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漫返城路 |
|---|
严 涛 |
|
亲爱的知青朋友们，你们可曾记得当年上山下乡出发时的情景？这恐怕是终身难忘的吧？ 我还记得，我下乡时乘坐的列车是1967年12月 8日上午10：38分出发的。我们那列火车是知青专列，有一千多名知青要乘坐这列火车奔赴“广阔天地”。当列车就要开动时，每节车厢的窗口都探出好几位知青的脑袋，更多的知青只能站在他们身后向外面的人招手、大声喊叫着临别赠言之类的话。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知青父母、亲人、老师、同学、朋友以及当时在首都各大、中学校给学生进行军训的解放军战士。开车的时间终于到了，随着火车汽笛的一声长呜，哐啷一声，火车启动了，像是得到统一的命令，车上车下顿时哭成一片（原来不少人只是小哭或是默默流泪，这时都成了大哭）！那是数千人的“哭声大合唱”啊，怎么忘得了？！好多送行的人紧拉着车上知青的手不放，跟着车跑，迫使列车已驶出站台数百米仍不敢加速，还临时停车两次……那情、那景，至今想起来心里还不是滋味！朋友们，你们返城之路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吧？我的返城之路就历经坎坷，甚至差点要了我的小命儿！我把这些记忆写了下来，也希望能勾起其他老知青的回忆。这些经历是知青们的“宝贵财富”，把这些“财富”发掘出来是为了警示后人，让历史告诉未来：不要再走那莫名其妙的路！！！ 我的这篇回忆分六部分：家庭遭遇、知青调离兵团很难、我们连的指导员、漫漫“转插”路、胆大包天的决定：绝食、后记。 1976年 8月初，我利用学校放假的机会“回家探亲”（当时我在连队学校当教师）。我为什么要在“回家探亲”这几个字上加引号呢？因为当时我已“无家可回”了。我家六口人，父母、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亲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改造。母亲因是“三反”分子的家属，为保证首都的安全，不得不带着我那双目失明的小弟（先天性失明，随母下乡时年仅12岁）被“战备疏散”到天津远郊区的一个地方（南八里台公社大韩庄大队）下放劳动；大弟弟到内蒙古插队、妹妹到安徽插队。我从兵团来到母亲下放的地方探亲，见到母亲拖着病弱的身子，挣扎着下地劳动的样子，看着双目失明的小弟那愁苦的、无助地摸索着帮人家吆喝着卖杂货的身影（由于有不少人都来围观看瞎子，所以货能卖得快一些，为此小弟一天能得到一二毛钱的“报酬”）。我的心都要碎了！当时的形势下，平反、返城遥遥无期，看不到一点希望，前途莫测。可长久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呀！于是和母亲反复商量，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让大弟弟和妹妹转到母亲下放的地方插队，反正都是在农村插队，在哪儿不一样呢？这样一来，母亲和小弟的生活就有人照料了，母亲就可不必下地干活，只在家里为弟弟、妹妹们做做饭，干点家务；而我由兵团转回东北老家插队，以便照顾老爸。这样可以使家里人相对集中到两个地方，至于将来吗，只能是看情况再说。这个办法是“进可攻、退可守”，就是说，如果父亲的冤案能得到平反昭雪，那么我们兄妹当然要随父母返城，如果问题不能解决，我们这个家也不像以前那样“七零八落”，父母到了晚年也可有人照顾。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在假满回兵团之前，专程去了趟老家。 父亲虽然是被遣送回原籍，交由当地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但事实上这是救了他一命，否则他早就被“造反派”们给折腾死了！因为父亲和三叔是村里惟一较早参加革命的（三叔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我堂兄（二叔的儿子）那时也正在部队服役，因此我们家族（爷爷奶奶在文革前都已去世）既是烈属也是军属。而且父亲在“文革”前也为家乡做了些好事，所以在当地很有人缘。尽管父亲是以“戴罪之身”被遣送回乡的，可乡亲们从来也不找他的麻烦，就是当时县里的革委会主任见到父亲也是恭敬有加，这也是“造反派”当初没有想到的。 父亲和一位“五保户”老汉同住在大队苹果园的一间小土房里，当起了大队的护林员。在二叔一家人和乡亲们的照料下，父亲的生活虽然还较艰苦，但日子过得倒还平静，而他精神上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我把和母亲商量的计划告诉了他，老头儿立即表示赞成，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我很快就拿到了家乡县里公安局的“户口准迁证”、县知青办同意接收的证明及公社、大队的有关证明。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我已有了女朋友，就是现在的妻子。她跟我是同校同学（我比她高两级），一起下乡到兵团，又同在连队子弟学校当教师，我们办公桌面对面，还共同负责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当她知道了我家的遭遇后，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更坚定了与我“海枯石烂”的决心，她发誓要与我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总而言之，就是无论我走到哪儿，哪怕是天涯海角，赴汤蹈火也要跟着我，绝不后悔，矢志不移！为了表示她的决心，她决定不再返回兵团（利用暑假，那次我和她一同请假回去探亲），待我单独返回兵团，办好转插手续后，她由北京直接到我的老家，与我“胜利会师”！（那时年轻，太轻率，有点傻！）没想到，这个手续一办就是一年多！她也因在家里呆不下去了（她父母反对），不得不到我的老家，边照顾我父亲边等我（这是后话）。我有这样痴情的女朋友，我还求什么？我能不乐得屁颠屁颠的吗？我能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吗？！我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去游说我的父母，游说家乡大队、公社“革委会”和县“知青办”，编造出种种动人的故事和理由，所以我拿到的那个“三级证明”是我们两个人的。备齐了这“三级证明”，我心怀疑虑地返回了兵团。鉴于当时的形势，究竟能否办成实在没有把握，你想，从兵团办出一个人都很困难，何况是同时办两个人呢？而且我们两人并没有结婚，仅仅是朋友关系，这就更增加了办理的难度，可又不能不硬着头皮去撞！我只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由于兵团属军垦性质，由现役军人领导，所以对组织纪律抓得很紧，对知青的管理比插队要严格的多，知青要调离兵团（无论是直接返城还是“转插”）也比插队的知青调离要困难的多！知青要调离兵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回城（困退或病退），兵团对此是控制得非常严格的，因为这关系到是否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则问题。所以，在当时的形势下，既使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弄到了可以返城的各种证明，也会被认为是“走后门”或是“假证明”而遭到兵团有关部门的拒绝，被卡住不放；另一种是以“投亲靠友”为理由转到某农村去插队，被称为“转插”。当然，很多兵团知青“转插”是为了“曲线返城”。尽管大家都心知肚明，可这毕竟在名义上还是从农村(兵团)转到另一个农村，符合当时中央的知青政策，也不违背毛主席关于知青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最高指示”。至于“转插”后的最终目的，那也是天知、地知、我知。反正“转插”要比直接返城冠冕堂皇的多！也就容易的多！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返城就比兵团要相对容易些，一般来说，只要能弄到所需的有关证明，农村是不会死卡住不放的。因此，对于在农村插队的知青来说，能否返城的关键在于能否弄到那些证明。 知青要调离兵团的基本程序是，首先要连队在你的各种证明上签署意见，这是必须过的第一关。如果你连第一关都过不了，那一切都无从谈起。其实大多数连队的干部对知青问题都很想的开，表示同情，他们宁愿把矛盾上交。因此，连队这一关应该是很好过的，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我所在的连队（二师九团四连）偏偏不是这样，原因是我们遇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指导员！ 指导员是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之一，解放初期，他在四川的剿匪战斗中光荣负伤，荣获三等甲级残废军人称号（左臂枪伤贯通）。我真不知该如何评价此公，他人很正直，也颇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是“左”得要命，到了吓人的地步。举个典型的例子，当“四人帮”被打倒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很多人都自动聚在一起，游行庆祝。我想，尽管大多数老百姓并不懂得多么深奥的政治理论，对中央内部事情也不可能知道多少，可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谁好谁坏，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四人帮”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人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此，“四人帮”垮台后，立即引起人民的巨大反响是很自然的，这是发自群众内心的真情流露。可我们那位指导员，在这万民欢腾的时刻，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整整三天没有出来（那几天特意住在办公室），他拒绝见任何人，甚至拒绝吃饭，原来他是在里面读《毛选》和《列宁选集》，他在思考着中央是否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可想而知，在对待知青返城的问题上，他会持什么态度。他就曾好几次把几位知青千辛万苦弄来的返城证明当众撕毁。他不只一次在全连大会上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毛主席的指示，我要是把你们放走了，难道毛主席错了？！还说，我为革命流过血（指参加剿匪而负伤），我都能在这里扎根，你们为什么不能！？你们不就是生在大城市，读过几年书吗？有什么了不起！ 可以这么说，由于这位指导员的原因，在我成功调离兵团之前（1978年 3月我们转插回老家，同年 9月调回北京，这是后话），除了两位高干子弟，当他们的父母刚刚落实政策、恢复了职务，连户口都不要就走了以外，就没有什么人能逃离他的手心。由此说来，在连队当时那“严峻的形势下”，我能否成功已不单纯是我个人的问题了，而是事关今后我连知青正常调动能否不再被无理刁难的“大问题”！如果我能成功，那就是“零的突破”，意义自然是“非同小可”。我已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我想，既然这样，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那就让我为大家趟出一条“血路”吧！ 写到这里，请允许我再对指导员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写此文的目的绝没有抱怨和贬低你的意思，其实我们都是受害者。要恨，就让我们诅咒那疯狂的年月吧！请求你的谅解。你也快70岁了吧？听说你现在的日子过得也不太好，老婆病故了，你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希望你多加保重，衷心祝福你！ 在那年月，兵团知青的调动是原则问题，须经连队党支部集体讨论决定。可指导员是支部书记，他要是不让你走，根本就不允许在支部会上讨论你的问题。我知道，党内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于是设计了一套“迂回战术”，就是先做其他几位支委的工作，争取他们的同情。为了避免证明被撕，我把来之不易的各种证明给其他几位支委过目，对指导员仅做了口头说明，并没将证明交给他。我琢磨着，如果其他支委都同意，只有你指导员一人不同意，按组织原则，你也得服从。即使你一时不让讨论此事，也不可能永远一手遮天，不让讨论。鉴于这种情况，我已做了“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连队党支部委员共五人，除了指导员，还有连长、副指导员（知青）、副连长和一排长。这四位支委除了做连长的工作会有些难度外，其他都不在话下，他们都很同情我家的遭遇，工作很容易就做通了。我说做连长的工作有难度，是因为他是个“大老粗”，几乎没什么“思想”，可又相当顽固，爱占便宜，是个“四五六”都不懂的人，在群众中的口碑很不好。他能当上连长是因为他出身贫苦，是个原农场的老农机工人（拖拉机手），在技术上有一套。我看准了他爱占便宜的弱点，就紧着和他“套近乎”。他儿子正好是我班里的学生，我就对他的儿子格外“关心”，还常常去“家访”，而且次次都不空手，什么烟、酒、罐头，一个劲儿往他家送，反正他都“照单笑纳”了。就这样，我坚持了两个多月，连长的态度终于“松动”了！至此，这四位支委都表示了：“只要党支部讨论你的事，我们肯定投赞成票。”最后只剩下这块最难啃的骨头——指导员了！ 指导员可是个软硬不吃的主儿，用对付连长的办法是万万不行的，弄不好会坏大事。指导员已经知道了我在其他支委中做工作的事，因此对我就更加反感，任我软磨硬泡，就是不予理睬，拒绝在支部会上讨论我的事。就这样一拖就是一年！直到1977年的12月份，指导员仍不“松口”。这时，我弟弟妹转插母亲下放地的事早已办好，在老家等我归来的未婚妻（已由女朋友升格）是火烧火燎！父亲也望穿双眼地盼着我能尽快办成。我更是茶不思、饭不想，整天无精打采，无计可施。连里也由于我没有“扎根边疆”的思想和“工作不安心”，而把我调离学校，到场院班参加劳动。我那时的心情低落到极点，连上吊的心都有！就在这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想出了一个胆大包天的主意：绝食斗争！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于1977年12月29日早晨开始绝食，12月31日晚，以三天三夜滴水未进之躯到指导员家，孤注一掷、以死抗争！当然在绝食期间要保密，尤其不能让指导员知道，这样才能有出其不意的效果，才能打他个措手不及！ 年底连里的活计并不多，地里的庄稼早就收回场院，而且到处都是冰天雪地，所以这时主要的活都在场院里，就是把粮食“扬场”、装袋、运往粮库等。这段时间也是东北农村最轻松的时候，被称为“猫冬”，兵团当然也不例外。不少知青都利用这段时间回家探亲，到了12月的下旬，我们宿舍包括我在内就剩了三个人（共七人）。那两位都是我的“铁哥们儿”，当然会为我保密。就这样，我请了病假（这时已没什么人管考勤的事了），找了几本闲书，就躺在炕上开始了“秘密绝食斗争”。为什么要躺着呢？因为，虽然那时我还年轻，可节省体力，准备迎接最后胜利的道理还是懂得的！（不是真想把自己饿死呀！）“铁哥们”为了我的“宏伟计划”不至于半途而废，吃饭时特意躲到其他房间去（冬天知青食堂太冷,大家都把饭打回宿舍吃），也从不在我面前提有关“吃”的任何事。 第一天的上午还比较好忍耐，毕竟就是一顿早饭没吃，我躺着看书，看累了就闭眼休息一会，幻想着胜利后的喜悦，有时也任思绪自由飞翔,进入朱自清先生写的“菏塘月色”中所描述的那种境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的境界。(我已经半疯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儿浪漫呢?是不是很好玩？唉，年轻人！）到了下午，就没那么好玩了，不争气的肚子没完没了咕咕乱叫！第二天就更不好玩了，身体明显虚弱下去，胃一阵一阵地痛，就像抽筋似的，浑身无力，书也懒得看了，只是躺在炕上呆呆望着天花板。第三天就更不用说了，简直就是一分钟一分钟的挨，奇怪的是，这时已没有强烈的饥饿感了，只是眼前不断冒金星，而且心慌气短，连翻个身也觉吃力。话也不能连贯的说，只能断断续续，说完一句话还要喘上好一阵！记得那天下午，一位老职工到我们宿舍找人，见到我吓了一跳，愣是一下子没认出来。可见这“人是铁，饭是钢”的道理是多么伟大！仅仅三天没吃饭就把我这个正值“妙龄”的大小伙子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 终于熬到了晚上，大约六点，知青食堂开始“新年会餐”，所有连干部也都参加。虽然不少知青都回家探亲了，可剩下的知青仍有六七十人，所以也没人注意我参加没参加（会餐在知青食堂，因为过年会餐，特意生了炉子）。八点左右，会餐结束了，同宿舍的两位“铁哥们”跑回来告诉我指导员已回家的消息。当然他们也没忘记给我捎回好吃的，其中一位“铁哥们”还从厨房“偷”来一小块生羊肉、一把挂面和半个卷心菜，说是要为我做一锅羊肉汤面，等我“凯旋”回来后吃！ 一切准备就序，开始上路。我的身体已非常虚弱，头晕，眼睛发绿，两条腿像踩在棉花套上，软软的，浑身没有一点力气，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一会儿，就这样走走停停，短短不到二百米的距离竟足足走了二十多分钟！一走进指导员的家，吓了他一大跳！他十分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盯着我，好像是在看个怪物，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我猜想，此时此刻，他什么都明白了。我一句话也没说，哆哆嗦嗦地把那些证明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古脑儿放在他家的炕桌上，他才一下子“回过神儿”来。他一改过去见到我就“满脑门子官司”的样子，一脸堆笑地赶紧让座，忙不迭地说：“老弟！你何必这样？有什么事不好商量？本来我也打算过了新年就解决你的问题！”我心里想：“哼！骗谁哪？要是好好商量能解决问题，我何必受这个罪？！我还冒着光荣牺牲的危险呢！”他见我脸上毫无表情，就冲他老婆吼道：“快去拿菜，拿饭！”我仍无动于衷，他好像突然一下子恍然大悟似的，抄起一支笔，飞快地在我的证明上签了字，并一再保证，过了年后，就立即派连里的通讯员正式上报到团军务股。我已达到目的，就摇摇晃晃地往门外走。刚一出门，他就一步抢上来，搀着我的胳膊，坚持要亲自送我回宿舍，还唠叨着要给炊事班下个命令，让他们做碗热汤面送去。走到宿舍门口，一股鲜美无比的羊肉汤味扑鼻而来，惹得我连连咽着口水，这时才突然有了强烈的饥饿感。我跌跌撞撞地闯进了屋里，指导员倒是很知趣，没跟我进屋就灰溜溜地转身回去了。哇！那晚那顿饭，我恐怕一辈子也忘不了。为了怕撑坏我，两位“铁哥们”只许我吃两碗面条，无论我怎样哀求,哪怕我说出“大天”去,也不让我再多吃一口。 帮我做羊肉汤面的那位“铁哥们”也是北京知青，叫白少泉（北京九十一中的）。1999年回国休假时，我们还聚过一次，提起这段往事，大家仍记忆犹新。他返城后在一家工厂当卡车司机，也不知现在过得怎么样。我衷心祝福他，愿好人一生平安！ 果然，过了元旦一上班，我的材料就被正式报送到团部，后又报到师部，再批复回来，总计花了将近两个月。大概是1978年的2月，大年三十那天上午(那天上半天班),接到团军务股正式通知，我的转插申请已被批准，春节后即可办理调转手续。 回到老家后，我的未婚妻被安排到大队学校任民办教师，我在大队当电工，我们一起在老家呆了不到半年。1978年9月,由于中央知青政策的变化，知青大规模返城的序幕已徐徐拉开。母亲也先于父亲落实政策而回到北京，有关父亲的事也频频传来好消息。不久，我们两人的困退证明先后转到老家的县知青办（是未来的岳母帮助张罗的）。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我们就办好了一切手续，踏上了返京的旅程。必须声明的是，这与父亲没有任何关系，他被彻底平反昭雪、落实政策、返回北京比我们返城还晚一个多月呢。 另外，由于我的“绝食斗争”，指导员在对待知青的问题上似乎有所感悟，从我走后，又有几位知青成功调离兵团。到了1978年底，全国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兵团才改变了对知青调离的政策。后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被中央决定撤消，又恢复到国营农场的体制。 为了能够返城，知青们不知想了多少办法，吃了多少苦头，甚至不惜糟蹋自己的身体（我不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吗？惭愧）！我就听说有的知青为了得到医院的病退诊断证明，竟然将一个金属或塑料的小物件用细线拴住，系在牙根上，然后将其吞入体内！造成体检照 X光时，胃部或食管中有阴影的效果。还有的女知青为了返城，被当地的某些衣冠禽兽奸污。我们二师十六团的团长和政委共奸污女知青一百多名，事发后，被兵团军事法庭判无期徒刑，后因一个被害女知青的父亲是国务院某部委干部，此事通过这个渠道被反映给周总理，总理拍案而起,批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后改判死刑，此事在当时是家喻户晓。 在执行死刑那天，兵团特意召开了万人大会，全兵团共六个师，几乎每个连队都派知青代表参加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宣判结束后，宣判员问那两位，临死前还有什么要求？他们提出两条：一是临死前允许他们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二是请组织替他们保密，不要让他们的子女知道他们被判死刑的真实原因。这二人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当时大约四十来岁。结果是，在执行枪决时，他们的嘴被强制封住，一个字也没喊出来！ 还需要指出一点，有很多干部就是利用知青想返城的心理，敲诈知青们的钱财，大发昧心的“知青财”！ 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毁了多少人？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尤其是伤透了多少人的心？！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极度混乱，败坏了社会风气，其恶劣影响至今仍难以完全消除。令人不解的是，还有人居然要为“文革”翻案（我在某网见到有关文章）！称“文革”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简直是岂有此理。如果有什么人，无论是谁，还想搞类似“文革”之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什么上山下乡运动，人民会答应吗！？需要记住的是：历史不会倒退，人民不会永远被愚弄！ （2003-06-23 于匈牙利布达佩斯） （责任编辑：冒冒） |
| 投稿 评论 上一页 下一页 回顶端 |
| 华 夏 知 青 网 版 权 所 有，未 经 作 者 允 许 禁 止 转 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