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夏天，我出差北京、上海,，我又回到了多年不见的上海。

　　
　　几年不见，上海的市容变化巨大，几乎不认得了。地铁，高速公路（还分内环、外环），我出国时连影子还没有呢，现在全冒出来了。出租车满街转悠，“打的”成了口头禅了。
　　最显著的市容变化，要算那些高楼。站在大厦顶层四望，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都是这十几年新盖的。什么东方明珠、金茂大厦、恒隆广场，全是后起之秀。原先的上海展览馆（最初称中苏友好大厦，两国吵翻后改名）、国际饭店这些我们记忆中的庞然大物，当年鹤立鸡群，现在躲到哪里去了？
　　啊，看见了，它们还在那儿，只不过是夹在那些大高楼中间，像个小娃娃，完全不显眼了。往下看，当年一大群五六层楼的工房，像一块块豆腐干，现在透过那些高楼的缝隙，还能勉强看到一点。再往下，当年有好多乱七八糟的小平房、棚户区，现在从大厦顶层往下看，是完全看不到了。
　　然而，好一批这样的小平房、棚户房还匍匐在高楼下面，一大群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还住在里面。他们挣一点大款们不屑一顾的薪水过日子，他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有他们的故事。
　　当年和我一起去新疆的老知青阿Ｃ，就在他们中间。

　　在上海忙完公事还有一点时间，该看看老战友了，首先想到的就是阿Ｃ。
　　天已擦黑了。多年没有联系，上海的电话号码早已从6位数滚到了8位数，不知道阿Ｃ家有没有装电话。听说阿Ｃ还住在原来的家，不如直接走到他家去找他，顺便再走一次当年常走的马路。记得当年我和阿Ｃ常在马路上边走边聊，憧憬着将要去新疆过的那种战天斗地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什么滋味都有……
　　这是徐汇区武康路，两边冒出了不少新建筑。然而，两旁的法国梧桐依然是那么熟悉。那条熟悉的小弄堂，依然缩在梧桐树影里。阿Ｃ家的小房子居然还是老模样，只不过显得更加破旧，也更加寒酸了。阿Ｃ家门虚掩着，一推开门，就看到轮椅上坐着阿Ｃ。他背对着门，正在看一件小东西。

　　“阿Ｃ，还记得我吗？”
　　阿Ｃ转过身来，目光有些迟钝。为了方便轮椅移动，房间里就一张桌子，椅子和凳子都堆在一张空床上。
　　这样的摆设对来访的客人很不方便，还得把凳子搬下来才能坐。
看样子，访问阿Ｃ家的人是很少的。家里很静，静到有点阴森的感觉。我已经很不习惯了，这样的环境还不把阿Ｃ憋坏了？记得当年，阿Ｃ可是个活跃分子，哪儿有他哪儿就热闹呀。
　　阿Ｃ只犹豫了一会，眼睛里就闪烁出火花，当年的阿Ｃ又回来了。
　　“啊哈，XXX，我当然记得，就怕你把我忘了呢。”
　　好多年没听过有人这么喊我，当年在农场，差不多每人都有个不那么雅的外号。阿Ｃ这小子，嘿嘿，你也跑不掉，等一会儿瞧我叫你的外号。

　　隔了这些年，我们都老了。阿Ｃ看起来发胖了，那不是正常的胖。据说下肢瘫痪的人，由于人体的代偿功能，会使上身发胖。当然，整天用手摇轮椅，上身锻炼的机会也多些，可能是另一个原因。
　　总觉得小房间里少了些什么。
　　“你爸爸妈妈呢？”
　　“他们都过世了，是前几年。我能给他们送终，也算尽了一份孝心。”
　　“现在就你一个人？”
　　“是呀。我白天有时到上海残疾人协会帮忙，当义工。”
“记得你还有个弟弟。。。”
“他成家了，搬出去住了。”
　　我还想问些什么。比如怎么做饭,怎么洗衣哪，怎么上床,怎么解手哪。就一个截瘫人怎么生活？然而，看一下房间里简陋的摆设，什么也不用问了。

　　阿Ｃ的编制还在新疆兵团。他已经退休了，靠农场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农场每隔三个月把退休工资寄给他。多年下来，农场的干部换了好几茬，寄工资的人也换过几个。新的人已不认识他，他的故事早就像吹散的云烟，被人遗忘了。有时农场忘了给他寄工资，他还得写信去，反复解释，折腾几回，才能把工资要来。
然而，阿Ｃ没有忘掉农场，更没有忘掉当年共患难的知青哥儿们。

　　阿Ｃ的记忆极好，他还清楚地知道有哪几个知青还留在农场，谁谁谁现在干什么。有的我已经记不起他们的名字，阿Ｃ就会提醒我，
“不记得了？当年和XXX打架的那个。”
　　“哎呀，你怎么把他忘了！不就是当年死追XXX的那个吗？”
　　他还告诉我，几年前，回城的农场老知青们为纪念进疆30周年，特地组织了一次聚会。那次真热闹，连农场的宁波知青也结伴来到上海参加聚会。谁谁把老伴也带来了，谁谁把孩子们都带来了。还有谁谁谁来不了了，他已不幸去世了。

　　随着阿Ｃ的叙述，记忆的闸门悄然打开……

　　二　　

　　一九六五年初，上海市公安局通知我可以报户口，我终于结束了没有户口的日子。因为我被北大稀里糊涂开除退回上海时，没有任何证明。谁知道我有没有杀人放火，有没有现行反革命呢？市公安局要调查，当时没同意我报户口。
　　户口刚报上，街道里委马上通知我参加社会青年活动。
　　当时的社会青年，就是失学青年。所谓的社会青年活动，无非是里弄干部车轮大战，动员你报名去新疆。能动员了的，早已报名走了。留下来的，都是身经百战，不管你怎么动员，“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讲讲是社会青年，他们的社会地位其实是很低的。连小孩子都会在街上追着他们叫，“社会青年勿要老嘎，老嘎叫侬到新疆去。哈哈哈！”
　　于是社会青年赶紧低着头走开，就像当年孔乙己在众人哄笑中离开咸亨酒店。第一次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我就告诉里委干部，不用对我动员，我早就决心去新疆了。要不是去年考上北大，去年我就走了。里委干部喜出望外，她们告诉我，里弄里还有一个不用动员就决心去新疆的，他就是阿Ｃ。

　　第一次看到阿Ｃ，就在这次活动。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能干的青年。他理着短发，性格活跃，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他去年初中毕业，其实他和我同年，我因为念书早，去年高中毕业。在学校里，阿Ｃ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过去还是少先队大队长呢。这样一个好学生，怎么连高中都考不上呢？
　　不是因为家庭出身。阿Ｃ的母亲，是地富反坏右中排行老四的坏分子。说真的，这黑五类中，其他四类常常看到，就这黑老四还是第一回见识。更离奇的，阿Ｃ的母亲不知得罪了哪个里委干部，不是她的工作单位，是里弄把她打成了坏分子。直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这小小的里弄干部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
　　咳，别想了，那个年代，弄不明白的事多着呢。

　　其他的社会青年，有意识地回避我和阿Ｃ，担心我和阿Ｃ动员他们报名到新疆去。这样，我和阿Ｃ接触的机会更多些。
　　其实我和阿Ｃ的思想觉悟并没有那么高。我们当然希望多一些人决心去新疆，大家也热闹些。
　　但我们还不至于去做别人的动员工作，咱连团员都不是呢。不去新疆的人中，倒是有一些团员。我们俩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学校里都是三好学生、班干部，干什么事都积极，从来都是在赞扬声中长大的。因此，我们都不想背社会青年这个名声，希望早一点解脱。
　　我们决心去新疆的动机，却不完全相同。当时我的书呆子气极重，整天喜欢想些社会、人生的大道理，已经被整成那个熊样，还好像自己是Ｄ委书记似的。我是为了寻找真理去新疆。因为广播中讲的，报纸上写的，和我看到的现实根本对不上。我要弄清这到底为什么，我要知道真理。阿Ｃ不但是个好学生，他还是个出色的航模爱好者，当时已经是个二级运动员了。在航模高手如林的上海，他还排不上号。但在新疆，他的水平可以进省队了。他相信，只要自己在新疆兵团好好表现，就可以抵消出身不好的负面影响，可以进省队的。
　　两个大傻瓜。那个年代，出身决定一切，到哪儿都变不了。但当时有这种幻想的人还不少。
　　据说当时的全国少年游泳冠军也在报名去新疆的行列中，后来照样被戈壁滩埋没了。没用，哪怕你拿了奥运会金牌也没用，这个道理，我们后来才明白。

　　新疆建设兵团的招生一开始，我们俩就第一批报了名。
　　那一阵子，我们每天都兴奋得像个天真的小孩子。报纸上、杂志上，只要是新疆的消息我们就爱看。广播里,只要是新疆的新闻、故事我们就爱听。我们交换有关新疆的消息，我们学唱新疆的歌曲,要是当时有人肯教我们新疆舞，说不定也会学呢。
　　晚上，我们俩喜欢在法国梧桐笼罩的马路上漫步。我们互相激励要经得起边疆艰苦的考验，我们互相提醒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和体能上的准备。
　　有人说，有理想的生活才是真正充实的生活，是任何金钱买不到的。这话不假，可以说，那一阵子，我们的生活是相当充实的。
　　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假如时光能倒转几十年，再让我重新做一次选择，我会不会还选择走这一条路呢？
　　我对自己走过的路，并不后悔。从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那里，我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然而，如果我知道上山下乡的真实背景，绝对不会再走这一条路。
　　为什么？你不要理想，不要充实了？
　　我要理想，要充实。但是，我看到了这么一幅画面。
　　在押赴刑场的囚车上，阿Ｑ不想让围观的民众失望，他想唱一句“手执钢鞭将你打”，可惜手被绑住了做不了动作。于是，他喊了一句：“过了20年又是一个……”
　　这种鲁迅笔下愚民的充实，我可不敢再要了。我相信，阿Ｃ的回答也会如此。

　　要出发去新疆了。我们两个里委的支边青年组成一个班,我和另一里委的一位知青担任正副班长,阿Ｃ就在班里。
　　告别大上海，大部分知边青年心事沉重，愁眉苦脸。阿Ｃ是为数不多的露出爽朗笑容的人之一。我也有心事，主要是对这一个班的人多半不了解，对能不能带好这个班心里没底。
　　火车一开，车厢里、月台上，哭声震天撼地，尤其是那些女知青。虽然到新疆是自愿报名，报名的动机形形色色。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里委干部软硬兼施压力下无奈的选择。平时为了不让父母伤心，他们会强装笑容。在和亲人分别的最后瞬间，内心的真情冲破一切伪装，决堤了。
　　阿Ｃ没有哭，他是笑着告别亲人的。在车厢里，他还不断安慰鼓励其他知青。虽然他自己从来也没说过，我总觉得，他自愿报名去新疆的心灵深处，包含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减轻母亲在里弄所受压力的成分。为了不让母亲为此伤心，他把这种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在最后分手的时刻也没有流露。阿Ｃ够坚强的。
　　吐鲁番下了火车，又坐上了大卡车。整整开了十天（途中休息一天，共十一天），才到农场。
　　一上大卡车，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知青的心情，又开始动荡了。黄沙，灰雾，茫茫戈壁，开几个小时不见人烟、房屋、树木。颠簸的道路，发麻的双腿，身体不时弹起来脑袋撞上卡车顶篷。
　　想到今后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又有女知青开始哭了。有的开始后悔，闹着要回家，死活也不肯上卡车。
　　要稳定大伙儿情绪，而且要把大伙的情绪提上来，班长的工作不好做。难得的是，不是干部的阿Ｃ不但自己情绪稳定，还不断鼓励大家，想着点子把大家逗乐。途中歌咏比赛开始了。卡车和卡车，班和班，里委和里委，挑应战不断。阿Ｃ领着大伙作啦啦队，嗓子都哑了。
　　戈壁沙尘中，颠簸的卡车里，传出一阵阵歌声：

　　　　　　　　“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

　　大伙的情绪高涨起来。有趣的是那帮女知青，哭得最凶的是她们，笑得最欢的也是她们。
　　那一年支边青年中，据说我们这一批途中的情绪最高，纪律最好。可能和我们这一批中，有相当一部分像阿Ｃ这样主动要求到新疆改造自己的“狗崽子”有关吧。

　　三　　

　　我们的农场属于农一师四管处，位于昆仑山脚下的戈壁滩。这儿应当算离上海最远的团场。
　　当然，如果朝西绕地球的另一个方向量，这儿是离上海最近的团场。文革中想家时，我们常用这样的玩笑自嘲。一年后（1966）,兵团以农一师四管处为基础成立了农三师,从此我们就是农三师了。
　　兵团素有“富八师，穷三师”之说，这话不假。我们这儿土地贫瘠，物资缺乏，交通不便，连喝的水都是盐碱水。一天至少拉两回肚子，大田劳动时不时有人扔下砍土镘往两边奔。男男女女也顾不得羞耻，男的往一边奔，女的往另一边。有的奔到沙包边还来不及蹲下就开始解裤带，干什么好事不说也知道。
　　一系列艰苦的考验，阿Ｃ都经受过来了。不多久，他已在各项劳动竞赛中名列前茅。

　　三个月后，我和阿Ｃ同时调到农场值班连。
　　值班连是农场的武装连队，通常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进。我们两个狗崽子怎么混得进来，这真是个谜。也许这回真的是重在表现,Ｄ和组织把我们当作好同志了？我们俩真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皇上英明啊，老佛爷吉祥！
　　那段时间，阿Ｃ干活简直像玩命。冬季军训结束，阿Ｃ的名字列在优秀射手名单中。

　　66年春天，我调出值班连。66年冬天，阿C也调出值班连。阿Ｃ回到了原来的农业连队，我调到另一个农业连队，我们从此分开了。
　　66年是全国人民难忘的一年，文化大革命就是那年开始的。兵团是军管单位，67年初才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支边青年的遭遇大不相同，有成为革命派的，有入党做官的，也有被揪斗的。
　　进疆时和我搭档的副班长，仅仅和其他几个上海支边青年开玩笑说不打算找对象结婚，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揪斗。他被迫自杀，碎尸五段，埋在沙包里。
　　奇怪的是，阿Ｃ的消息一点也听不到。既没有被揪斗，也没见他揪斗别人，就好像他已从地球上蒸发了。阿Ｃ跑哪儿去了？

　　一次，我正好有事去阿Ｃ连队,我顺便打听了一下阿Ｃ的下落。原来,阿Ｃ被安排在戈壁滩放羊，一个人单独住在戈壁滩，连队每两个星期派人给他送一次东西。正好这天连队有人去给他送包谷面，我跳上送面的牛车一块儿去看他。

　　牛车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吱吱唔唔地前进，两旁长着些骆驼刺草。戈壁滩上本来没有路，牛车碾过几道，也就成了路。这种大轱辘车，关内已很少看到了，西汉古墓的壁画上，倒是可以看到。要是我们能穿上那时的袍子，简直就是刘邦的部下了。
　　在牛车上晃悠了个把小时，赶车的把式指着远方告诉我，“快到了，就在那儿。”
　　远远的，我望见一座孤零零的羊圈。阿Ｃ就在那儿。是吗？我真难想像。

　　还没到羊圈，一条大黄狗窜了出来，恶狠狠地朝我们吼叫。
　　“阿黄，阿黄，别叫。给我们送吃的来啦。”
　　随着声音,一个人走出门来。大黄狗围着他转了两圈，狂吠变成了呜呜的哼声，眼睛还瞧着我们,不过眼光温和多了。这个人就是阿Ｃ。他是阿Ｃ吗？
　　阿Ｃ的模样变了好多。头发乱蓬蓬的，好久没理发了。身上的衣服被骆驼刺钩破了好多地方任那些布片挂着。腰上缚着一根麻绳。
　　看见我的到来，阿Ｃ又惊又喜。
　　“XXX，什么风把你刮来啦？”
　　真是的，就记得我的外号。
　　“XXX，你怎么这副模样？”
　　我也还了他一个外号，一比一，咱们扯平了。

　　我们把包谷面带到屋内，屋内地上堆了些麦秸，铺上被褥，算是一张床了。一个坛子是放包谷面的，还有些瓶瓶罐罐，就是全部家当了。
　　屋子中间吊着盏煤油灯，窗户没有玻璃，用装化肥的塑料袋封住，只能透过一点朦朦胧胧的光线。阵风吹过时，塑料袋会发出嘭嘭的响声，房顶的草丛也会悉悉簌簌，抖出一捧灰尘。羊粪味无孔不入，钻进屋内每一个角落。只有阿黄最忙碌，跑进跑出，用鼻子在地上嗅来嗅去，想发现什么好吃的东西。
阿Ｃ最迫不及待的，就是能找人说话。他问了农场情况，老战友们的情况，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尽我所知，把大小新闻告诉了他。
　　阿Ｃ对外面的情况了解很少，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甚至有点天真。可以看得出，他是非常渴望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能够理解，对一个什么运动都积极参加的人来说，这么伟大的一场运动到来，却偏偏无法参与，心里是多么难受。但是，文化大革命带来这么迅猛的变化，好端端的人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反革命。我的脑袋也是乱哄哄的，根本不可能三言两语对他讲清楚。
　　何况，有些心底的想法，我也不敢对他讲。一旦透露出来，灭顶之灾呀。

　　一个青年，终年累月，孤单单地住在戈壁滩上。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忠实的牧羊犬。这种孤独，寂寞，没有坚强的意志是无法坚持下去的。
　　我行吗？我不敢回答。
　　我忽然想起了苏武牧羊的故事。

　　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
　　阿Ｃ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外。阿黄跟了出来，非常友好，它已经相信我们是朋友了。
　　牛车走远了。
暮色中，阿Ｃ还站在门口，阿黄还在摇着尾巴。

　　四　　

　　1967年秋天，全国各地派系对立，武斗升级。皇后娘娘真把“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学到家了，鼓吹文攻武卫不说，还推出什么支左。支一派打一派，生怕天下乱得不够。
　　我们封闭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对外面的情况基本是漠然无知的。

　　一天下午，戈壁滩上突然开来了几辆大卡车，其中一辆开进了我们连队。
　　全连立即收工，紧急集合。连长拿着一份名单，说是有紧急任务，报到名字的上卡车，去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听到可以去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心里痒痒的，巴不得自己能混上卡车。
　　一则可以亲自体验大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二则在戈壁滩上呆了几年，也实在闷坏了，真想出去开开眼界。当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时，真是喜出望外，又一次受宠若惊了。
　　卡车一共四辆，在团部集合后马上出发了。
　　开始那两个小时，我还笼罩在兴奋之中。好久没出农场了，看到什么都新鲜。慢慢的，脑子里有问号了：怎么这次紧急任务都交给农业连队的人了？其中还有不少狗崽子。怎么去什么单位、去干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喀什怎么缺人了，非要把我们这帮什么也不知道的人请去？
　　天擦黑时分，车子开进紧贴喀什的疏勒县一处高地。
　　大家跳下车洗把脸，这时，我看见了阿Ｃ。阿Ｃ兴奋激动的心情，远远超过了我。可以想像，常年累月孤零零地生活在戈壁滩羊圈里，突然点名到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党和组织的信任啊！就像从原始社会一下子蹦到了共产主义，天壤之别，能不兴奋吗？
　　我有点纳闷，这么久了，阿Ｃ一直是被遗忘的角落。怎么这次想起他了？

　　这次行动的背景，过了好久才慢慢弄清。当时我们是完全不知情的。
　　简单说吧。新疆的群众组织分裂为打倒王恩茂（自治区Ｄ委第一书记）的红二司和拥护王恩茂、打倒武光（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的一三司两大派。喀什红二司占上风，武斗中把一三司赶出了喀什。一三司向兵团求援。兵团各级领导是王恩茂的老部下，当然要为老首长出把力。然而中央有明文规定，兵团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师里的头头还是决心介入，只要找到个借口能向上级交代。

　　一三司占据的疏勒县和喀什只隔一条大河，河上的一座大桥是连接疏勒和喀什的惟一陆上通路。红二司在河边修筑工事，在桥中央修筑了碉堡，架起机枪，封锁交通，严守喀什。兵团武装部队在河这边早已修好工事，架起枪炮，只等一声令下，强攻喀什。万事俱备，只缺一个借口。
　　如果有一批手无寸铁的兵团人员经过这座大桥，碉堡内的机枪必然开火，这批兵团人员必然壮烈牺牲。红二司打死了手无寸铁的兵团人员，这不是一个绝妙的借口吗？
　　让谁来充当这批烈士呢？领导想起了我们这些被遗忘的角落。

　　洗完脸开始吃晚饭，一大盆红烧肉端上来了。哇，我们好久好久没吃上肉，见了红烧肉，我的眼光发直，眼珠都不会转了。不一会儿，我们这批蝗虫就把它干得盆底朝天。那一顿饭的滋味真是终身难忘。空气中弥漫着红烧肉的香味，偶尔有流弹从头顶上嗖嗖地飞过，河对岸喀什城内灯光闪闪。还有比这更浪漫的吗？
　　吃完饭,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毛主席语录牌。我们的任务是,高举毛主席语录牌,进喀什城宣传毛主席思想。
　　任务布置完了。上车，出发！
　　卡车向着大桥急速开去。

　　后来回想起来，师里这些头头也真是煞费苦心。
　　赴刑场前让死囚美美地吃一顿，是中国人道主义的优良传统，《水浒》中就有不少这样的记载。何况，我们还不是死囚，是选拔出来当革命烈士的呢。一顿红烧肉，体现了领导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每人一块语录牌，更是颇具匠心。试想一下，这些烈士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卡车里，手里还紧紧抓着毛主席语录牌，这是多么壮烈而感人的画面啊！

　　南疆军分区得到兵团准备对喀什发动进攻的消息，派了一位参谋赶来阻止这项行动。在卡车上，我清晰地看到，一辆军用吉普沿着河边的便道急速地往前开，几乎和我们卡车平行地前进。就在卡车要转上桥时，吉普把我们拦住了。
　　参谋传达了军分区命令：立即撤回去！
　　卡车按原路返回，原定的进攻计划流产了。埋伏在河边指挥军事行动的师参谋长气得大骂：
　　“叛徒！戴帽徽领章的叛徒！”

　　临时决定，我们中间留下两个班的人在喀什待命，其他的人连夜返回农场。
　　我要返回农场，阿Ｃ留在喀什。分手前，我匆匆地向阿Ｃ告别。
　　这一系列事情发展太快，我脑袋里嗡嗡的，还理不出个头绪。但是，离开农场时兴高采烈的心情早就一扫而光。阿Ｃ的兴奋期好像还没有过，他还为能留在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感到高兴。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健康的阿Ｃ。

　　我们回到农场没几天，从喀什传来一个消息。农场留在喀什的两个班中，有一个人受了枪伤，伤势严重。这个人正是阿Ｃ！
　　那天阿C奉命在哨位上站岗，刚交完岗走在回驻地的路上，一颗子弹射过来，阿Ｃ一声没吭就栽倒了。这不是流弹，是河对岸狙击手射来的子弹。
　　子弹从阿Ｃ的左腰射进，从右腰穿出，阿Ｃ当时就昏迷了。

　　五　　

　　阿Ｃ回到农场，已经是将近一年以后了。
　　阿Ｃ中弹后，立即送到南疆军分区医院。医生们立即进行抢救，命总算保住了，但是，脊椎已被打坏，从腰部以下彻底瘫痪了。
　　然而，这个手术只是控制了伤势，要真正恢复体力，还必须修养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康复治疗。这儿只有喀什市人民医院有条件做这种康复治疗，可是，通往喀什的道路已被红二司封锁，怎么把阿C送进人民医院呢？
　　据说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人物,他可以和喀什市内红二司头头挂上钩。通过这位大仙的安排和协助,红二司的前线人马让运送阿Ｃ的几个人过封锁线，阿Ｃ终于住进了人民医院。
　　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康复治疗是成功的。但是，阿C的脊椎被那颗要命的子弹彻底打坏，从腰部以下的瘫痪却是无药可救了。

　　回到农场的阿Ｃ，如果脑袋灵活，说一些领导爱听的话，也许会受到热烈欢迎。说不定他的瘫痪还会变成什么英雄事迹,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呢。就像后来中越边境战争中腿部受伤、会唱歌的那位,不就成了战斗英雄吗？可是，不识时务的阿Ｃ，却偏偏说出了领导最不爱听的话。阿Ｃ说，红二司的人不是暴徒，不是坏人，红二司和一三司一样，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阿Ｃ还说，虽然他的脊椎是红二司的人打坏的，他不怨恨红二司的群众。
　　唉，阿Ｃ呀，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阿Ｃ悄悄地回到了农场，几乎无人知晓。因为阿Ｃ的生活已无法自理，他被安排在卫生队一间病房里，养着。每天卫生队开饭有他一份，饿不死而已。他就像一块用过的抹布，被扔在墙角，没人想得起他。然而现在的阿Ｃ不再是刚从戈壁滩羊圈出来，说什么都信的阿Ｃ，他开始思考。在喀什呆了大半年，对文革的体验，他远远超过了我们。一年多前，在戈壁滩羊圈里，他傻呆呆地听我吹文革的消息。现在轮到我张开嘴，傻呆呆地听他讲城里文革的故事。

　　1969年冬天，我们同一里委出来的一位女知青在卫生队病故。
　　这位女知青刚住进卫生队时，我还去看过她，顺便看望了阿Ｃ。那一天下午她看上去精神很好，我们三个还在阿Ｃ的病房里说说笑笑。我们回忆起进疆前夕一起向往新疆的心情，我们还回想起里弄生活中有趣的点点滴滴。分手时，她还关照阿Ｃ要注意勤换衣服。
　　谁能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别呢？

　　她在上海就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高中毕业时因为这关节炎不能参加高考。像她这样的身体是不应该到新疆来的，可是她坚决要求，反复要求，最后街道里委批准了她的请求。
　　真不知道，关节炎竟会这么致命。
　　到团部参加这位战友的追悼会时，我再一次探望了阿Ｃ。
　　阿Ｃ的神情十分沮丧，他喃喃地说，“真想不到，几天前她还在这儿和我聊天呢。”
　　阿Ｃ更为无法参加她的追悼会而沮丧，他让我代他向这位老战友告别。
　　“会的，我一定会的。”
我们里委那一年共有七位知青到新疆兵团。还不到四年，现在死的死，伤的伤，疯的疯，斗的斗，只剩下两位能参加她的追悼会。代表老战友向她告别，抬着她的棺木去墓地安葬，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追悼会的前方，挂着老战友的遗像，遗像四周披着黑纱。像中的她还是里弄时的模样，带着微笑，嘴巴微张着，好象要给我们说些什么。
说些什么呢？。。。好象听见了，就是她在里弄时常说的，走革命先辈走过的路。
　　先辈走的是什么路？我脑袋轰轰响，理想和现实在撞击，一个个书本上，生活中的人物走了过来。

　　林道静走出了舒适的小家，加入了街头的游行队伍,“抗日,救国！”
　　祥林嫂走出庙门，满脸红光，“我捐了门槛了！我捐了门槛了！”
　　森林里，浑身泥浆的保尔和共青团员们，要赶在入冬前修筑一条铁路。
　　孔乙己用手指蘸着茶水，在地上示范，“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
　　敲锣打鼓的人们在欢送，哭得惊天动地的亲人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告别。
　　躺在棺木里的老战友，戈壁滩上放羊的阿C，吊死在禁闭室的副班长。。。
　　我们走的是什么路？谁能告诉我？

　 　戈壁滩上一块高地，孤零零地露出几十个坟堆。
　　我们的老战友，长眠在这儿，这一片她立志贡献青春的土地。
　　这儿没有鲜花，没有松柏，也没有青草。但是，这儿可以望到无边的农田,可以听到呜呜的风声,风沙小的清晨，还可以看到浮在天边的昆仑山。

　　写到此处，心里想起一首后来的电影歌曲，那是支男声小合唱:
　　　　　　　　“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
　　　　　　　　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

　　几十年后，人们又探讨起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历史定位。曾经卷入这场运动的老知青们，又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由于每个人的境遇不同，结局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反思的结果不可能相同。出现了争议。
　　对这些长眠在大地怀抱中的老知青们，我想，就不必拷问他们是有悔还是无悔，还是让他们静静地躺在那儿，怀着他们的青春梦想吧，不管他们的梦想今天看来是不是幼稚可笑。

　　阿C在卫生队的生活，我知道很少。但是，有一个其他上海知青告诉我的传说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带一点凄凉的传说。

　　卫生队有一位从农业连队抽调上来的护士，也是上海知青。她十分同情阿Ｃ的遭遇，平时经常在生活上照料阿Ｃ。一有空闲时间，她常常跑到阿Ｃ的房间，聊聊新闻，讲讲笑话，解除阿Ｃ的空虚。的确，她那银铃般的笑声，给阿Ｃ的生活带来了色彩和乐趣。
　　俗话说“日久生情”，这话有道理。阿Ｃ的心，越来越离不开小护士。小护士不在的时候，阿Ｃ会想入非非。一开始，阿Ｃ总是提醒自己，“别胡思乱想，这是不可能的。”时间长了，这念头象挥之不去的影子在心里越憋越难受。
　　“既然甩不掉这念头，不如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她吧。”

　　一天，小护士又来聊天。
　　聊天的空隙，阿Ｃ鼓足了勇气，涨红了脸，问了小护士这么一句：“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什么话？”小护士一下子摸不着头脑。
　　当她看到阿Ｃ窘态十足的模样，马上明白了。
　　哇的一声，小护士大哭起来，捂着脸跑掉了。

　　阿Ｃ无法原谅自己生平第一次拙劣的表白，第二天，他坚决要求出院。别人告诉他，不行，他无法生活上自理。阿Ｃ怎么说也不听，就是要回连队。阿Ｃ出院了，回到农业连队。的确，他无法在生活上自理。
　　不久，阿Ｃ离开农场回上海，由家里照料。

　　再不久，我调到了几百里外另一个农场。
　　从此，我听不到阿Ｃ的消息了。

　　几十年后，我忍不住向阿C提起了这个传说。
　　阿C摇摇头，笑了笑，
　　“哪有这么浪漫的情节呀，这些哥儿们也真会编故事。”
　　他告诉我，
　　“当时卫生队的护士长确实对我很关心。不过，她可不是那个小护士，我们之间更没有那种罗曼故事。”
　　我倒宁愿那故事是真的。能有一丝甜蜜的哪怕带一点苦涩的回忆也比什么都没有好，那正是我们青春荡漾的岁月啊。
　　六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这十几年，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文革结束了，四人帮倒台了，高考恢复了，上山下乡不提了，绝大多数在农场农村的知青通过各种政策返回了家乡。我的冤案也平反了，重返北大学习。
　　阿Ｃ怎么样了？

　　1982年，我又回到上海。 　　想起了阿Ｃ，请弟弟帮忙，开车去把他接来我们家叙叙。
　　阿Ｃ接来了，我把阿Ｃ从车里背出，再一步步跨上楼梯背上二楼。附近的小孩好奇地望着我们，这是哪儿来的一个残疾人呀？
　　阿Ｃ腿上的肌肉早已萎缩，两条细细的腿，软软地搭在我手上。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这些小孩子啊，你们哪里知道，这位叔叔年青的时候，有两条健壮的腿，身体比你们还壮呢！

　　我问起阿Ｃ回上海以后的生活。
　　阿Ｃ到上海后，农场是按长病假待遇给他发工资（ 70%工资）。这点阿Ｃ无法接受。他并不是生病而瘫痪的，有这样的病吗？他要求按工伤待遇（100%工资）。这农工一级可怜巴巴的工资，就是拿100%也没有多少。阿Ｃ要的是这个名目。
　　阿C的道理是，他是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时受的伤。至于这个任务是不是正当，那是策划者的事，不能由不知情的群众承担。但是，工伤是要经过有关领导签字批准才算。哪个领导敢签字呢？形势已经变了，我们那次去喀什 的行动，已经变成了一只烫手山芋。现在各级导躲都来不及，谁还敢去接呢？
　　一场足球大赛开始了。

　　新领导把球踢给了老领导。你的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能签字呢？还是找当时经手的领导开个证明来吧。
　　老领导把球踢给了新领导。我早就调离了，还能手伸那么长管到以前的单位？
　　下级把球踢给上级。这件事我们和你一样，我们也不知情，还是去问上级吧。
　　上级把球踢给下级。你这个同志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我们怎么知道你阿Ｃ的具体情况呢？如果什么事都来找我们，还要那些下级领导干什么？
　　怪不得我国的男足一次次让球迷们失望，“冲出亚洲，冲向世界”喊得怪响，一上场就不行了。原来真正的高手都调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了。

　　有意思的是,当时策划参与这次行动的领导,忽然都得了健忘症。组织人马到喀什介入地方武斗？没有呀，我们根本记不得有这回事，也没发过这样的文件。恐怕是下面群众自发干的事吧？没有通过我们呀。
　　闹了半天，反成了阿Ｃ没理。
　　你这个同志呀，不安心戈壁滩放羊的本职工作，无组织无纪律跑到喀什乱闹。这不，挨了枪子儿了。领导上帮你治伤，还发给你长病假工资，是对你的关怀呀。好好安心养病，别胡闹了。
　　怎么回事呀？明明是你们照着名单，把我们拉到喀什，怎么成了群众自发的呢？好像成了我们几车人同时发了精神病，无组织无纪律，结伙去了喀什。而且我们神通广大，变出来四辆卡车，还美美地吃上了一顿红烧肉。这故事谁信呢？
　　其实，这件事的真相是不难查明的。还有我们四车人呢，还有司机,还有埋伏在河边的武装人员,还有煮红烧肉的大厨，还有南疆军区的参谋，都可以作证。问题是,各级领导人员谁也不想认真调查,最好糊里糊涂把这件事抹掉。

　　阿Ｃ的问题在团里、师里没法解决，他决定到兵团上诉。
　　第一次到兵团还是在冬天。一个从腰部截瘫的人从上海赶到乌鲁木齐，即使有他弟弟同行，也不是件容易事。特别在冰天雪地里，把他从车站背到兵团大院，他的弟弟累得满头大汗。
　　兵团机关工作人员很多，却难以找到一个管阿Ｃ这件事的。这个部推那个部，这个处推那个处。阿Ｃ累了，不愿像皮球那样被踢来踢去。哪个处也不去了，就呆在接待处办公室，你们看着办吧！
　　兵团也有困难呀，总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也得给我们时间调查一下吧。何况，武斗中受伤怎么处理，什么待遇，上级也没有文件规定（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文件，我不清楚，请知情网友指正），我们也得研究请示呀。你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向领导汇报的。你先回去，大冷天的，呆在这儿还不把身体冻坏了。等我们弄清情况，就会通知你。
　　说的也蛮有道理的，那就先回去等吧，反正兵团领导已经知道阿Ｃ的情况了。
　　等了一年，又是一年，这件事像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再一次去兵团，再一次回来等待，再一次石沉大海。
　　多次去兵团上访，多年的交涉，阿Ｃ终于踢进了一球，他的要求达到了。到底是个什么政策，到底根据什么名目，到底根据什么名目，阿C没具体讲，我更无从知道。

　　阿Ｃ十多年的生活经历，相当一部分竟然消耗在这么一桩小事上，我不禁感叹唏嘘。值吗？
　　十二年的时间，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可以从一年级上到高中毕业，能学到多少东西呀。人生能有几个十二年呢？
　　然而，对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高位截瘫，他的后半辈子也许就靠这一点工资生活。他如果不争取这一点权益，还能指望什么呢？难道要等待共产主义实现的那一天，才去享受“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好日子？
　　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一个当年的三好学生，一个二级运动员，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七　　

　　一晃，又十几年过去了。
　　回到了2001年，回到了武康路阿Ｃ的小窝，两个饱经风霜的老知青还在长谈。
　　这十几年，阿Ｃ又是怎样走过的呢？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阿Ｃ又找到了自己的新“组织”－－上海市残疾人协会。在这里，阿Ｃ结识了许多生理缺陷类似，生活困难类似的伙伴。残疾人协会一有活动，阿Ｃ总是当义工，发通知，布置会场，加入啦啦队。在这里，阿Ｃ的生命又迸发出火花。

　　在多次上访申述的过程中，阿Ｃ悟出了一个道理：要懂得用法律来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
　　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深入，中国开始了由专制社会向法制社会的转型。有了法，老百姓的权益就有了基本保障，各级领导就不容易胡作非为，有关人员执行政策就不好阳奉阴违。
　　然而，有了法而不懂法，这一切还是白搭。
　　生活中，不少善良的老百姓被违法乱纪的权贵欺凌，被愚弄，被迫害，却不知道如何申诉，不知道如何讨回公道。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阿Ｃ萌生了一个想法：自学法律，将来当一名律师，帮弱势群体讲话，为老百姓讨个公道。

　　上海图书馆，成了阿Ｃ常去的地方。在那里，阿Ｃ借阅有关的法律书籍、教材以及专业杂志，记笔记，做练习。
　　清晨，阿Ｃ的轮椅夹杂在拥挤的上班族自行车队中，在马路上缓缓行进。用双手的力量，拨动载着全身重量的轮椅的大轮子，朝着上海图书馆行进。从武康路到上海图书馆的距离不近，然而，有了目标，拨一圈就近一点，只要坚持，目标就可能达到。生活的道路，不也是这样么？
　　数年如一日，坚持下来不容易。阿Ｃ做到了。大部的法律教材,啃下来了。深奥难懂的法学词汇,记下来了。国家规定，学法律的专业人士，必须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才有申请当律师的资格。阿Ｃ以自学成才、同等学力的名义，报名参加了考试，居然考试通过。

　　离当律师的美梦只差一步之遥了。然而，这一步却像一道深壑，阿Ｃ无法逾越。弄不请是目前国家政策上有什么限制，还是阿Ｃ的身体条件有什么限制，反正阿Ｃ目前不符合当律师的条件，哪怕有了那一张证书也不行。
　　阿Ｃ没有气馁，他继续学习充实自己，他继续等待。时代在前进，改革开放在深化，国家的政策也可能进一步放宽。今天办不到的，明天有可能办到。

　　阿Ｃ有了自己的生活。
　　然而，晚上呢？
　　夜幕降临，夜上海灯红酒绿，下了班的人们开始了形形色色的夜生活。阿Ｃ却龟缩在这静静的小窝里，没地方可去，没有人交往，看看书而已。不孤独吗？
　　“阿Ｃ，你不想找一个伴侣？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遇上合适的人？”
　　“XXX，好小子，你又想寻我开心呀！”
　　天地良心，我真是替阿Ｃ担忧，没有一点寻开心的念头。然而，对照现实，我问的这句话真的和挖苦差不多。
　　“我已经习惯了。”
　　阿Ｃ又补充了一句。

　　阿Ｃ没有颓废，没有消沉，我为他高兴。
　　上海变了，新兴的高层建筑林立，崭新的市容连我这个老上海也不认识了。上海的人也变了。
　　束缚人们思想的紧箍咒一旦解除，那种装腔作势，三句话离不开最高指示的高调不见了。社会变得多元化，人们也显得更个性化了。当年把胸脯锤得嘭嘭响的左左先生，现在手持大哥大，出入歌舞厅，十分投入地唱着“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相反地，当年被贴上资产阶级思想标签、吃足苦头的落后分子，现在却关心起国家大事，甚至为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担忧了。
　　崭新的上海，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华丽的时尚，成功的人士，抢眼的新闻。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被人瞧不起、被人遗忘的社会底层，还有着像阿Ｃ这样一批人。他们有着自己的信念，他们有着自己的追求，他们过着自己的生活。

　　时间不早了，我向阿Ｃ告别。
　　我告诉他，今后回国时，我还会来看他的。
　　夜深了，我沿着当年经常漫步的路，走着。
　　明天一早，太阳又会从东方升起，阿Ｃ又会加入浩浩荡荡上班的人流，喧闹的马路上，又会出现一辆轮椅，慢慢地向上海图书馆行进。
　　这条路，我们曾经走过。
　　这条路，我们这样走过。
　　在人生所剩不多的日子里，我们继续走这条路。

　　熙熙攘攘的人流上面，有着五花八门的广告。
　　五花八门的广告上面，有着宽敞的办公楼。
　　宽敞的办公楼上面，有着雄伟的大厦。
　　雄伟的大厦上面，有着深不见底的蓝天。
　　深不见底的蓝天上面，有着灿烂的太阳。

（2003-07-21 于美国加州洛杉矶）　　

（责任编辑：冒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