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炕 头 闲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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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 伦 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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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爷·老队长·老贫农·潘 三十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当年插队的地方，又见到了大娘家的房子。还是蓝色的窗框，那炕也还是宽敞干净，连炕沿那条木头都是原来的，上面的弯曲与纹路仍然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大娘家的房子离我们知青那三间草房不远，超不过五十米，就在我们屋的斜后方。当年插队时，只要有时间，我们都爱去大娘家坐坐，聊聊天。大娘家有五口人，大爷，大娘，儿子，儿媳，还有一个一岁多的小孙子。 大娘比大爷大八岁，但是从相貎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村里人都说，大娘年轻时长得很美。大娘总是一身干净整洁的家常衣服，头发端端正正地在脑后盘成一个髻，纹丝不乱；宽宽的额头，眼睛很有神采，整个人清清爽爽的，依然可以想见当年的风采。 大娘家里很干净，一面光洁的大炕，两扇明亮的玻璃窗，夏天，把上面两扇纸窗打开，屋里凉风习习；冬天，暖暖的阳光洒满一炕。 每次我们去，大娘总招呼我们脱鞋上炕。一开始我们很不习惯，不脱，斜坐在炕边。后来进屋不用大娘说，自己脱了鞋就坐到炕里。尤其是冬天，坐在炕上,舒展一下,暖暖冻僵的手脚,非常舒服。 村里每家炕上都有一个小烟笸箩，里面装着烟叶和裁好的小纸条，几乎男女老少都会抽烟。不管到了谁家，进了门拿过笸箩先卷烟，抽上一口再说话。烟叶是自家种的，劲很大，开始时把我们熏得鼻涕眼泪乱流，后来男生很快学会了抽这种烟，我们女生虽然不抽，但也历练得和孙悟空差不多了，可以整天待在一屋子呑云吐雾的人中而处之泰然。 大娘家的烟叶是村里公认最好的，多少年后大家聚会谈起来，男生们还赞不绝口。那烟叶紫红，抽起来有劲，但不呛人，不剌嗓子，还很香，那香味淳厚柔和，我至今记得。村里只有大娘家的烟叶有这种香味。这烟叶有个名称，叫“护脖香”。 大爷姓刘，原来当着村里的队长，我们到那里的前一年队里改选，选了一个年轻的。但村里人还按照原来的习惯，称呼他为“刘官”，我们去了，也跟着这么叫。后来村里人渐渐不这么叫了，我们改不了口，依然叫他刘官。新选的队长姓徐，人称“徐官”。 我们村在那一带是最穷的，也正因为穷，才同意接收我们，反正是穷，多几人少几人无所谓。另外最重要的是，国家给我们每个知青三百块钱安家费，主要用于盖房，这钱由接收队支配。 我们到农村时是秋天，转年春天的播种，是我们第一次正式下地干活。春播春种抢时间，几乎全村男女老幼一起上阵。先用牛拉犁把垄划开，后面跟着一个撒糞的，再后面是一个点种的，再后面又有人赶着牛拉着一个木制的工具把豁开的土盖上，后面再跟着一个人把土踩实。 我们干的活儿就是跟在这个人的后面把土再踩一遍。看到这样原始落后的耕种方式和我们干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活儿，我感到非常滑稽，同时也极为沮丧，但我还是认真地干着。我看我前面的那个人踩出的脚印全是一对对斜着向外张开，像一长串对生的树叶趴在垄上。我也就学他的样，一丝不苟地踩着。干了一会儿，就听前面那人不断地说： “蒋银样中！” 他有很浓重的口音，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想来无非是让我好好干吧，于是我就加倍认真地踩出一对对的小树叶。但他还是不断回头说着这句话，言语间好像还有了些不满。我实在忍不住就跑到他跟前，问： “你说什么？” 正在这时，刘官走了过来，一声不响，也不看我，就在我踩过的垄上直直地踩了几步，忽然间我就全明白了，原来刚才前面那个人说的是“脚印要正”，而他自己是个很厉害的“外八字”，这是我盯着他的脚看了半天才弄明白的。 自从我们来到村里，就一直是刘官带着我们干活儿。他话不多，交待几句，就自己先干了起来。碰上什么问题，他随时会过来指点一下。有一次修补羊圈的篱笆，要先把木桩钉牢，再用树枝编上。他看我们钉的木桩东倒西歪的，说： “这哪成啊！都拔了，都拔了！”然后捡起一根钉给我们看。 刘官给我们的印象，与我们对他的了解很对位。我们下到农村后，第一件事就是按“最高指示”做了社会调查，知道大爷是老队长、老贫农，解放前给地主扛长活。于是，大爷的形象就在我们脑子里固定下来：属于苦大仇深、一身正气骨子里很慈祥，表面很倔不苛言笑那种的。但大爷的表现，很快就令我们瞠目结舌。 村里人在一起干活儿，特别爱开玩笑，尤其那些结过婚的妇女，说话行动更是十分泼辣，毫无顾忌，常常就有些“儿童不宜”的话语从她们嘴里蹦出来。还有许多话，我们听着很正常，他们却笑得直不起腰，那笑“嘎嘎”的，当然也不是好笑。这些都令第一次见到农村的我们暗暗吃惊不小。 刘官开起玩笑来极其投入而欢畅，从话语到表情到眼神像是变了一个人。妇女中有个叫二桂的，每次与刘官笑闹完之后都气愤不已的样子，我想，下次总该不闹了吧？可下次照样。这个二桂很长时间让我们像谜一样看不懂。 有一次二桂又跟刘官闹，她不知说了什么，只见刘官嘻笑着，两只手直往她衣服下的胸口捣去，她一边笑骂一边用手挡，而刘官脸上的表情活脱脱就像希腊神话中那个纵情于酒色的山林之神潘！我们看得目瞪口呆！ 那天晚上吃饭，女生们照例端着碗坐在自己屋的炕沿上吃，男生们大多聚在灶间，忽听外屋一个男生说： “这哪像个老贫农呀，这简直就是……” 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谁，女生们互相看看，没人说话，又继续低头吃饭。 这件事本身的性质以及它对于一个“老贫农，老队长”在我们头脑中固定形象的颠覆，使初见世界的我们惶惶然像是突然失去重心，不知接下来会摔到哪里去。 有一天早晨，大家照例在队部门前等着去上工。大爷早来了，靠在窗台旁抽着小烟袋锅。他一看见二桂与几个小媳妇走过来，立刻迎上去说着什么，一脸的煞有介事。二桂她们以为又是开玩笑，嘻嘻哈哈地拿他打着趣，大爷马上一脸正色，连连说： “这是你大姐让问的！” “大姐”就是指大娘。二桂她们听了，也立即郑重其事地与他说起来。 这种情况后来有过多次。别管大爷开起玩笑来怎样的肆形肆意，当着全队人甚至自己的儿子、儿媳他都满不在乎，但只要提起大娘，大爷马上就正颜正色，没有半点嬉戏了。 大爷庄稼活儿是把好手，样样活儿都拿得起，没人能比过。虽然不当队长了，可下地干活儿他还是“打头的”。一般只有队长能当“打头的”，他掌握着干活儿的进度，活儿干得好坏也由他检查。尤其春天的铲地，“打头的”可是要有硬工夫的。 铲地就是锄草，我们那里相对来说还是地多人少，春天，草苗初长，相互混杂，很难分清。要铲净草，又不能伤苗，又要抢时间尽快把所有的地都铲过一遍，给小苗一个充足的生长空间，保证秋后多打粮。所以铲头遍地是最累的，连村里最棒的小伙子提起春天的铲地都发怵。平常他们不管干什么活儿，总是又说又笑打打闹闹，从不见有累的时候。但到了铲地，一个个都蔫头搭脑，脚步沉重地只顾一下下拉着锄杆，再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了。其他人也都闷声不响地干着，不胜重负的疲惫从人们每一个机械的动作中流露出来。 可是刘官铲地却像是毫不费力。他穿一件白布背心，披一件白布褂，长长的锄杆左一下右一下，腰板挺直，脚步随着手式走，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长年使用的锄杆已被磨得油亮，在阳光下一闪一闪。他铲过的垄，草全在垄沟里，垄背上干干净净，小苗一棵不少，精精神神地立着。 干一阵，刘官就拎着锄头各处走走，检查一番。有谁铲得太不干净，或是把苗伤得太多，刘官就会很生气地喊两嗓子，让这人注意。他走到谁的垄上，谁都会紧张地回头看。刘官对我们还是那样，不管是替我们锄掉没锄净的草，还是走到谁身边做个示范，都是一声不响的。 村里曾有几个小伙子暗暗跟他较劲，趁他查垄的时候一阵埋头猛干，满心以为会把他甩在后面，可是等他们满头大汗地回头张望时，却发现刘官不知什么时候已铲到了他们前面很远的地方，嘴里还叼着个小烟袋锅，轻烟缕缕，这下他们不得不服气了。 直到铲地时我们才有了工分的概念，并发现队里给我们记的是半工、与半大孩子一样。我们去找队长讲理，主要是觉得这事不公平，不合理，不能把我们和小孩子一样看待，那时我们还没有太多的从钱的角度去想。队长说：按干活，你们还不如“小半拉子”呢，记半工就够照顾你们的了！最后争的结果，队里女劳力8分，我们女生6分；男劳力12分，男生10分。我们觉得也算合理，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以往每次铲地，自然而然就是我们十几个知青挨着站在一起，从铲地开始一直是这样。可是有一天我们十几个人全被分开了，我们的垄隔散在老乡的垄之间，当然这是事后我们才注意到的。 那天快到中午时，忽然听到远远的地头有喊声，这边的人们立时就骚动起来，有人紧张地说，队长带着人查垄来了，不合格的要返工，中午不能回家吃饭！这时我们才发现，以前每天都来干活儿的徐官和队里几个年纪大、有威望的人，今天都没来，只有刘官带着我们。 我们那里土地广阔，一片片田地缓缓起伏望不到头，最长的一块地有两里多路，铲完一根垄要两三天的时间。站在地头，看着大地起伏出绸缎般柔软的波浪，真是很美的。但那天我们站在地里，尽力向地头望去，被这些波浪挡着，根本看不见查的人，心里七上八下的。 地头那边开始查垄了，查到一根不合格的，徐官就喊： “这干的叫啥活儿呀，这不行，得返工！这根垄是谁的？” 循着喊声，就有我们中的一个人被认证。最后，不多不少十几个知青全部被留了下来，我们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我们的影子缩成一小团躺在我们脚下。 从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干到这时，我们已经又累又渴又饿，往回垄看，地头似乎隐在天边。我想，即使干到下午他们来上工，我们也干不完呀。但我们丝毫也没有怀疑什么，我们认为，站在那么远的地头根本无法分清远处铲地的人谁在哪根垄上，完全是因为我们确实铲得不好，才把我们查出来的。 我们掉转方向，往回铲着。其他人扛着锄头从我们身边走过，回家吃饭去了，没一个人理我们。我抬头望去，只见刘官慢慢走在最后，不断回头看我们，眼中充满了同情与不忍。 太阳当头，广阔的田地里，只有我们十几个人，像十几个小黑点缓缓地移动着。 忽听有人在远处叫我们，是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农忙时节，村里小学放假，这些孩子们也都来干活儿了，他们就叫小半拉子。等他跑近我们才认出是刘官的侄子小二，他边跑边喊地说： “别干了，回去吧！” 我们以为是小孩子随便说，没理他。他又继续向我们跑过来，满头大汗地喊着： “别干了，我大爷让你们回去呢！” 我们说： “我们还没返工完呢，怎么走啊？” 小二说： “嗨，返啥工啊！回去吧，真事儿，我大爷叫你们回去呢！” 我们品味着他这句话，发了一会儿呆，不再干，扛起锄有气无力地往回走。腰疼得要命，腿沉得迈不开步，心里很难过。 后来才知道，我们要求长工分惹恼了他们，这一切都是徐官前一天找人商量布置好的。刘官也认为我们不该要求长工分，但他也不同意这么治我们，他说： “还都是孩子呢，说他们几句就得了。” 但徐官坚决要这么干，其他人也同意。前一天晚上除了我们知青，全队的人就都知道这件事了。 刘官心里终于过意不去，让他侄子小二赶紧吃完饭来叫我们。后来在农村生活得越久就越懂得，刘官这样做等于是违背了队长和全村人的意愿，是需要勇气的。 从那以后，刘官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是那个披件白布褂、扛着锄不断回头看我们的慈爱而富有同情心的老人。 但是这件事也第一次使我们开始认真地思考：为什么一碰到工分问题，全队人就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连刘官这样平时对我们很好的人也都一致反对给我们长工分？难道我们和村里人干一样的活儿，却不该拿一样的工分吗？为什么他们对我们拿工分这样地耿耿于怀？ 当然，这些问题到了几年以后我们才渐渐地明白，而村里人在我们刚刚到那里或是听说我们要到时，就已经把这事看得很清楚了。 记得我们到村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访贫问苦。 我们先到贫协主席家了解苦难家史，没说几句，他就问我们： “我说你们这些学生，在北京那疙瘩有吃有喝的不好好待着，干啥偏要跑到俺们这疙瘩来抢俺们的饭碗呀？” 要知道，当时不管是报章杂志，还是电台广播，以至单位街道，铺天盖地全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一些冠冕堂皇的宣传与号召，这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那时的我们，虔诚地相信这一切。我们就这样带着虔诚，也在自觉不自觉间带着一种天降大任的使命感到了农村。在这种状态下的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当时，真有一种大逆不道的感觉。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我们从腾云驾雾、自我膨胀的状态慢慢地落到地面、清醒过来，这句话却又以它一语中的的智慧，被我们越来越多地想起。 今天再看这句话，才发觉其实它只不过指出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说出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而那时的我们，何以竟要花费几年的时间才能弄明白呢？ 二、小过门 当年，把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孩子们，硬塞到各个最偏僻贫困的农村，这无异于从一个活体上把一些没长成的器官硬砍下来移植到一个病弱不堪的异体上，并且从此后就不闻不问。这件事不管从政治上、社会上还是从生命的意义上去看，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荒谬的，它摧残人性、蔑视生命，结果也必然是悲剧的、毁灭性的。知青们的大规模返城，是人性的觉醒与张扬，是受到损伤的生命第一次为了自己的权利而做的奋力一搏。觉醒了的知青们以自己的这种行动，向历史、也向世人证明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件事反历史反规律的本质。 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必将会以失败告终。 后来知青们写文章记叙那段生活，在知青们的回忆中，对生活中困苦的述说并不是重要的，那种精神上的创伤与被遗弃，才是永远愈合不了的伤口。 可是现在却总有一种论调，说什么“知青们刚到农村去几年就叫苦连天，那么在农村生活了世世代代的农民们又怎么办？”等等，这些话说得太没道理。 农民们世世代代生活得怎样暂且不说，他们现在的生活困苦，却是有目共睹的，但造成这种状况却是另有根源，说那些话的人不去探究这种根源，却对知青述说自己的经历讥讽有加，我想，他们不是极端无知，就是心怀谄媚而别有所图。 三、大娘·安娜和胜英、圣婴·黄天霸和窦尔墩 那年秋收过后，回家探亲的人陆续都走了，我在北京的家刚搬到干校，暂时回不去，最后女生只剩我一人。天已经很冷了，我们知青住的三间大草房四处漏风，柴草也不多，不敢多烧，屋里冷得待不住人。几个没回家的男生每天还照常去上工，我反正是不去了，每天起来收拾完，抓起一本书就跑到大娘家去。进了屋，脱鞋上炕，一边看书，一边与大娘聊天，有时就逗逗她的小孙子玩。小孙子叫小全，特别老实，往那儿一放基本上就不爬离那小小的一圈，像放了个布娃娃。大娘坐在炕上照看孙子，同时做些针线活儿。 大娘的针线活儿很好，村里的姑娘媳妇们谁想剪个鞋样、裁件衣服、挖个领口什么的，都来找大娘。后来我看得手痒痒，在大娘的指导下，自己还做了一件中式衣服呢。 大娘做针线时，穿针引线的活儿我就包了。每次我飞快地穿上针递给大娘时，看大娘总有些闷闷不乐的样子，也不知为什么。 有一次我在看书，线用完了，大娘没叫我，自己穿。她对着光把针和线举得高高的，一下一下地穿。老花镜一会儿拉下来，眼光从镜框上方看过去，一会儿又扶正花镜，透过镜片去看，但每次线都在离针很远的地方过去，我看在眼里，心里偷偷直笑。每穿两下，大娘就从镜框上面朝我这边瞥一眼，怕我看见，我立即装作专心看书的样子，一动不动。最后，大娘叫我说： “你把这针给大娘纫上！” 我马上放下书接过针线，大娘叹口气说: “唉，老了，连个针都瞅不见了！大娘做姑娘那喒，比头发丝儿细的针脚都看得清，多难的花样儿，瞅一眼就能记住，现在不行喽！” 看着大娘那黯然的神色，我才明白大娘每次闷闷不乐的原因，原本想就刚才的情景开句玩笑的心思也没了。 那时我常能从其他村子的知青那里借来一些书，有时看上了瘾，一上午都不与大娘说话。有一次我正埋头看书，大娘忽然叫我说： “你见天一本一本的看，那书里都说的啥呀？你给大娘讲讲！” 我正在看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脑子里被那些怪异的诗句搅得天翻地覆，大娘一叫我，我有些发楞，半天没说话。大娘以为我不愿讲，又说： “大娘不认识字儿，看着你总看书，大娘心里着急的慌，那里都说些个啥？你给讲讲！” 大娘语气非常恳切，还眼巴巴地看着我。以前有几次大娘也是这样看着我，似乎还欲言又止的。当时没太在意，现在明白了，那神情是一种寂寞、焦急和不断增加的好奇。书就像堵墙，大娘觉得被挡在了围墙之外，眼看着我天天躲进围墙津津有味地看着，一墙之隔，里面到底是些什么？大娘非常想知道！ 我忽然觉得很感动，心想，一定给大娘讲一个！可是当我下定决心时，才发现一个字也讲不出。那时我看过的书，大多都是十八、十九世纪俄罗斯或欧美作家的翻译作品，看的时候激动、悲伤，觉得书中的世界就是我整个的人生，我也成了书里的人，与他们同哭同笑。可面对大娘，我却像得了失语症，张口结舌，头脑里一片空白。 我搜肠刮肚地把我看过的书都想了一遍，再一次发现，我曾经为之感动、为之写下那么多心得笔记、至今仍然充塞在我心中的故事，当时却找不到哪怕小小一条路径让我给大娘讲述出来，我甚至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讲！我内心的世界与现实世界间，居然这样彻底的隔绝，这使我感到十分震惊与无奈！ 那天我终于什么也没讲。 有一天，一个男生拿来一本《安娜·卡列尼娜》，问我看过没有，我说我以前看过，问他还能借到别的什么书。正说着，邻村的一个同学来找我玩儿，她刚看完这本书，正在兴头上，听说我已经看过，就和我热烈讨论起来。我们坐在大娘家的炕上，从渥伦斯基是不是真的爱安娜，到爱情、婚姻、道德、义务这些宽泛而又抽象的问题，一通夸夸其谈。大娘搂着小孙子坐在旁边，什么也不干，专心听我们说话。 那同学走后，大娘对我说： “瞅你和那闺女聊得多热呼，你也给大娘讲讲这书里的事儿，大娘听得懂！” 大娘以为我嫌她听不懂，所以才不肯讲？我忽然觉得脸上有些火辣辣的，一面连声否认，一面在心里拼命骂自己，催自己，但我仍是一个字也讲不出来。 这时，那男生说： “您说讲这本书呀？我您讲：这书里说的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媳妇，结了婚有了孩子，又看上别人，扔下儿子跟人走了。” 大娘看了他一眼说： “可不就这些，就这么点事儿。要不您问她呀！”他指着我。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种语言述说安娜，觉得荒谬到极点，不由十分气恼地瞪着他，甚至有一种我本人都被亵渎了的感觉！但转而一想，说的也没错，要讲故事梗概，可不就这样吗！ 可笑的是从此我就茅塞顿开，给大娘讲故事时，不知不觉间就沿用了他这种体例。 那男生讲完，大娘拿起一揸多长的小烟袋锅，装滿烟，深深地抽上一口，思忖着慢慢地说： “一个二十五六岁儿的小媳妇，成了家，有了一个大胖小子，又看上别人，跟人走了……” 不知为什么，大娘认定是个大胖小子。她想了一会儿，看着我，很肯定地说： “这不好！听大娘告诉你，成了家，有了一个大胖小子了，又扔下不要，跟人家走了，这不好！你现在不懂，以后就懂了。再说了，在俺这儿也不兴这个！” 大娘盘腿坐在炕上，腰板挺直，小烟袋拿在手里，说两句，抽一口，非常沉稳。 有时大娘会朝炕外吐一口唾沫，她坐在炕里，转头那么一吐，唾沫直着飞出去，远远地几乎到了那边炕沿下。大娘吐唾沫的动作干净利索，很有气势。我非常奇怪大娘怎么能吐得那么远，有一次趁大娘不在，我就想试试。我坐在炕里，一吐，唾沫就掉在我自己身上，很狼狈。 后来，在大娘的要求下，我又给大娘讲过屠格湼夫的《前夜》、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大娘听得很认真，听完，叹口气说： “唉，也都是苦人儿啊！” 但是渐渐地，大娘似乎对我的故事不太感兴趣了。有一天，早早地吃完晚饭，那边炕上，儿子、媳妇带着小孙子已经睡下，大娘对大爷说： “你讲讲你那些故事儿，让她听听？” 大爷说：“讲讲？讲讲就讲讲！” 大爷眼里露着喜色，能感觉出，大娘让他讲故事，他非常高兴。 大娘已经给他的小烟袋锅里装好了烟，大爷抽着烟，讲开了。 什么黄天霸窦尔敦、金钟罩铁布衫，还有什么胜英出世倒游三百里，头带一顶鱼鳞紫金冠……大爷一边说，大娘一边应和，有时问一句什么，有时又提醒一句什么。 这回轮到我发懵了，说来惭愧，这是一个我从不知道的世界，我被这些从未听过的名字弄得晕头转向，迷迷糊糊中只有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转：圣婴？奇怪呀，圣婴不是降生在马槽中吗？怎么又出生在河里，还能倒游三百里？圣婴不就是耶稣吗，他小的时候怎么又会跑到中国来？黄天霸、窦尔敦又是什么人？圣婴怎么又和他们混在了一起？金钟罩、铁布衫是什么东西？…… 大爷有滋有味地讲着，大娘听着、问着，屋里一片安宁与和谐。炕暖暖的，最后，我就睡着了。那时我已搬到大娘家去住，因为天太冷，一个人住又害怕。 四、庄稼人 那时，大娘家旁边几步路远的地方还有一户人家，姓吕，一家三口三代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和她的儿子、孙女。老吕太太是村里惟一的地主，平常她儿子在队里干活儿时，大家与他也都是有说有笑的，没什么两样，只是没人与他家来往，但大娘家除外，大娘常去他家串门。冬天大风雪时，大娘常对儿子吉庆说：“去，到老吕太太家瞅瞅，看有啥活儿没有。” 有时，大娘也让我帮着照看一下小孙子，说： “我去那屋坐会儿，老吕太太这两天身上不得劲儿。” 提起老吕太太，大娘常常感叹不已： “老吕太太命苦哇！好容易盼着从丫头熬成个二房，没成想又赶上解放，摊上个地主！唉！” “文革”结束，形势松动以后，老吕家就搬走了，房子也拆了。 大娘家的房子原来是两间房的小马架，如今东边接出一间，变成了三间。我们走后，大娘又添了一个小孙子，现在，东边是小孙子住着，西边这间就是原来的老屋，大孙子小全住着，两个人都已结婚成了家。 小全和他爸爸长得一样，一笑有些腼腆，他对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我进了他的屋，斜坐在炕边，摸着那磨得发亮的炕沿。一屋子的人看着我，有同来的伙伴，还有一群村里的人，我心里真希望他们都出去，让我一个人在炕上坐一会儿。大家叽里呱啦地在那里说着话，后来，同伴说，走吧别磨蹭了，还有好多地方要去呢。我脱了鞋，盘着腿坐到炕里，让他们给我照了一张相。 小全一直有些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小全屋里，地上多了方桌、椅子、柜子，炕上没有了小烟笸箩。我想，如今年轻一代的人也都不自己种烟了，种那点烟草，要精心侍候，很要工夫的。还有炭盆，陶土做的，圆圆鼓鼓的一个盆，肯定也没有了，即使到了冬天，也不会用的。 那时每到冬天，这炭盆放在炕上，里面总是装满热热的炭火，大娘搂着小全坐在旁边，点烟的时候，就把小烟袋锅凑过去。大爷下工回来，伸手到炭盆上去烤，常常会说：“唉呀，凉了，这哪儿成呀，这哪儿成呀！”于是赶忙把炭盆捧出去，换了一盆热热的炭火，又小小心心地捧回来，放在炕上大娘手边。 有时，队里晚上也干活儿，大娘就炒一盘鸡蛋（鸡蛋平时只给小孙子吃的），烫好一壶酒，等着大爷回来。大娘用一个大搪瓷杯装一杯热水放在炭盆里，小酒壶放在水里，不时拿出来试试，凉了，就放进去再烫，热了，就拿出来晃一晃，直到合适为止。 改革时，村里的地都分到了各家，大爷他们种了一些瓜，秋天晚上要到瓜地去看守。大娘心疼儿子，让大爷去了几次，可能受了风寒，病倒了，不久，大爷就去世了。没多久，大娘也去世了。他们的儿媳是早两年生病去世的。 他们的儿子吉庆觉得父母的去世都是因为自己，心里受不了，最后离开了家。后来有人在吉林一带见到过他。 这些，都是在北京时我们早就知道的。 吉庆是抱养的。大爷、大娘有过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病死了。在吉庆十一二岁时，村里人吵架把这事说穿了。大娘哭得一天水米不沾牙，小吉庆跺着脚对她说： “娘，你放心，我就是你们的亲儿子，我会一辈子孝顺你和爹的！” 吉庆长大后，相貌好，人品好，大家公认村里有四个好小伙，吉庆是一个。 大爷有个弟弟，我们一直叫二叔，这次回去，二叔还健在。当年被刘官差遣到地里叫我们回去吃饭的小二就是他儿子。小二如今已做了爷爷，二叔就是太爷爷了，他的重孙子一岁多一点，和当年的小全一样大。 这次我们回来，就住在二叔家，二叔的孙媳妇给我们焖了饭，做了一大锅土豆焖扁豆，吃完饭，我们围坐在二叔家的炕上，与二叔慢慢地聊着。关于大爷和大娘的事，我没敢多问，二叔只淡淡说了几句，最后说： “庄稼人，可不都这么活着。” （2003-06-23 于北京） （责任编辑：冒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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