，遇到好的事迹我还整理发专稿，遇到停电（那是常有的事），我就回到生产队挑土，这些都得到大家好评。其实我想这点算什么，比起我天天辛苦挑担在工地已经快活死了，付出的体力也少多了。 二、我当大队的…… 水利会战结束，回到村里就是年终分红，忙年了。年后大队书记来到生产队，对队长说了什么。队长通知我到大队部去报到时说：“我不想让你去，少了一个好劳力，想想去是为你好。”我打心眼里感谢他，因为虽然还是在生产队结算工分，经济上没有好处可言，但不必天天下田吃苦了。 到了大队部，开始创办微生物室，那时我们县很多公社的大队都有微生物室。先搞“ 920”植物生长促进剂，后搞“5406菌肥”，又搞生物农药“青虫菌”。那是我第一次实践接触微生物概念，既新鲜，又好奇，我喜欢这些工作，做得极认真。通过看书，到公社咨询，我懂得了如何生产微生物产品。自己购来菌种，做培养基（土豆、琼脂烧化，过滤），消毒、接种、培养、发酵，当看到试管里培养基表面慢慢变白，土堆里逐步出现白色菌丝，心里不知有多高兴，一份成就感油然而生。每个环节，我都特别细心，按照书本严格操作。我将制成的菌种扩大繁殖，再生产半成品，有的拿到田里试验，有的又组织生产队的农技员去扩大生产。一段时间，我们大队的微生物生产搞得红红火火，生产队农技员经常互相观摩和交流经验，我们的微生物室（共两人）得到公社表扬，外大队来参观学习。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总觉得，不下地干农活就该多干些事，不能闲着。在搞微生物的同时，又将大队广播站办起来，每天有点自办节目，如天气预报，有关通知，简单农事，有时还为农民在广播里读报，发现哪个村线路有问题，也及时检修；那时整个大队就一部只能与乡里通话的手摇电话机，还是三个大队一条线，都有暗号，分别摇一次、两次和三次，谁家有个特殊急事，我接了电话，还想法传到，大家特别感谢我；大队里有事，要写个公函，附近农民要给当兵的孩子写个信什么的，我又成了文书；有时公社来电话，大队干部不在，或大队里临时要开会，我又主动充当通讯员；公社干部下来，到吃饭时间有时就在大队部吃饭（大队没食堂），我又临时当炊事员（那时可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吃大喝）；大队有了碾米房（就在大队部隔壁），买了碾米机，农民排着队等，我既负责收钱开票，又替换着上机子碾米，每天满头满身是灰……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心里一直很愉快，因为大队需要我，农民欢迎我，我感到充实，也逐步摆脱了出身和文革的阴影，觉得一身轻松。 三、我当生产队长 至今不管在什么场合，知道了我在插队时当过生产队长，总会引起周围同志的异样目光，怀疑、惊奇、羡慕、敬佩都有。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如何，反正在南京乃至江苏农村，女同志当生产队长的是少之又少，女知青当队长的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虽然我当队长时间不长，仅一年不到，但却让我刻骨铭心，吃的苦不堪回首，得到的锻炼终身受用，留下的遗憾永生难忘…… 那是1973年，公社要求大队整顿差队，我们大队成立了四人小组的“贫宣队”，一名副书记当队长，到本大队最差的生产队蹲点，可能要个有文化能写字的，叫我参加了。在贫宣队的日子里，我没有像其他人经常是待在屋子里或家里，而是天天下地和妇女们一块干活（本来就是干活的知青），在干活中了解了不少队里的情况。这个生产队30多户人家， 300来亩田，有着多个大姓（农村里的宗族姓氏）组成，互不买账，宗族内外均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人心涣散，缺乏信心，多年来都是大队里排末位的生产队，队里常换队长，就是搞不好。 几个月后，贫宣队要撤了，但队里的领导班子还是定不下来，没有合适人选。一次全生产队的社员会上，不知谁说了一句，“不如叫知青当”，立时炸开了锅，“从来没有女人当队长”“不能让外姓当家”“知青不懂生产”“知青是属鸽子的，到时就飞走”（这话倒兑现了）……我也愣住了，我从来就没想过当队长，但又不愿别人诋毁我。我当时只觉得脸上发烧。大队找我谈话，真叫我当了队长——也许是实在找不出人，让我充个数算完成任务；也许是觉得我还不错，有人提名提醒了他们；也许是已经将我当作培养对象……这些我都不得而知。 当了生产队长后，我每天白天与农民一样干活，人家出八分力，我要出十分劲，晚上虽然很累，还得走东家，串西家，一是增进互相了解，解决一些矛盾，二是请教、商量农事安排。回到住处再仔细考虑次日工作，有时自己还写点什么。我们一起生活的四个知青已一个上了大学、一个进了社办厂、一个病退回城，就我还吃住在知青屋里。一个人也没有时间概念，记得有几次，我太累了，晚上趴在桌上就睡着了，醒来已是天亮；还有两次怕自己睡过了头，天没亮就起来了，为此父亲将他的一只老旧了的苏联表给了我。因为当了队长，下工走在后面，上工走在前面，一个人实在没有条件烧饭了，我便在一家（一个自然村，不是我们队的）搭伙，交米，交油，另给点菜钱，自留地也让给他们家种。这是一个四个孩子的家庭，家境也不好，但女人残疾在家，有时间做饭。当年农村的卫生状况可想而知，我也算能忍的了，但他们家的蟑螂令我今天想起来也感到恶心。平时早晨吃泡饭，我总觉得有什么气味，但因在人家家搭伙，也不好意思说，一次我起得早，去烧早饭（夏季),锅盖一揭，四面都是黑乎乎的蟑螂悉悉簌簌往上爬，大的小的、肥的瘦的，几十只四散，我浑身顿起鸡皮疙瘩，饭里面的蟑螂屎都拣不干净，他们司空见惯，说不碍事，难怪烧好后的泡饭，吃起来都有浓浓的异味。为了有力气劳动，我强忍着每天吃两大碗，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倒也没病喔！）。 在当队长期间，我比较得意的是搞简单的定额劳动制和以身作则。村里离生产队的田远的有四五里路，每次春季挑肥料下地，大家都等着一道走，窝工严重。于是和队委商量，规定每人一天完成多少担，挑完就可回家。后发现有人偷工减料钻空子，只图担数，跑得快，担子轻，于是，又规定挑的重量，这样干的结果，大家都高兴，劳动时间短了，干完就可以回家。我们也高兴，完成的工作量反而多了。以后只要能够量化的劳动，我都逐步采取了这一做法。别的队看到，也跟着学起来。早春天气，春寒料峭，我们就开始拌草塘泥积肥（用稻草与塘泥、猪粪和在一起），一般用钉耙，我觉得效率太低，就卷起裤子，脱掉袜子，赤脚站到塘泥中将草、粪、泥踩到一起，不一会儿，脚冻得通红，但效率高得多，社员看到也不得不赤脚下去。在水稻抽穗时，发生了严重虫害，那时农药特别紧张，但便宜，仅百把元即可解决全队的用药，即使这样队里的钱都不够，我急坏了，一面写信请父亲帮忙托人买农药，一面悄悄将母亲让我买菜油（当时城里配给的油不够吃，农村可以买到议价菜油）的几十元钱拿出来才解了燃眉之急…… 我真的感谢下乡头几年给我的锻炼，使我该学会的农活都会了，且炼就了一副硬朗的身板，所以当队长时妇女能干的活儿，我一样不落下，只会比他们做得更多，他们服了；因为我与哪家都没有亲疏，公平、公正对待每一件事，他们接受我了；他们看到，每天晚上全村睡得最晚的是我，早晨来到队里最早的还是我，从接触中他们感到我有事与大家商量（不商量好多事我也不懂啊），没有私心，是真心想搞好生产队，认可了我。人的积极性一旦调动起来，真的会有巨大的力量。社员不断提出好的建议和意见，人心齐了，大伙说：搞不好倒霉的还是我们，有个好队长不易啊，一起干吧。那年，我们为公社和大队提供了多次生产现场，积的肥最多，早稻长得最好。别的队称奇：“大老爷们反而不如黄毛丫头了？”眼看着到 7月中旬了，早稻快要收割，一阵风吹过，稻浪翻滚，飒飒作响，就像在挑逗着你，让你心花怒放。我每天走到田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那时才特别理解农民看到丰收时会心的笑容，觉得自己的付出是那么值得。 7 月下旬，稻穗黄了，其他队都在抢收，我们队农民也催我抓紧，公社的技术员来了，说又要在我们队开一个夏收夏种现场会，要求熟一块，割一块，不要抢青，否则会影响产量。我在农民和技术员的两种意见犹豫中，听了技术员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连下几天暴雨，出现了严重内涝，整个圩里一片汪洋，我们队一半的稻子被淹了……我后悔，没有像那些老队长一样“抢”，我遗憾，到手的丰收泡了汤，我恨自己决策的无能，怨自己经验不足葬送了全队的丰收，浇灭了大家的希望……我欲哭无泪，焦急万分，叫上全队妇女像疯了一样一道去齐腰深的田里捞稻子（男同志在圩堤上），天上下着大雨，身上往外冒汗，一把把稻穗连拔带拽地传到高处，再挑到圩埂上，带回村里。这样好几天身上没有干的时候。当时我正是例假，根本也顾不上回避，天天泡在水里干，从田里上来，血水融在一起。妇女们都为我担心，不让我下水，怕我弄出病来，我哪里肯呢（也真感谢上天对我的保佑，什么病也没有落下）。 淹水结束后，尽管每个生产队都有损失，尽管谁也没有责怪我，反而安慰我说“天灾是没有办法的”，但我心灰意冷，我尝到靠天吃饭的苦恼，我觉得像失败的将军一样没有奔头，提不起精神……我想如果天气预报能准确报出这场暴雨的发生和持续时间、雨量，我们不睡觉也要赶在雨前抢稻子；如果我当初听从农民的经验之谈，早点动手收割，就会减少一些损失；如果……但已经没有如果…… 四、我去上大学 就在我心灰意冷，没有目标，不知所措时，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又开始了。我心里想去，但不敢说。1972年招生是悄悄进行的，我们都不知道，全公社去了一个北京回乡知青（据说他亲戚是北京什么干部），1973年师范学院招生，我们这一家的Ｆ（已经在当代课老师）去了，我想哪能每年都让我们知青家去人上学呢？再说就是有也不一定轮到我，全大队有近20名知青，我们家还有Ｋ呢。谁知机遇青睐了我。一天大队书记找我，主动问，有没有去读书的想法，并说：今年你是最后一年（当年招生规定，要25周岁以下）。我立即说，“我去读农学院。”我是真的想读农学院，通过搞微生物，我觉得生物那么奇妙无穷，值得探讨，同时在农村呆了近六年，对农业生产需要知识、需要技术体会太深了，我愿意有了知识还回来服务，何况是他们让我获得深造的机会呢。但是到填志愿时，才发现没有农学院，倒有气象学院，对全县只招一人，我马上想到让我们丰收泡汤的那场未预报出的暴雨。“我要学气象预报”，我在心里说，于是毫不犹豫地填了第一志愿。后来在各级的考试中，无论是笔试还是农活（包括全县外语口试），我都得了最高分。当然那种考试不值得骄傲，我原本是省重点中学的67届高中生，一直有很好的理科基础，文科仅写了一篇插队总结，外语是因为第二志愿填报了师范外语才口试的。 接到通知书后，我在对大学的向往中以很快的速度办好了户、粮转移关系。离开前，我将自己稍微值钱一点的家当分别给了对我工作和生活帮助最大的人：煤油炉给了搭伙的那家，半导体给了帮我生产出主意最多的陈叔，衣物等给了我的妇女队长，她家四个孩子，生活最困难，生产也最卖力。我只肯到一家吃了送别饭，那是王妈妈家，一个独居的慈祥老太太，我在大队搞微生物时，经常去借东西。走时两个队（一个是插队的队，一个是当队长的队）的老乡都来送我，我只是呜呜地哭，什么话也说不出，内心的感情太复杂了……（那已经成了一个永远定格的场景）。 我去上大学，要由衷地感谢我们那里淳朴的老乡们的推荐，感谢大队和公社领导秉公办事（也有很多报名的竞争对象），没有人们想像中的拉关系、请客送礼或其他任何名堂，有的仅是自己遇到了好人、好机遇和好的领导。几年后我曾问起已经不在位的他们，为什么当年就执意推荐我，他们说，“就是不想让吃苦的再吃亏”，真让我心头一热。所以我始终认为自己去上大学是当之无愧的，后来的大学生活也证明了这点。 一、最喜欢的农活——插秧 因前一阵工作到农村，看到处处都是秧田，三三两两的栽秧景象。又想到我们当年插秧的季节。 我们插队的地方，从来女人是不插秧的，那是男人的活儿。我们一家的四个知青又都想学会，因此常常是人家回家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轮流两人回家烧饭，两人溜到田里学插秧。开始一下田，就昏了头，一片水，别说插秧，就是走路都走不稳，陷进烂泥的脚使劲提一只，另一只就站不稳，何况栽秧是倒着退呢。栽秧更是栽个“满天星”，竖不成行横不平，连我们自个都不好意思，农民更是笑话我们。但我们没有理会那一套，仍旧坚持学和练，终于有点像样了，我们找队长说我们要栽秧，开始不同意，后来我们说队长：“一面喊劳力不够，一面又不要我们做能做的事。近三百亩田，仅靠男劳力，栽到哪天啊？”在农村栽秧是很讲究季节的，秧田里的秧秧龄长了，不但栽后难返青，而且影响产量。队长居然被我们说动了，那一年我们知青开始栽秧，第二年起，除了年龄大的拔秧，其他女劳力也陆续加入了栽秧的行列。 我喜欢插秧，是因为喜欢秧田里大家你追我赶的气氛。十几个人下得田去，每人七棵一趟，两腿间三棵，两腿外各两棵，每人一根秧绳，起到固定每趟的方向，行不齐不至于超出七行。一般是右边的人先下趟栽，左边的人要依照右边的株距对齐，谁慢了，后边的人就会等，被人等是很难堪的，被称做“关门”了，所以先下去的大都是队里的高手，尤其是开秧门（栽秧的头天）时。我们开始只敢尽量往左往后靠，以免后面的站着等，后来有意往中间、往前靠，这样有人追才更能加快速度啊。有时农民为了戏弄我们，速度特别快，还不时打吆喝，我们只好头都不抬，冷汗直淌，拼命追赶，但心里却紧张又兴奋……如今再也看不到那种壮观的插秧队伍了。 我喜欢插秧，因为插秧最体现农活的技术，有成就感。大家一起下田，一趟到头，看着刚才还是一片白（水田），现在却是一片绿，心里不免要想，人真聪明，是谁发明了栽秧技术；一起站在田埂上，大家又会一面翻秧绳，一面对自己栽的那一趟秧左看又看，像评价自己的一件艺术品，看得好喜上眉梢，看得不好的又会想待会儿那里还得改；看完自己的还会看别人的“艺术品”。也怪，人总说“字如其人”，农民却说“秧如其人”，看久了，能分出哪趟秧是谁栽的。对栽得好的，老把式们会勉励或恭维几句，对老是栽不好的年轻人，他们又会骂几句，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架势。 我喜欢插秧，还因为我有不寻常的身子骨。别人栽秧季节，老是叫腰疼、腰酸，我恢复特好。为了插秧不落后，我是一下趟，就很少直腰（不怕慢就怕站嘛）,猫在那里紧张地左手掭秧，右手插秧,一趟到头，也会感到腰麻木没知觉，但到了下一趟，又没事了；一天下来，也会感到腰的劳累，腿的沉重，但一觉醒来，又恢复如常。回城以后，腰肌劳损也有，但我打了一个疗程的封闭（VB12），效果极好，没有后遗症。 我喜欢插秧，尽管栽秧田里有讨厌的蚂蟥,(常常是提腿出水，看到三四条血痕往下淌，蚂蟥的吸盘还牢牢拈在出血处，抓起秧把又快又重地准确刷过去，它就不得不离腿而去。）我还是喜欢插秧。不同的天气和田块会有不同的心境。遇到好的田块和适宜的天气，大家心情放松，就会你一句我一句调侃顺口溜：“田是浆糊盆（形容田泡得好），风吹屁眼门（栽的顺风秧），一天栽多少，也就七八分……”遇到晴热天气，在劳累时小青年又会发牢骚：“上面晒，脚下蒸，肚子又饿头又昏，站又不能站，蹲又不能蹲，队长在前面走，我在后头跟，队长喊收工，开了蹦子（土话，指拼命）奔……”一下子就会为大家驱赶了疲劳，整个田里绽放着大笑……可惜我只记得这两段了。 二、挑得最重的一次担——198斤 农村的年轻人经常喜欢打赌，我们有时也会掺和。那一次是在稻场上，已经快收工了，大家都比较轻松。先是男人们在打赌，自己能挑多少斤的稻谷担子，我们在一旁边看边起哄。不知怎么说到我们女知青了，他们大多认为可以挑起150斤,我们三个不服气，于是与他们打赌。我拿起一副担子，装满稻谷，就想挑起来，压上肩才知道不轻，站不起来，大家开始起哄，我重新吸一大口气憋足了劲，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只觉得腿打软，腰部的肌肉挤到了一起，酸溜溜的……我想不能光站起来，要像他们打赌时走几步才算数，于是谨慎地开始迈步，一步，两步……尽管不稳，还是走出去了，大家叫停，说认了，怕我闪了腰。也怪，这时我反倒比开始稳了，虽然还是吃力，还是腿软，但我有信心，我坚持沿着稻场走了一圈，放下担子，热心人赶紧推来磅称——198斤，我反而遗憾了，要是多加一铲，就该是200斤的记录。在我后面挑的Ｆ，当然是加到201斤了。 三、最怕的农活——跪在田里薅草 真得感谢发明除草剂的人，这发明人应该重奖！如今农村的水稻田再也不用像我们当初那样跪在田里薅草了，想到这，就觉得如今的农民真幸福啊！ 各地有各地薅草的做法，有的地方仅用秧耥（尺把长，四寸宽，底部木条上有几行小铁耙，到秧的行距中推，可锄掉小草），有的地方是站着弯腰薅草，而我们那里是跪在水田里，边薅草，边拖着腿往前爬行。薅草的目的主要是为水田除草，也有对秧苗松土作用，用我们队长的话说，薅一次草，比上一次肥还好呢。一般水稻田至少薅两至三次草，夏天的主要活计也就是薅草。 知青，尤其是女知青，都怕跪着薅草，于是各有对策：上策是回城避暑，逃过薅草；次策是仗着知青，就不入乡随俗，坚决不跪，要么安排其他农活，要么站着薅草，最多慢呗；下策是不得不跪着薅草，但穿着长裤，扎紧裤腿，让其在水里泥里跟着拖。惟有我们一家四个知青上策不可能做，次策不好意思做，下策舍不得做，只好跟社员们一样，穿着短裤，箍紧短裤腿，天天跪水田，做不想做的事……做是做了，但那份难受、那份恐惧、那份小心翼翼和吃劲 ，至今不忘。 江南的夏天，蛇、虫最盛，水田里又施了猪粪、牛粪，加之高温沤制，脚踩进去，都翻泡泡，可以想像跪在这种田里，两腿分开似肩宽，骑着两棵秧，拖着两条腿，两手不断替换着撑地和在秧苗周围抠泥，除草，去稗，不时向前爬，既要当心不能毁了秧，还要不断预防水蛇、蚂蟥和其他虫子的出现。稻叶不时与大腿有接触，开始老会以为遇到攻击了，几次下来，放松警惕了，没准儿突然就会有水蛇凉嗖嗖的从后面小腿上游过，或一把抓住牛蚂蟥之类（牛蚂蟥身围比成人手指粗，长有10厘米左右，一碰到它，就成为圆形，有樱桃番茄那么大），将你吓个半死。所以薅草时，我的近视眼总是不停地扫描周围，时刻准备着……那份恐惧不到下工是去不掉的。至于脸上有汗没办法擦啦，动作慢了队长要骂都在其次了，两条暴露在阳光下的腿曾经晒起过泡，又蜕了皮，由白变红、变棕再变黑…… 秧苗大了，长到膝盖高，就将稻分开，两腿跪在一个行里，跪下以后，就只看到个背，晒得倒少了，因烤过田，田里也板了，但是这种稻棵里的蠓虫极多，尤其是早晚，叮得你叫苦不迭，头皮上、脸上、身上、腿上到处都痒，抓又不好抓，也不知往哪抓好，真是奇痒难忍，上得田来，只见到处是红块，肿块，还经常抓破了，亏得那时农药没有现在用得多，否则，农药残留在身体里老多了。 四、吃得最多的一顿饭——一斤半大米饭 现在说起来，我们的孩子根本不相信，自己想起来也觉得可怕——一个城里的女学生一顿吃过一斤半大米饭，但这是真的。 插队时，正是粮食限量供应的年代，即使是种粮食的农民，也家家是青黄不接的。生产队能利用政策多分点粮食给农民总是好的。于是秋收大忙期间，新粮未上，活计又重，队长便有理由集中烧饭分给各户；兴修水利，大队有政策，为了统一上工时间，可以集中烧饭。分饭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就像现在春节单位分东西一样热闹。分饭一般是按劳动力分，各家拿容器来装回家，一家人匀着吃。我们家四个知青都是劳力，分到的饭常常舍不得一顿吃完，要留一部分到下一顿吃。所以真正能放开肚皮吃饭的也就是难得在外村的水利工地上了。那一次是在离村十多里的河堤上，我们家去了三人。中午饭时，队长说今天活重每人三碗饭（农村的蓝边碗满满一碗饭为半斤，一般是每人两碗）。三碗饭是什么概念，即一斤半米煮成的大米饭。那天，菜也就是放了盐的烧萝卜条。我们又累又饿，第一碗饭到手，恨不得直接倒进胃里，整吞下去，没两口就吃完了，也忘了菜的事；第二碗就了点儿菜，稍微放慢了点速度，吃了一大半，肚子好像也够了，但嘴和眼没饱，看着那又香又白的新米饭，哪肯丢啊，还是吃完了；第三碗犹豫了一下，要留着吗，和F、K一合计，三人达成一致意见，不好带回家，送人又舍不得，放弃更可惜，为了下午有劲干活，为了下午不饿，难得放开肚皮，就吃了它吧。每人便低头划拉起来，开始还好，到后来感觉胀，再后来就有点撑，但还是吃了下去……我们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肚量”，也为自己创造了一次吃饭最多的记录，农民称我们是“大肚丫”。大肚丫还保持了很久。 刚进大学时，有一次我和Ｆ（当时也在南京读书）到南京清真老字号马祥兴吃饭（她是回族），五毛钱点了一个榨菜开洋汤，外加六两米饭，一两一碗，每人三碗吃下去还没有感觉，又点了六两，十二只饭碗摊在桌上，引来邻桌异样的眼光，我们虽然还未吃饱，也不好意思再点。在服务员把我们当“阿乡”的眼光里，我们匆匆离开，出来后又像阿Ｑ一样自嘲：这点饭算什么，想当初，咱吃了一斤半呢，说完我们捧腹大笑。 五、最幼稚的事——扔了“地主婆”送给我们的菜 刚下乡的一段时间，我们自己的自留地还种不出菜来，就只好吃点小酱菜，最可怜时是将小盐放在锅里炒热后，滴上几滴油，往饭里一拌（还别说，真有点荤油味！），村里农民有时到他们的自留地摘菜，经过我们门前会丢下一把菜；经常来我们家借农具（知青的农具是配给的，常有人借）的也会在还农具时带一把菜以示感谢，当然，这些人都是贫农或中农，所以吃他们的菜是“来者不拒”，他们送菜也习以为常。 话说村西头一户陈姓地主，子女都已结婚分灶或在外做事，老头去世，老太虽已五十多，但身体硬朗，也不下田，就侍弄点自留地，在家带孙子，每天她都会到我们家门前——她家的菜园里弄菜。在我们那儿，鸡、猪都是放养的，家家的菜园都会用稻草和烂泥垛一个一米高的园头，园头上插些带刺的枸橘，既可挡人，也挡牲畜。开始，我们不认识她，更不知其家庭成份，每天见面我们会对她微笑一下算打招呼，她的表情不置可否，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她是地主婆，我们就再也不与她打招呼了。有两天，我们总看她在离我们最近的园头上拔掉几根枸橘，放上一些菜，她没说话，我们没有问，也从不拿。一天，她在摆菜的同时，对着我们说：“这些菜是给你们的，一会儿拿回去吃吧。”我们谁也没搭理她，她还是将菜放在那里走了。他走后，我们几个越想越气：“拿菜来收买我们？没门！”“我们决不会上当！”“没菜也不会要地主婆的菜。”……一边说，一边还跑过去，将园头上的菜撒气地折断，扔进他家菜园。从此她总是默默地来，默默地走，再也没有放过菜在园头上……至今，我仍记着她那有着道道皱纹的脸和没有表情的双眼，也同样深深记着我们当年的无知、幼稚、极左…… 六 最欣慰的一次——救了一个小女孩 我们这家的四个女知青为了能学点在农村服务的本领，在一个男生的建议下，一起学了针灸，凭着看书，请教，练习，倒也较快掌握了要领。村里人有点小毛小病，也会上我们屋来，我们为增加实践锻炼机会，总是有求必应，尤其是Ｍ和Ｆ，她们胆大，经常主动出击，上门服务。为此大队后来专门送Ｍ到乡卫生院去学，打算回来当赤脚医生。相比之下，四人中我是胆最小的，只有她们不在时，或是扎腿、胃等易扎穴位，我才肯下手。 一日，大队召开社员大会，会开到中间，村里小红她爸满脸汗水地一路跑来，叫知青到她家去，说小红不行了。小红６岁，是本村另一个队一个穷苦农民的女儿，家里她最小，最受宠，上面三个哥哥也大不了几岁，他爸爸平时也经常找我们针灸。那天我们一家四人，有回家的，有到镇上办事的，仅我参加社员会。我好着急，没有他们在，我信心不足，胆量也不够，怕弄不好反而延误时间，但看到小红爸爸那期盼的眼光，我没有理由不去，也说不出“我不行”这样的话。周围的大妈也鼓励我，去吧，救人要紧。我就是揣着这分担心和不安一路小跑到他家的。一进门，就看见小红妈坐在堂屋，流着泪，怀里抱着滚烫的昏迷的小红，只见她浑身抽搐，嘴里吐着白沫，牙齿紧紧咬合在一起，任凭大声叫，她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又害怕又紧张，拿针的手直抖，好不容易才扎进针，但合谷、足三里、人中、涌泉……多处穴位扎下都没有反应，我又急又累又怕，心好像提到了嗓门眼，咚咚地跳，一面不停地在各穴位捻针，一面决定拿出最后一招—--十指放血。十指放血就是用比较粗的三棱针在十个手指尖迅速戳破，挤出血来，一般是不用的。捧着小红又瘦又无血色的小手，我真不忍心戳下去，但已没有其他办法，救人要紧哪！我狠了狠心，一针接一针地戳下去，同时挤出乌紫的血，突然小红的小手狠命往后一缩，接着“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小红回过来了，全家都跟着哭了，我心里的石头也一下放了下来，感到特平静和欣慰。 后来这事传开，我们知青户的声望更高了，有些农民有病总是来找我们，我们上工前、下工后更紧张了，另外我们还不得不准备点常用药，当然又增加我们的开销了，但是值啊！ 七、最大的愿望——有电灯 电是如今生活工作的起码条件之一，照明、家用电器、办公、上网哪样少得了它？然而，在我们下乡期间，有电灯却一直是我们最大的奢望。头几年里，我们没有想过会上调回城（当时也根本没可能），所以安下心学农活，为在农村立足；努力学针灸，为农村服务；抽空学我们认为需要和有用的东西，为增长自己的才干。除了农忙和盛夏，晚上我们四人会互相影响着坐下学习，有的练书法，有的看历史，有的学文学，有的研究资本论……开始用吃饭的方桌，每人坐一面，一盏煤油灯放中间，开得很大，也嫌不够亮，又加一盏，几天下来发现煤油耗得太厉害，一个月的计划油，我们用不到几天。当时什么都要计划，煤油也不例外，为了省油，改方桌为写字台，两人坐一面，光半径小些，仍用一盏灯，油还是不够，后来只好定时点煤油灯看书，其他时间用自制的小柴油灯。这种小灯用 8—10厘米高的无盖药瓶装柴油，一根捻得粗如细筷的纱线穿过一个金属圆片放入瓶内即成，亮度抵不上蜡烛，稍有点气流运动，火焰就跳来跳去晃动，墙上不断有变幻的大黑影。因为没有电，大多数农民总是吃完晚饭就上床；因为没有电，生产队灌水、脱粒只好用八个强劳力将柴油机抬来抬去；因为没有电，一次高度近视的Ｆ烧菜，竟然将灶台上的抹布与菜一起下了锅煮，到起锅时才被发现……我们恨死了没有电的日子，我们万分羡慕那些有电的村子，多么盼望能早日通电啊！我们常会在黑暗中议论，如果有电了我们怎么安排电路，安装几个灯头，用日光灯还是白炽灯，用多少瓦最合适，Ｍ有一次竟在睡梦中叫道：“来电了，来电了！”每次探家回到农村，最难适应的也是没有电。有一次大家闲聊，话题是：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我们四人中有三人异口同声说有电灯。当然直到我1974年 9月离开，也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用的还是煤油灯。 八、最幸福的感觉——晚上躺在床上 人们说起最幸福的感觉，我们听得最多的是见到毛主席，还有就是入党、提干、结婚……如果我说在下乡的日子里，最幸福的感觉是晚上躺在床上，一定会被人认为很俗，但即使再俗，那确实是我们最真实不过的心里话。 大忙天，劳动时间长，消耗体力大，一天下来，劳累过度，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有躺在床上，才可以按自己认为最舒服的肢势摆放，伸一个舒心的懒腰，让浑身筋骨彻底放松，顿感好舒适，多幸福啊！美美的一觉醒来，又会精神饱满，力气得到恢复。夏季农村的蚊子多得随便用两手一拍，就有几个击中掉落，而且大多是花蚊子，咬后的皮肤会连续痒多天，一抓就破，不注意还会感染，而晚上上了床，躲进蚊帐，就再也不易受到蚊子的袭击，蚊帐里成为夏天的一块净地，那不幸福吗？冬季，外面西北风呼啸，天寒地冷，屋子里也是丝丝寒气，手不停地搓，脚也不停地互相敲打，也仍然不能御寒，但上了床，钻进被子，一会儿，温暖就会逐步向四处蔓延，进而包围全身，再没有风可带走热气，被隔离在外的寒气也无法侵入，这种温暖你会觉得好幸福啊！尤其是经常在上床以后，我们会进行各种漫谈和研讨。我们一道回忆母校的学生生活，追究文革的思考，争做“鸡兔同笼”，谈学习心得，论文学作品的读后感，传家信中告知的城里新鲜事，探其他知青户的趣闻，议生产队的分配，包括敏感的政治话题和姑娘们的隐私都无不在讨论之列……正是在这种漫谈和探讨中，我们襟怀坦白，互相影响，互相鼓励，统一认识，逐步成熟…… 九、最尴尬的决定——1973年9月的入团 不怕村里的网友们笑话，我是在别人即将退团的年龄才加入共青团，也正因为此才最尴尬。在初中时，按照15周岁入团的规定，我到初三下才够年龄（生日小，要减两岁），尽管我写了申请，表现也不差，但已忙着毕业，谁也没顾上我，记得班主任对我说：来不及了，到高中再办吧。进入高一，第一次期中考试，全班就两人是每门功课都在95分以上，一个就是我，不久团支书将一份入团志愿书悄悄塞给我，我喜出望外，心想，来得还真容易啊，但交上去后就再无音信，后来听说，还是出身问题要摆一摆！就这样，摆到文革，就更别想了。插队后，农村的团组织本来就不正规，有没有团员身份一样，我们也就打消了这一念头。1973年我们中的Ｍ当了大队团支书，她挺认真地将我和Ｋ的入团问题提出讨论，直到这时，大家才知道我们俩竟然连团员都不是，当然都支持我们入团。而此时的我们却特别尴尬——入团吧，已没有什么意义，况且已经25岁，很快又要退团，尤其是心理上有抵触情绪，早不要我，这会儿我还不想入了！不入吧，辜负了Ｍ的一片好心，以为我摆架子呢，再说，如果不是团员，担心以后入党也会受影响。就是带着这样的“不良”动机，被动、尴尬地加入共青团。进入大学才感到，幸亏1973年入了团，否则会更尴尬——全班仅“小广东”（全班年龄最小）一名非团员，我差点儿与他为伍……三年后我成了全班大学期间发展的惟一一名中共党员。 十、最值得骄傲的——女社员的工分以我们为标准 记得我们插队时，时兴的是大寨式记工制度，自报公议，基本上一年评一次工分。一般说，其他会是队长说，大家听，一家来一个人就行，女劳力参不参加无所谓，评议工分的会则没有人缺席的，因为直接涉及每人每家的经济和物质利益。会上，大家都会发言，有时还少不了争执，当然最后也是队长、队委会说了算。 队里男劳力最高分是每日10分，女劳力最高为 6.8分（我们村男尊女卑明显）。我们到生产队第一年，他们说我们啥也不会，但为照顾我们，给的是每日6.2分，比放牛的小孩多1.7分，我们已经蛮高兴了。第二年评分时，妇女队长主动提出应该给我们加分，队长为我们加到 6.6分，与中等女劳力相当，我们基本满意，但有的社员已经有点不服气了，认为按照规矩，一般一年最多只加 0.2分，但队长说我们的劳动态度好，肯出劲；到第三年，我们农活都学会了，自认为不比女劳力差，于是自报拿最高分6.8分，社员中出现两种意见，一种完全同意，一种认为我们拿6.8分，会影响原来拿最高分的少数妇女的积极性，这时妇女中工分最高、威信最高、年纪较长的元桥妈妈说了两句话：“知青干得比我强，我没意见，谁有意见就与知青比比！”没想到，她平时还批评我们，这时却帮我们说话，真让人感动。这样大家都认同了我们的最高分。谁知我们家的Ｆ还不知足，又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建议，这谈何容易啊，在男尊女卑盛行的农村，谁也不会、不敢支持，没有人附议，尽管这是为全体妇女在争取权利。最后队委会简短商量后，拿出方案，妇女工分提高0.2分，知青拿女劳力的最高分即7分，其他妇女以知青为标准评分，依次递减，全队除我们外还有五人也拿了 7分。这以后，我们就成了女社员评工分的标准，干活的榜样，我们也更卖力了——高处不胜寒啊。 十一、收到的最惊喜的信——弟弟招工回城 我和弟弟都是1968年10月下乡的，当时的政策是“三留一”，即一个家庭有三个以上符合下放条件，允许留一个，我们家留了初二的妹妹。我与弟弟分别与自己的同学下到本地区两个不同的县，平时我们三四十天通一次信，交流各自在农村的生活、思想状况，因为他比我小两岁，我总不忘每次嘱咐他一些话，心里也一直舍不得他。 那是1970年10月中旬的事，这是我们秋收秋种的最忙季节，干活时间每天达十小时以上，有些日子每天白天割稻，傍晚挑稻，夜里打稻，等下工回去收拾睡觉，都在夜里两点以后，浑身像散了架，除了睡觉，什么也不想。那天回去吃晚饭时，看到桌上有弟弟来的一封信，心里想着，还没到来信的时间哪，因为匆匆忙忙烧饭，晚上还要加班，也不打算拆了，随手拿起扔在床上。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信封背面写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而不是每次写着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类。那个年代，到处是最高指示，写信也不例外，并且选用的语录都有点针对性，例如父母来信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那段，插友来信是：“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那段，弟弟来信都是用知青下乡之类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信封后，立即反应不同寻常。我的心直跳，是惊奇，是喜悦还是好奇，反正迫不及待地拆开就看，我高兴得跳起来——弟弟招工回城了，而且是电厂。这太意外了——我从来就没想过我们家的人能首批招工。按照父亲后来说，这是他额骨头高（江南人形容遇到好运）。弟弟是个很有灵气而心静的男孩，文革前曾飞行员体检合格了而没有录用，文革中他不参加派性活动，专心于书法、诗词的学习和木刻毛泽东像章，使他在这方面进步特大。插队期间，他不像我拼命干，但做事有模有样，农民说他出手好，秧栽得笔直，沟挖得漂亮，自己的被子自己缝，衣服补丁补得整整齐齐。村里的对联、大队的板报都是随叫随到地帮着搞好。大概就是这些特长，使他插队不久，就给人留下好印象，刚满两年，即福星高照了。 因为弟弟那封信，我一直沉浸在惊喜和激动之中。那天晚上挑稻，我觉得担子好轻，一路小跑；打稻听不到机器轰鸣，动作尤其麻利；回到宿舍一点也没感到累，躺在床上，很久很久睡不着…… 十二、最盼望的季节——冬季 说来好笑，春季万物复苏，春暖花开，夏季植物茂盛，瓜菜上市，秋季丰收在望，秋高气爽，都是我挺喜欢和热爱的时光，但当知青时我却最盼望冬季的到来。 首先冬季是农闲的季节，再不用起早贪黑去劳作。每天干活时间短，中间还休息，太阳没落山我们就收工。不上圩（搞水利）的话，干的活计也轻巧，挑挑肥，锄锄麦，遇到雨雪天，一般不下地，尽可在家看书，缝穷，闲聊，烧上一大锅粥，可以吃一天，多省事，多悠闲啊。 其次冬季是农村分配的季节，稻子卖了，工分结了，会计开始算账，尽管分配也是贫穷的分配，但家家户户还是周密地计划着，所以到镇上的、去县城的多起来，购物置衣的忙起来，人们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平和起来，农户的男婚女嫁、新房上梁等喜事会接二连三地传来，我们也会随着农民的高兴而放松心情。 再次冬季是最干净的季节，没有了蚊蝇蟑螂，地里的虫蛇也冬眠了，我们没有恐惧，不需设防。白天吃剩的饭菜随处可摆，晚上睡在铺着厚厚新稻草的床上，又松又软又暖和，还有稻草清香，舒服极了。 最重要的，冬季是回家的季节。每一颗坚强或柔弱的心灵，都会和相思狭路相逢。春节前，当家家户户开始忙着过年时，我们那想念父母兄弟的念头顿时活跃起来。家园深情的呼唤轻轻地撞了我们一下：过年了，回家。我们是父母放飞的风筝，亲情是一根柔韧绵长的线，穿过时空，穿过地域，在牵着我们回家。我们会从里到外换上进城的着装，带着队里分得的所有土特产（哪怕是半斤芝麻、两斤黄豆或一条鱼），再用省下的零用钱买上鸡或鱼，回去与全家共享。 （2003-06-23 于南京） （责任编辑：冒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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