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兵团当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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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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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兵团当老师仅有不到三年的时间，时间虽不长，可值得记住的故事却不少。这篇回忆分为：稀里糊涂就当上了老师、自制教具、一位女学生似乎恋上了我、我的初恋、我终于对上象了、教师的光荣、结束语七个部分。我写的这些都是真人真事。 1975年8月中旬，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九团四连(番号是“设字”202号信箱)机务排 037号拖拉机组当副驾驶员。一天下午大约三点来钟，我正驾驶“东方红54型”拖拉机牵引着联合收割机在地里收割小麦，接粮的车就来了，我师傅——也是我们 037机组的驾驶员王少春也随车来换班。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指导员要找我谈话。“什么事？！”我问。“回去你就知道了！”师傅还是神秘兮兮的。 我随着接满了小麦的轮式拖拉机返回了连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跑向连部。刚要进办公室，正赶上指导员往外走，见到我，他就站在办公室门口和我谈了几句。他告诉我，经党支部研究决定，调我去连队子弟学校当老师，明天就去学校报到。就这样，既没有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稀里糊涂就当上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民教师。 原来连里的学校连个统一的校舍也没有，几个教学班就分散在家属区几间破旧、没人住的家属房里上课，“教室”之间互不相连，老师们连个办公的地方也没有，更不要说操场了。后来是因为学生越来越多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吧，再说这种状况实在也说不过去了，连里才不得不下决心将一栋刚刚空出来的知青宿舍房当学校校舍。这栋土坯房还是1969年为安置大批知青来兵团落户的高潮而突击赶建的临时宿舍，连里为知青盖好了砖瓦结构的新宿舍后，那栋土坯房自然就空出来了。 “新校舍”就在新落成的知青宿舍后面，这栋土坯房共有五间，其中四间当教室，剩下一间是办公室。房前有一片空场正好可做学校的操场。我记得原先这片空场上长满了杂草，且坑坑洼洼不平，学校搬过来以后，连里安排人用推土机推平了场子，又用拖拉机拉着大石辗子压了好几遍，这块原先杂草丛生的荒地才初步有了点学校操场的模样了。连里的木工班因陋就简地做了一副简易篮球架子竖在那儿，基建排用碎砖头垒了两个乒兵球台子，还在操场边上用土坯盖了间厕所。当然，这与城里的学校不能相比，可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也算很不错了！ 那天上午我按时来到学校，当时还没开学，老师们已经开始上班了。学校负责人陆老师很热情，他把我迎进办公室，给我安排好办公桌就开始介绍情况。我们这个学校是个“带帽”小学，就是说除了小学外，还有一个初中班。当年搞教学改革，实行“十年一贯制”教育：一至五年级是小学；六至十年级是中学（包括初、高中）。那么，六、七年级就是初中阶段吧，如有学生上完七年级后还想继续上学，就要通过考试而进入团部中心学校去上了。 我们学校共有四个教学班，大约有七十来名学生（记忆中是这样），除了五年级单独是一个班，其余都是两个年级一个班，采取“复式教学”。大概现在城里的孩子们不懂什么是“复式教学”吧？就是两个年级的学生坐在同一个教室里，由一个老师给上课。举例来说，每天上午一、二节课都是数学课，我要先给六年级的学生布置好课堂作业，或要求他们预习将要讲到的内容；然后开始给七年级的学生讲课，讲完后就要布置课堂作业，那么上第二节课时，七年级同学就做上节课留的作业，我再给六年级讲课——现在那些贫困边远地区的学校是否还在采用这种教学方式？我就不清楚了。 包括我在内，学校有五位教师，除了负责人陆老师是文革前师范学校毕业的科班出身外，其余一水是北京知青。其实连里还有上海知青、哈尔滨知青、天津知青等，可我们学校为什么都是北京知青当老师？不得而知。也许是巧合？ 陆老师介绍完情况后又谈了谈分工：一二年级的复式班由陈希岭老师任教；三四年级的班由石文扬老师任教；五年级由徐青老师负责；六七年级由我和陆老师负责。顺便说一下，在办公室里与我坐对面、负责五年级教学的徐老师就是我的妻子。 鉴于当时的条件，小学各年级只设语文、算术课，可一个老师又教语文又教算术，还当班主任，也够辛苦的。六七年级开的课要比小学多，我和陆老师也有分工：我教的数学（代数、几何）、物理（因条件所限不设化学课），兼班主任；陆老师教语文、地理、历史，并负责全校的领导工作。 我觉得数学课还是比较好讲，因为不需要什么特殊条件，只要在黑板上演示例题，推导数学公式和定理，并讲解清楚，要学生能举一反三地运用所学公式、定理去演算数学习题也就差不多了。初中数学无非是二元一次方程、一元二次方程，平面几何里的三角形、圆以及勾股定理、三角函数等一些简单的平面几何的知识。 虽然我只是个66届初中毕业生，好在我上学时一直是班里的数学课代表，对数学比较偏爱，成绩也不错。在当时的形势下，在那样一个边远地区的农村小学校，我这“两把刷子”也就能凑合了。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当了老师后，我用了两年多时间，边教课边自学了高中全部数学课程及有关极限和微积分等部分高等数学课程。就凭着这点“优势”，我在1978年 9月返城后，几乎没有在家待业，就被北京一所中学招去任代课教师（通过考试被选中），教高三数学，整整教了一年，直到把这个毕业班送走。 其实我在兵团当教师不过两年多一点，在这不长的“教师生涯”中，最令我感到骄傲的是自制教具的事。物理课和数学课有很大的不同，物理课有其特殊性，有很多物理学方面的现象、知识仅凭嘴讲，凭在黑板上写很难让学生理解，这就需要做实验。通过做实验使一些自然规律、物理现象重现在课堂，以提高教学质量，也能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可是做物理实验就要有器材和教具，可我们却一无所有。怎么办？自己做！当然，我决心要自己动手做物理实验的教具也是因为受了十团一位教师先进事迹的启发，我听过他的报告。 我开过几年拖拉机的经历对我自制教具大有帮助。连里有个小机修车间，车间里车床、钻床、铁匠炉以及各种工具一应俱全。紧挨着机修车间还有一个木工车间，我和师傅们都很熟，如果需要，求谁帮忙，他们也得给点面子吧？再说一般性的活计我自己也能干。 我做的第一件教具是“滑动式变阻器”，通过演示这件教具，可以让学生们较直观地理解电流在导线中的阻力（电阻）与导线横截面直径成反比，与导线长度成正比以及导线里的电流强度与电阻又成反比的电学现象。其实这件教具的原理很简单，就是通过改变导线的长度来改变电流强度和电阻之间的比例关系，使灯泡的亮度随导线长度的变化而变化——从明到暗，再从喑到明。事实证明，讲这堂课时有没有这件教具的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第一件教具的成功使我信心大增，接下去便一发不可收拾。为了更好地制作各种教具，我买了一本参考书《少年电工》，这本书里介绍了好几种电动模型的具体制作方法。另外，我还从北京买来几个微型小电动机（儿童玩具，通电池可以转）。 我总计制作了十几件教具，基本满足了初中物理课的需要。我自认为比较像样的有电动机模型、手摇式发电机模型、轴流式水泵模型、蒸汽轮机模型和起重机模型等。其中水泵模型、蒸汽轮机模型和起重机模型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完全是我自己设计制作的。这些模型装上电池都能实际操作，都能动起来。 我记得电动机的定子是用一个马蹄型永久磁铁做成的，转子是用铁片做成的三个爪，把它们按一定角度焊接在一个细铁棍上，再用漆包线分别把三个爪绕成线圈，再用铜片做成两个电刷——完工后安上电池，嘿！转的还真欢。这台电机模型的构造一目了然，而且可以实际操作，引起了学生们的很大兴趣，对他们理解电磁感应定律以及电机的工作原理等颇有帮助。我在课堂上演示时，孩子们围着模型瞪大了眼睛看着，发出了阵阵赞叹声。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件教具是轴流式水泵模型。当时也讲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轴流式水泵是农村较常见的一种农用水泵，其工作原理也很简单，可水泵都是密封的，看不到里面的构造，而且连里不可能同意为讲这堂课而把水泵拆开，于是我想到了自己动手做模型。抽水管是用玻璃管做的，搅水叶轮用铁片剪制而成，并把它焊在一根细铁棍上；动力就是从北京买来的微型电机。为解决搅水叶轮在玻璃管内高速旋转有可能与电机转子旋转不完全同心的问题，我用一根圆珠笔里用的小弹簧作为电机传动轴与叶轮轴之间的联结。出水槽也是用铁片做成的，把它套在玻璃管上出水口，至于水源吗，就是一个长方型的鱼缸。电机被固定在出水槽上方一个特制的架子上。这件教具做得很成功，学生们可以直接看到，通过玻璃管里的搅水叶片高速旋转，搅动得水顺着玻璃管往上涌，最后从出水槽里流出来（又流回鱼缸）。 至今让我感到后怕的教具是蒸汽轮机模型。蒸汽轮机的原理是通过燃烧燃料（煤或油等），将水加热变成高压蒸汽，蒸汽从喷嘴中高速喷出，推动叶轮转动，以达到热能转换成动能。如何把这个过程小型化到一个小小的模型上呢？我动了不少脑筋。我首先想到酒精的沸点大大低于水，能在较短时间被加热变成蒸汽，并且在相同的温度下所形成的蒸汽压力也比水蒸汽压力更大。于是，我找了一个装擦枪油的小铁壶（军用品）和一个酒精灯当“锅炉”，在枪油壶盖上钻了一个眼儿，把一个细铜管做成的喷嘴焊在壶盖的眼儿上，再把盖子拧紧在油壶上。用铁片做成一个叶轮，并固定在一个铁架子上，喷嘴对准叶片。我把枪油壶里装了一半白酒，把点燃的酒精灯放在铁架子下面，开始加热油壶。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开始，喷嘴里喷出有浓烈酒味的蒸汽，发出哧哧的响声，叶轮开始旋转。接着，蒸汽变成了火，喷嘴里喷出的是蓝色的火苗！发出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叶轮越转越快，叶片在火的作用下渐渐被烧成暗红色……记得在课堂上演示这件教具时，学生们兴奋得欢呼雀跃，我也得意洋洋。可是今天想起来倒真有点后怕了，要是万一油壶经不住酒精燃烧时产生的压力而爆炸了呢？真是不堪设想！ 最让我得意的教具是起重机模型。起重机的工作原理运用了不少力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比如定滑轮、动滑轮、齿轮传动等等。我把起重机模型做成一个龙门吊式的模样，用马蹄表里的小齿轮做传动系统，用缝纫机底线梭子里的小线轴做定滑轮和动滑轮，微型电机就是动力系统……没想到的是，这架小小的模型竟能吊起 1公斤重的东西！它可完全是我自己设计制造的呀。 我做的所有教具都安装在一块块的小木板上，还上了漆。为保存这些教具，办公室里还专门做了一个架子。同时，这些创造性的劳动也为我盈得了荣誉。由于在自制教具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我曾受到过团里的表彰，还代表团里参加过师一级先进教师代表会议。嘻嘻！我可不是自吹自擂，叶兄可以作证！ 自制教具虽然耗费了我的很多业余时间和精力，同时我也享受到了成功后的喜悦和快乐，使我的生活变得很充实，叫做乐在其中吧。当我在课堂上演示着自己亲手制造的教具时，当同学们被教具所深深的吸引着而发出阵阵惊叹声时……那种心情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 也许，没有因为这些教具而使我的学生们对物理产生更大的偏爱，他们之中也没有人在这方面有所建树，甚至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但是，我敢说当年在物理课上演示自制教具的情景，肯定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我“青春无悔！、人生无悔！”因为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尽了力，为改善当时当地的教学条件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社会经历，不同的思想感情和不同的时代特点，所谓带有时代的烙印吧。我们这代人——共和国的同龄人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文革”中大批知青，甚至还有不少未成年的孩子都被驱赶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命运其实对他们不公！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消沉，他们把他们的聪明才智、满腔热情和一腔热血都献给了那个时代、献给了我们太年轻的祖国。他们用他们那稚嫩的肩膀和千百万善良的人民一道，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共同扛起了共和国的大厦！ 我知道，我自制教具的事实在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当年的知青中不知有多少人都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对促进当地农村的经济和人们思想文明做出过积极贡献。个人在时代潮流面前是如此渺小和无能为力！但是，只要你不向命运低头，只要你永远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即使你很普通，你仍是时代的强者！你、我、他，我们这些挺过了那个岁月，至今仍昂着头活着的老伙计们！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无愧于我们那个时代！”这就是“青春无悔、人生无悔”的实质所在！ 这班里有一位女生值得提一下，她叫王福英。我对她之所以有深刻的印象，是因为我们之间似乎发生了一场“师生恋”，不过这场“恋”只是一场单相思而已，我这个被“恋”的人始终稀里糊涂，直到后来经人指点，我才悟出点门道。 这个女孩在班里是年龄最大的一个，当时上七年级，我来学校时，她好像过了17岁，吃18岁的饭了。她学习成绩不太好，也不怎么用功，她家里的意思也就是让她混到初中毕业，凑够了年龄就参加工作了。她的父亲叫王景堂，是连里马号的饲养员和“车把式”，为人忠厚老实，在连里很有人缘；她母亲操持家务；她上面还有个哥哥，那时已经参加了工作，在连里机务排当轮式拖拉机手。这丫头学习虽然不怎么样，可干活这方面却比较突出。班里参加支农劳动锄玉米地，她总是锄得又快又好，还常常帮助别的同学。她母亲身体不太好，所以她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早早就承担了不少家务劳动，比如割猪食菜、种家里的自留菜地、打柴等等。也许是经常劳动的关系吧，她发育的很好，不满18岁的年纪已经长到 1.6米以上，身体出落得丰满匀称，所有成熟女性的身体特征都已显现出来了，俨然像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这孩子长得也不错，一张圆圆的红苹果似的脸蛋儿上，长着一双含笑的大眼睛，小巧的鼻子微微有点上翘，脸上总是挂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她的皮肤微黑——是象征健康的那种肤色，浑身上下都透着一种青春的活力。总之，一副可爱的少女模样。她不大爱说话，属于性格内向的那种孩子。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为自己再费点笔墨。我夸奖人家小姑娘长得可爱，绝不是因为起了歹心呀，不管怎么说，她那时还是个孩子，而最重要的我们之间是师生关系，天地良心！苍天作证！再说我已经有了女朋友（就是现在的妻子），只不过属于初级阶段，仍处在秘密状态而已，我们还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夫妻双双把家还（返城）”呢。只不过，美好的东西谁不喜欢呢？何况这样一个纯朴、美丽的妙龄少女呢？我自然也不能脱俗，有时免不了有意无意的多看几眼罢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是吧？ “我们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一天，全校正在做课间操，我也站在我班队伍的最后面跟着活动手脚。王福英因为个子较高，所以排在队尾。我看到别的同学都很认真，动作到位，整齐划一。唯独她无精打采，懒懒散散，根本不像做操，只是随便比划一下，很不像样子，在队列里显得极不协调。我走到她身边说了她一句，她看我一眼，脸刷的一下就红了，微微低下头，动作倒是做得认真点了。可是，当我刚刚回到后面一转身，发现她又恢复到原先的样子。这回我真的生气了！课间操结束后，别的班都解散了，我特意把全班留下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点名点姓的把她批评了一顿。我记得她当时没有顶嘴，只是红着脸、低着头，一声不吭，眼睛里似乎含着泪。 第三四节课是语文课。一下课，陆老师就给我告状，他说王福英不知为什么从一上课就趴在桌子上，问她是否不舒服，她也不回答，就那么整整趴了两节课。我一听更火了！心想，这孩子太不像话了！还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呢，做操不认真，批评几句，就至于那么耍性子？！ 下午放学前，我召开了一个班会，会上我更加严厉地批评了她。没想到她趴在桌上痛哭起来，看着她肩膀的抖动，知道她哭得很伤心，这倒让我不知所措了。我气乎乎地宣布“放学！”然后就跑回办公室，坐在那里生闷气。没过一会儿，班里一位叫王英的女生来找我，示意我到办公室外边，她有话要与我单独说。王英和王福英是好朋友，她俩经常在一起唧唧喳喳地窃窃私语，可能是在一起说点女孩子们的悄悄话吧。我跟王英来到操场上，她压低声音对我说： “老师，王福英今天做操时不是故意那样的，她今天来——那个了！” “来——哪个了？”我疑惑地重复了一句。 王英的脸也腾的红了。我突然一下子恍然大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那时我已是个25岁的大小伙子了，可与现在的年青人相比，要傻得多！那是因为时代不同、社会风气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等等。尽管根据我当时所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也知道成熟女性每个月都“来一次那个”，可“来那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尤其是“来那个”时，女性的身体会有什么反应？我还是稀里糊涂。但是，我知道自己错了，意识到不问青红皂白地乱训人，可能伤了王福英的自尊心。我赶紧和王英一起来到教室，这时别的同学都回家了，只有她还趴在课桌上。我走过去说了些道歉的话，劝她和王英一起回家。她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了我一眼，当她的眼睛与我的眼睛即将对视的一刹那，又慌乱地避开了我的眼睛。那次，我模模糊糊地从她的眼神里感觉到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 通过这件事倒是让我明白了，女性在“来那个”的时候，身体会很虚弱，不适合较剧烈的活动，所以在这个时候，她们应该得到更多的理解和照顾。由于这件事给我的教训，我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哪位女生不方便的时候，只要跟班里的女干部打个招呼，就可以不上操（包括学农劳动），而不必向我请假。 从那以后王福英对数学感兴趣了。上课时，她总是忽闪着那双含笑的大眼睛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听课也比以前仔细认真，而且爱管闲事了。当我给一个年级讲课时，另一个年级的同学虽然留有课堂作业，可往往有时会发生交头接耳的现象，她本来不是干部，却常常出来制止。还有一点很奇怪，课堂上她从来不提问题，可一到放学后，她就磨磨蹭蹭，直到别的同学都走了，才把我叫到教室，她的问题就来了！这种现象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如此。 有一天下午放学后，她一反常态的匆匆跑回家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后，她又匆匆跑了回来，站在办公室玻璃窗前冲我招手，我以为她又有什么问题要问，就跟她一起来到教室。这时教室里已经没有别的同学了。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东西，她小心地打开手绢，里面是两只煮熟的鸡蛋，她双手捧着递到我面前，垂着眼皮低声说：“老师，给你吃的。”然后，她那长长的睫毛往上一扬，迅速看了我一眼，又垂下了眼皮。我心里感觉一热，连忙接过鸡蛋，哇！还热乎呢。 后来，她经常拿些东西给我吃，利用各种机会和我套近乎，要我给她讲故事、讲北京的事、讲我家里的事。终于，我感到这里面好像有什么问题了。从这丫头看我时那幽幽的眼神里，我明明感觉到一种柔柔的、甜甜的、说不清楚的东西。我似乎从中读懂了点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读明白。危险的是,她的眼神也弄得我心神不定！这是什么？她爱上我了？！不会吧？整不懂！我的直觉告诉我不好,要坏事。连我的女朋友也“闻到味”了，开始“吃醋”，不止一次地质问我：“王福英整天缠着你，什么意思吗？！”在女朋友的指点下，我才彻底清醒了。我意识到，如不当机立断的话，一旦陷进去就会后患无穷！于是，我们仔细研究了对策，决定立即公开我们的恋爱关系，让她没想头！ 这招果然很灵验，当我们“秘密谈了好几年恋爱，都到了谈婚论嫁阶段”的消息传遍了连队每一个角落时，她退缩了。她开始明显的萎靡不振，还总躲着我，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我很想正面的、认真的和她谈一次，可实在不知道怎么跟她谈才好。 她勉强坚持到初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在连里当了农工。从那以后，她不再理我，即使和我走个对面也假装没看见。后来她爸调到其他连队，全家也就跟着迁走了，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算起来王福英今年也45岁了，她现在过得怎么样？我想她的命运无非是早早嫁了人，生了孩子，在那边远的“北大荒”度过一生。也许她现在已经退休？也许下岗了？唉！这就是人的命运哪。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追求美好的权利，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也有被爱的权利。从这一点说，王福英没错，无可指责！我甚至觉得她这种勇敢精神很可贵，很令人感动！想想看，在那个年月，在那样一个边远闭塞的地方,在当时的形势下，像她这样一个初中还没毕业的小女孩要爱上自己的老师,恐怕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吧！？可是权利是一回事，能否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是另一回事，那要靠机遇、缘分……原谅你的老师吧，小英子！我们俩人根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 事情已经过去快30年了，王福英应该高兴的是，她那纯真甜美的小模样已经永远定格在让她爱慕的老师的记忆深处了。 如果我的夫人在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也应该能理解我吧？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你是都清楚的呀，都老夫老妻了，不至于还吃醋吧？人们常说，年青人爱做梦，他们做的是五彩的青春梦、憧憬美好未来的梦——而我们这个年纪就只能做些老梦、旧梦喽！对此恐怕连上帝也能原谅吧？ 这段内容到底要不要写，我犹豫了很久，思想斗争异常激烈，最后还是决定写。人的一生能有几个53岁？如不发生什么意外，老天爷留给我的时间也就是二三十年了（不敢奢望能活百岁），还有什么可顾忌的？人这一辈子就那么回事，只要没做亏心事，又何必躲躲闪闪、瞻前顾后？倒不如大大方方、痛痛快快在这个世界上潇洒走一回，就是说，咱也为自己活一回！ 我完全可以骄傲的宣称，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我那如火的青春年华，我同千百万时代的同龄人一样，不但在追求政治理想方面有着忘我的献身精神，同样在感情方面、爱情方面、在追求个人幸福方面也有着火一样的激情！这是无论如何也泯灭不了的。 不过，写归写，慎重一些是必要的。因此，在这段里我还是把真名隐去，因为她与小英子不同，是我的同辈人，又住在北京，看到这篇文章的可能性很大哟。别找麻烦吧！ 另外，我写这段也是为了烘托出，只是当了老师后才有机会真正搞上了对象，直至组成美满的家庭。可以说，当老师给我带来了幸运！ 要侃清楚我谈恋爱、找对象的经过，最好从头讲，请容我慢慢道来。 男孩子情窦初开的年龄大概是17岁左右吧？我当然不例外。1967年 1月下旬，我和几个同学参加步行串联从延安返回北京。当时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全国正处在大夺权的混乱之中。我校的各派红卫兵组织之间也如火如荼地打着派仗。当时“逍遥派”是被大家看不起的，我当然想革命而不当逍遥派。经过精心挑选、慎重考虑，我选中了一个只有50多名成员的小组织——“红星公社”，并很快就成了其中的一员。我选择这个组织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平和，不像有的组织那样整天批、批、批，斗、斗、斗的，透着一股“杀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家不嫌弃我的出身。 参加“红星公社”后，一位女孩子的身影悄悄走进了我的心里。她跟我同届，是我校初三Ｘ班的同学。她好像还有一个弟弟也在我们学校，念初一，也加入了我们这个组织。当时的她长着瘦高挑的身材，梳着两条小刷子，一副文文静静的样子。她平时说话细声细语，显得挺温和的。可谁要是招惹了她，让她生气了，她那小嘴也会吧吧的不饶人呢。 我对她产生好感是因为她没有因我的“出身问题”而歧视我，有时还表现出对我“特别关心”。有一次我们这个组织的总部（办公室）要从一间教室搬到另一间教室，需要搬运一些桌椅。我这个人干活一向不惜力，那天我干得很卖力气。我把好几把椅子摞起来搬，她见了，柔声说：“哟！一下子搬那么多呀？快放下两把，别累坏了！”有个女孩子关心我，我干得更来劲了！ “没事！”我闷声闷气地回了一声，搬起了那些椅子就走。 “呀！你真有劲儿！”她一句称赞的话说得我心里好舒服！满足了小男子汉朦朦胧胧的自尊心。 后来我们还多次一起到别的学校串联、看大字报、一起写批判稿……在组织内部讨论问题时，她总是附合、支持我的意见。 其实，我对她产生好感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父亲当时受到批斗，家里也被抄了，这使我的情绪非常低落，心情郁闷。在这个时候，无论是谁给我一句安慰的话，一点点鼓励和理解，都会让我激动不已、感激万分的！何况是个可爱的女孩子呢？ 大概是1967年10月上旬，有十位北京中学生主动要求去内蒙古插队落户。当这个消息在报纸上刊登后，就像在火上浇了油一样，一下子就把正处在狂热痴迷状态中的学生们，要到农村闹革命的情绪给煽起来了，不少热血青年都表示要积极响应。当时的口号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扎根农村、扎根边疆，干一辈子革命！就这样,一场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即将拉开帷幕。 1967年11月初，东北农垦总局（后改为兵团）来招收知青了，学校还专门召开了动员会。这时我校已经实现了所谓“革命派大联合”提出了“杀回班级去，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各派红卫兵组织一律被要求解散，准备成立统一的红卫兵组织。可是原来在同一个组织的人仍然愿意常常聚在一起，这大概就是派性？ 我校共有14个人报名去“北大荒”，其中４人是我们同一个组织的，有她、孔祥霞（女）、我和李志国（男），当时我们都是17岁的年龄，严格的说还未成年。可是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带着些许稚气的激情、那种豪迈、那种勇气、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是现在的年青人所无法理解的。为了怕人家不批准，我们4个人还一起跑到西城区教育局找过负责招收工作的人。 我校报名的14个人都被批准了。1967年12月 8日，我们一起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开始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漫长岁月。同时也开始了我的初恋。 来到兵团后，我家的情况更糟了，父亲被遣送到老家监督劳动，母亲也被赶到农村——在极度苦闷中，我心灵的创伤多需要有人安抚啊。 她依然如故地常常安慰我，给我自信；她在生活上常常照顾我，帮我拆洗被褥、缝补衣服等。我们只要有机会也在一起聊天，我有什么心里话也爱和她念叨念叨。 一晃几年就过去了，我已是20来岁的大小伙子了。那时候，兵团正在搞扎根边疆教育，一些年龄较大的知青在当地结婚还被树为扎根的典型。在那样的形势下，想返城几乎是天方夜谭！我也不得不很现实地决定：尽快解决对象问题！ 其实在我心里，她早已是我的对象了，只不过没有点破而已。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我的不断成熟，尽管她对我依然如故，突然有一天我感觉到她对我的态度不像是对象，而更像姐姐（她确实比我大几个月）。 我很想向她表明心迹，又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于是就想到了写。正好那年她要回家探亲，待她走了以后，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搜肠刮肚，用尽浑身解数，写出了一封“情书”给她家里邮出去了。然后就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她回来。她回来后，我迫不及待地找到她，可她像没事人一样，一字不提那封信。我实在忍不住就问她是否收到了那封信？她平静地说：“收到了，我爸说你的信写的很有水平。”然后就再也不肯多说一句话。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 后来，她爸爸为她在云南昆明找了一个对象，并以此为理由把她调到了昆明。从她调走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据说后来她也回到北京，已经退休。去年我们连北京知青聚会她也去了，她还向我夫人询问我的情况。 唉！闹了半天，敢情我当时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整个儿是“单相思”！人家可能压根儿对我就没那意思。她安慰我、关心我、生活上照顾我仅仅是出自一个善良姑娘对一个“倒霉蛋”的同情心罢了。尽管结局如此，我仍十分感激她，仍然把我们那段经历珍藏在心底。无论如何，对我来说，那毕竟是我的“单相初恋”哪！ 自从“失恋”后，我对找对象的事有点心灰意冷，也有点自卑，不敢“轻举妄动”了。可是从我调到学校工作后，另一位女性悄然走进了我的生活。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当时与我办公桌相对的徐老师。 她和我是北京同一所学校的同学，比我低两届，是68届初中。她也许知道我,可我肯定不认识她,因为我曾是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算是学校的“名人”吧？我们还是在去“北大荒”的列车上才彼此认识的。 她刚到兵团时被分到场院工作，刚满16岁的她干起活来特别猛，在做“粮囤”时，需要有人扛着百十多斤的粮食包通过木跳板走上高高的“囤顶”，把粮食倒进“粮囤”。这种活属于重活，且有一定危险性。有一位上海女知青（好像叫周和平？）扛着麻包从跳板上掉下来，摔断了腿。 在场院班年龄最小、还未发育成熟的她本来可以不干这种活，可她偏要逞强！扛着比她体重还要重的麻包，双手叉在腰间，强挺着一步一挪地往跳板上走。根据她的劳动表现，她还当过场院班的班长，后来又调到学校。她的能干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不过，她在场院的那段劳动也给她留下不少后遗症，至今她的腰、肩、背还经常疼痛。 她在我们那批知青中年龄最小。其实我们下乡的时间在当时还算是较早的，记得是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之前。那时上山下乡运动刚刚启动,还没有较完备的制度、规定等等。因为年龄还小,她父母根本不同意她报名去“北大荒”。她妈把户口本锁在柜子里，也不知道她着了什么魔，硬是找到钥匙，把户口本“偷”出去办了手续。 她家里生活比较困难，虽然她的父母都工作，可是她家的人口较多，姐妹兄弟六人，她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还有奶奶。她从小就承担了不少家务劳动，比如放学后就带弟妹，帮助母亲做饭等。因此，她比其他同龄孩子更能吃苦耐劳，干起活来干脆、麻利、快！ 当时的她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苗条，还略显单薄的身材，一副小模、小样！ 我清楚地记得，1968年元旦——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元旦，就是因为她第一个哭出声，以至引得我们19名知青哭成了一团！ 我还记得有一天早上，大家正在各自的宿舍“天天读”，另一位挨着她坐的女知青看到她翻在外边的白领子上（其实是假领子）有个黑色的小虫子爬，就替她捏下来一看，惊呼“虱子！”小姑娘脸上挂不住，捂着脸哭着跑出了宿舍。当时东北农村的人几乎都有虱子，我们早有耳闻，都怕被传上，可是，怎么可能不被传上呢？你想，“天天读”是以班为单位在知青宿舍进行，当地职工也坐在我们的炕上，甚至靠在我们的行李上。 我们刚到兵团时的工资是每月25元，一年后长到32元，每月扣伙食费12元。她除了留下自己必须的花费外，都寄回家去，贴补她的家用。她那时也没有几件衣服，我还记得返城后，我给她买的第一件礼物是一件深鸵色的绒大衣，她当时捧着它不停的抚摸，爱不释手。至今她摸大衣的样子仍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和她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还是在共同负责学校宣传队的工作中。那年月兴搞“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们学校也决定搞一个，任务落到我和她的头上。让我们俩负责文艺宣传队是因为我会拉手风琴，还会演奏洋琴，而她会跳舞。 其实我原先并不会拉手风琴和打洋琴，也是为了打发兵团寂寞的业余时光，我花了 273元（近一年的工资呀！）买了一架60贝斯的手风琴，就凭一本学拉手风琴的教材，再加上勤学苦练，居然无师自通！也能拉得有模有样的了。洋琴是连里的，我也下了不少功夫。 在共同负责文艺宣传队的工作中，我们配合的很默契。她是总导演，负责整套节目的编排，以及舞蹈类节目的编导；我负责语言类节目的编导和音乐（拉手风琴为需要音乐的节目伴奏）。另外，歌唱类节目也得由我“把关”，因为她有点“五音不全”。 我们的宣传队到田间、地头、场院、猪舍、马号演出，在连队过年、过节的联欢会上也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孩子们的节目总是能受到大人们的欢迎。有一次“八一”建军节，我们还到附近的边防站去演出过一次，那些节目很受边防战士们的喜爱。我们的工作得到了连队里大多数人和学生家长的肯定和支持。 一次演出中的趣事至今还记着。那次演出是在连队的知青食堂。这个食堂可以兼做礼堂用，有简易舞台、有连队自己木工车间制作的木排椅，如果把后面的饭桌都搬走，再站上一拨子人，整个礼堂装个二三百人没问题。 那天，学校的节目该上场了。报幕员是王连长的小女儿，那年大概八岁。小姑娘嗓音清脆甜美，口齿清楚，一个小鬼灵精的模样。不知为什么，当她走到台前时，突然愣在那里了。就见她一手提着裤子，不断回头看站在台角的徐老师，也不说一句话，惹得台下一片笑声。等徐老师走到女孩身边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她的裤腰带开了！徐老师敢紧蹲下来替孩子重新系好腰带，报幕也开始了。 那时农村里的孩子哪有什么像样的裤腰带，就是一根布条而已。当然，也不是那孩子自己连系裤带也不会，是因为在那样的场合、那样的情况下，孩子有点紧张，不知该怎么办。 我们学校三位女老师之间的关系似乎有点微妙，陈老师和石老师关系较好，她俩常常在一起，可对徐老师就好像话不多。究竟为什么我也不明白，我想无非是女孩子之间那些鸡毛蒜皮的破事。 陆老师是当地人，人家拉家带口的，一下班就往家跑，才懒得掺和知青间的事呢。我呢？是最后一个被调进来的，教龄最短，又不了解情况。再说咱一个男子汉怎会关心她们的事呢。因此，我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研制教具、备好讲好课上，对她们的态度一律客客气气。 可是，我和徐老师共同负责文艺宣传队的工作，这就增加了我们互相接触、彼此了解的机会。慢慢地，我们开始互有好感了。我发现她很有组织能力，她教的五年级那个班在学校里是纪律最好的一个班。我听过她的课，她虽然仅仅是个68届初中生，可讲起课来滔滔不绝、头头是道，思路很清晰。在搞宣传队的工作中，她的点子多、办法多、思路开阔，对学生很关心，要求的也很严格。她自己也能以身作则，不怕吃苦，因此学生们挺服她。 说真的，宣传队的工作主要是靠她撑着。排练节目时，我常常看着她那张洋溢着青春光彩的、充满自信的、又略显稚气的脸发呆，甚至有点想入非非——。毕竟有上次的教训，我还是不敢“轻举妄动”。就这样，我们尽管彼此对对方都有好感，可在实质问题上却毫无进展。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主动问我有没有需要缝缝补补、拆拆洗洗的活。我想，能不能对上相可以先放在一边，有人主动帮我洗衣服还不好？！你想想看，有哪个20多岁的小伙子愿意干这种缝缝洗洗的活？于是我就“将计就计”了。 还有一次看电影的经历也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电影是在八团水利连，离我们连四五里路，那是在冬天，地上有积雪。我跟老职工借了辆自行车，带着她，伙着其他几位知青一起去看电影。回来时，我们想单独走，不愿再“大帮轰”了，所以故意提前退场往回走。路上，她坐在自行车后面，第一次大胆地用手揽着我的腰！弄得我的心一阵狂跳。唉呀！原来让女孩子搂着的滋味那么美妙？！由于思想走神，我骑的自行车还滑倒了一次，把她给甩出好远。 再后来，我们无话不谈了。有两次节假日时，学校放假，空无一人。我们俩还从连里的小卖部买了几听罐头，偷偷跑到办公室去会餐呢，反正没人知道。尽管如此，我们之间的那层“窗户纸”（指公开确定恋爱关系）仍未捅破。 有一天，指导员分别找我和她谈了一次话，先找的她，后找的我。她从指导员办公室回来后表情有点怪，脸还红红的，我问她怎么了，她也不理我。等指导员找我谈时才知道，他要为我俩说媒！他说他是受她父母的委托，帮她物色对象的。他还说：“你们俩把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搞得有声有色，真不错！我看你们互相配合的很好，我注意到了，你们挺般配的！不如再谈段时间就结婚吧，给咱们连树立一个扎根边疆的典型，怎么样？” 那天放学后，我俩故意磨蹭着不走，等别的老师都走了以后，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讨论的结果是，承认我们之间已经产生了爱，愿意正式确定恋爱关系，并继续谈下去，但不急于结婚。另外，想一起找指导员谈一次，把这些意见告诉他，希望他能暂时替我们保密，我们还不希望过早地让全连都知道这件事。 那么，指导员和我谈话时说他“受她父母的委托”是怎么回事呢？这又是另一段故事。 1976年春节前，指导员回四川老家探亲路过北京，有几个正在北京探亲的知青给他带路，走访了一些知青的家。他走访了好几家，那些家长们无一例外地恳求指导员：“有机会时，请指导员千万高抬贵手，把我家孩子放回来吧！”有的家长在指导员走时，送出去老远，一路上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类似的话。更有甚者，还有一位知青家长让指导员吃了“闭门羹”！那位知青叫章xx，高干子弟，和我是同班同学。下乡时，她父母均遭批斗，后来落实政策，她父母刚刚复职，就把她弄到北京某部队当上了机关兵，而且任何调转手续也没办（户口、档案等）。这件事对连里其他知青产生了不良影响，无疑对指导员在连里进行扎根边疆教育起到消极作用。指导员到她家是想对她的家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起码也要讨回个说法。遗憾的是被警卫挡了驾，到底也没能如愿。 有意思的是，惟独在徐老师家，指导员受到了极其热情的接待。她父亲紧紧握着指导员的手说：“请指导员放心！我以共产党员的忠诚向你保证，坚决支持女儿扎根边疆一辈子！还请指导员费心，为我女儿物色一个好小伙子。”我偷着乐！我算好小伙子？嘻嘻！ 顺便介绍一下，我那位后来的老丈人参加过抗美援朝，负过伤，那时在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公安处工作。 指导员返回连队后特意召开了全连大会。会上，他批评了有些知青家长觉悟太低，又重点表扬了徐老师的父母，动情之处差点没哭出来！ 后来就发生了指导员为我们做媒的事。我们在“秘密状态”下的恋爱时间并不长，就被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我们班那个小女生王福英给搅乱了！我和徐老师的恋情便由“地下”转为“地上”，很快家喻户晓。 公开自有公开的好处，我们很快就发展到热恋的程度，自然也少不了“海枯石烂”的爱情宣言。不久，因家里的变故，我要从兵团转插回老家照顾父亲，她果然义无反顾，誓死相随，好不悲壮！ 在我不长的教师生涯中，除了做教具的事令我难忘外，还有一些事以及当老师的一些感受也让我难忘。 我刚调到学校接手那个班时，班里的组织纪律性较差，甚至连正常的课堂秩序也难以维持，根本镇不住他们。也可能是我刚当老师，还没有被学生们接受吧？原来的班长是位女生，学习较好，可不太管事。我仔细观察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有个叫周广齐的男孩子在班里很有威信，很多“坏事”都是他领头干的。他那时十六七岁，身高已有1.70米以上，身体很壮实。他的学习成绩不算好，可脑子并不笨。在同学中很讲义气，班里有什么活儿也抢着干。于是，我看准了能使班里的组织纪律性根本好转的关键人物就是周广齐。 我记得当时的《兵团战士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做好落后战士转化工作的文章，题目叫“拨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这篇文章给了我很大启发，我开始在周广齐身上下功夫。 我常常主动接近他，和他聊天，在学习上给他开“小灶”等等，渐渐搏得了他对我的好感。我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召开班会，重新选举了班干部。由于我的建议，同学们选举周广齐当班长，原来当班长的那位女同学被选为学习委员。后来又在我的大力推荐下，并由我亲自当介绍人，周广齐被连队团支部发展为共青团员。果然，自从周广齐当了班长后，班里的组织纪律性迅速好转，很多事根本不用我操心，他就张罗着办了。怎么样？我使的这招还真灵呢！哈哈，好狡猾！ 为了不断提高自己在学生中的威信，我进行了不少努力，比如经常和他们交谈，给他们讲故事，组织一些有益的活动等。 有一次我组织全班同学去黑龙江野游，计划搞一次野炊，需要带一些炊具。学校到江边有三四里地，我想自己是成年人，当然这些较重的东西应该由我来背，可孩子们死活不让！结果拗不过他们，由他们几个男生轮流背到了目的地。到了江边，男生们钓鱼，女生们在江边的树林子里采蘑菇，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他们钓鱼的方法值得一提。孩子们钓鱼的工具非常简陋，根本没有钓鱼杆。就用一根绳子，一头儿拴上鱼钩，也不用鱼饵，也没有鱼漂，把鱼钩扔进江水里。绳子的另一端拴在一根捡来的树枝上，把树枝插在岸边的沙土里。这就行了！可以等着鱼上钩了。每个孩子至少都扔下两三个这样的鱼钩，岸边插了一长溜树枝子，他们每隔一会儿就挨个把鱼钩拉上来看看。 开始我还怀疑这种方法能不能钓上鱼来，哈！真有鱼上钩，简直不可思议。最后，他们居然用如此简陋的工具钓上来半桶大小不一的杂鱼。 女孩子们在树林里采蘑菇，也干得热火朝天。她们之中有人还采了野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很有意思。我一会儿在江边看钓鱼，一会儿到树林里跟着采蘑菇，乐此不疲地两头跑。 要说干活还是得说农村孩子。两个男孩找了块地方，用把小铁锹三下五除二就挖好了一个“行军灶”，用捡来的树枝拢着火，嘿！还真好使。 我们中午的“大菜”就是炖蘑菇鱼汤，主食是各自从家里带来的馒头之类。 做鱼汤得要“佐料”，那年月、那地方能有什么“佐料”？无非是孩子们从家里带来的盐、干红辣椒等。这些事一概不用我操心，孩子们自会张罗，什么活也不用我干（我也不会干！）只等吃就是了。我记着他们就用黑龙江的水，把洗净的鱼、蘑菇放进锅里，又往祸里加了一把干红辣椒、一把大盐。等汤好了一尝，绝了！汤那个鲜、鱼肉那个嫩、蘑菇那个香，没治了！可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喝过如此鲜美的鱼汤。 孩子们把第一碗鱼汤盛给我，有的孩子从家里带来了煮鸡蛋，也争着抢着送给我吃。那情、那景如何忘得了？我知道，孩子们崇敬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教师这种崇高的职业！ 我常常利用班会的时间或放学后的时间给孩子们讲故事。孩子们一个个瞪着渴求知识、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眼睛，静静地听我讲的样子，给我一种陶醉感，一种满足感。我给他们讲天安门广场、故宫、颐和园、长城，还讲长篇历史故事。 我给他们讲过太平天国的故事（我从书上看来的，现买现卖),他们完全被我惟妙惟肖的“表演”吸引住了，一再推迟放学回家的时间，不断恳求我“再讲会儿！再讲会儿！”就像讲长篇评书一样，我整整讲了一个多星期才把太平天国的故事讲完。 我下乡之前，在家里是儿子、在学校是学生，来到兵团当知青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横竖都是小字辈，只有尊敬别的人的份，哪有被尊敬的资格？！一当上老师可就不一样了！孩子们围着我老师长老师短的叫着，真的很开心哪！再加上我个人的努力，比如自制教具呀、搞文艺宣传队呀、讲故事呀等等，逐渐使我在学生们中间树立了威信。真的，他们挺服我的！反正自我感觉不错。我去家访，家长们——年龄比我大得多的当地老职工们也改了直呼我名的习惯，开始在我的姓后面加上了“老师”二字。哇！感觉真的不一样呃，受人尊敬的滋味真好！ 最让我难忘的还有临调走前的那段时间。其实，在我调走前两个月，连里已经把我调出了学校，理由是“不安心工作”。可当调转手续一批下来，学生的家长们还是坚持为我饯行。由于时间短，排不过，只好每天安排二三家，竟吃了一个多星期！有时在这家还没吃完，下一家的主人带着孩子已经在门外候着了。家长们的年龄都比我大得多，可有的家长给我敬酒时高举过头，弄得我不得不“舍命陪君子”。有一次还醉倒在人家的炕头上，吐了人家一炕！真不好意思。 等我走的那天，我教过的学生们（凡是在连里的）都来送行，大约20多个吧。他们一直把我送到道班房（长途汽车站）。当汽车开动时，不少孩子都哭了，我也很动情。汽车渐渐远去，孩子们的身影已经模糊，可我看到他们还在那里招手、招手…… 教师是个崇高的职业，当受社会之尊崇。我们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我自己又当过老师，对此深有体会。记得小时候唱过的一首关于老师的歌，我现在还能记着歌里的几句词：“刚一跨进学校的大门，我们就生活在老师的身边，从一个爱哭的孩子到一个有知识的少年……”这首歌可是久违了。 孩子们大多信任自己的老师，甚至热爱和崇拜他们的老师。有的孩子对家长的话不见得都信，可对老师的话往往坚信不移。一个好老师不仅仅要给学生传授知识，还要教他们如何做人、怎样为人。这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比前者更重要，因为后者能让学生受益终身！ 当一名好老师不但要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还应有一定的思想修养。要甘于寂寞、安于平淡……当你桃李满天下时，你所收获的精神财富，那将是从事其他任何职业的人都无法比拟的，这其实也是一种享受，一种精神的享受。 我从17岁参加工作，至今已近36年工龄了。其间从事过多种职业：拖拉机手、教师、公务员、外交官、国企职员等等。尤其是大学毕业后的近20年，我见到太多的官场沉浮、尔虞我诈、贪污腐败，对这些我早已厌倦。当我回首往事，我才发现，真让我留恋的竟是那三年多当教师的经历（包括回京后当代课教师的那一年）！因为无论到什么时候学校相对于社会来说都是一片净土，还因为我忘不了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与孩子们纯真、灿烂的笑脸，更忘不了和孩子们在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 （2003-07-09 于匈牙利布达佩斯） （责任编辑：冒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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