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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1968年12月 1日下午到晨光大队的。一伙儿知青分成几个小组，就分别到二队、三队、八队、九队去插队落户了。我和另外四个同学到了二队，五个人都是高中67届的，是一个标准的知识青年小组。当年春节过后，我和另外几个同学把自己的弟弟妹妹（正是在可下可不下，很快就要下的年纪），也从武汉办到了晨光，让他们提前成为“光荣的知识青年”。他们几个小家伙安排在一队，我的弟弟武宜那时不到十五岁。
摘抄几篇当时的日记，其他的记叙省略。仔细看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会“带着奶奶去插队”了。
1969.3.19 阴间多云 早晨到多祥河买米,一上午。下午挑砖。收到哥哥发来的电报，说家中有急事，要速归。晚上到各队去收了一些信，便条。
1969.3.20 阴雨 早晨起来买肉。挑一担子到多祥。11点多钟上船，晚上9点多到汉口。到了哥哥那儿才知道爸爸妈妈都已在16日自杀了。和哥哥嫂嫂一直谈到深夜。
1969.3.28 阴雨 中午和晚上都到指挥部找老秦同志（军宣队）谈家的安排问题。决定搬家。
1969.4.1 多云、阴 晚上9时,从广播中听到特大喜讯：党的九大胜利召开，毛主席作了极其重要的讲话。思念战友，彻夜难眠。上午到武大办了奶奶转户口、小弟弟转学转户口的证明。下午到区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红卫山街办公室办奶奶的手续。
1969.5.1 多云、小雨 出工。我和XXX做埂子、车水，女生找绿肥。武宜回来了,奶奶来了，大弟弟（下放到京山）也来了。
1969.5.24 晴 出工。扯秧，打秧，插秧。从今天晚上起,我搬到一队去了，明天开始在一队出工。
就这样，奶奶就在晨光一队的一间仓库里住下了。成了晨光一队知识青年小组的一员。奶奶和她老人家的两个外孙武宜、汉宜三个人组成这个小组。其实这就是一个家庭——我们这个残缺不全的家庭到了天门，到了晨光——晨光一队的刘姓的父老乡亲们收留了我们！
奶奶是我妈妈的妈妈，是外婆，一直是叫奶奶。奶奶是1897年生的，下到晨光那年是72岁。不下行不行？现在想来也不是不可能。但是那时父母是“死有余辜”，我们是人亡家破，扫地出门，更何况还有个“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运动正在搞着。不把奶奶安排好，我们兄弟几个都不能安心接受好再教育。那我们的前途何在？我是奶奶的大外孙，还有一个弟弟跟着我，我来照顾奶奶是责无旁贷的。不是我回武汉照顾奶奶，而是奶奶到我插队的天门，我得照顾她。
奶奶是大户人家出生，一双脚是放过的，从小也念过书，能看小说，讲故事。说是个知识青年只是年纪不合适。奶奶见的世面也不少，日本人打来的时候，她老人家就带着孩子逃难到湖北的山区远安县，还在那里拜了干姊妹，结了亲戚呢。几十年过去了，她老人家又到了乡下，能过好吗？
爸爸妈妈死后，奶奶大病了一场，在武汉住了几十天的医院。出了院直接就从医院来到晨光。奶奶来到我们身边，身体很快就恢复了。一是因为社员们对我们好，对她老人家更是好，不管是队长还是孩子都亲热地喊她“奶奶”，她放了心，身体就好多了。二是因为她知道她还有任务：她还要照顾她的两个外孙，她还要关心在潜江、在京山、在武汉的外孙们，她知道她要好好的活下去。
奶奶给我们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我和武宜就像农村青年一样，而不像知识青年那样要自己做饭洗衣服。我们的任务是多出工，早工、日工、晚工、夜工，什么工都出，什么工分都要挣。工分越多越好，只有工分多，才有粮食分，才有钱分，才能不作超支户，才能让奶奶过得高兴一点儿，我们这家人在队里过得尊严一点。在家里我们只需挑水、种菜、碾米，别的家务事都是奶奶不声不响的做好了。
奶奶还养鸡，到了鸡下蛋的时候，我们也能吃一点鸡蛋。大部分鸡蛋奶奶都攒起来拿到集市上卖掉，换成钱了。我们家要买盐，买肥皂，买香烟……不靠鸡下蛋，靠谁呢？奶奶常常这样念叨。奶奶攒的鸡蛋，我们都不肯上集市去卖，怕丑。奶奶就请社员的孩子去卖。一些家务活奶奶也做不了。奶奶就和年轻的社员（主要是大姑娘，小媳妇）换工。我们家有一架缝纫机，这次随奶奶到了晨光。那时候乡下很少见缝纫机，奶奶的缝纫机就大受欢迎。要学的，奶奶教，有缝缝补补的奶奶给做，一律不收费，统统是“换工”。大家都很乐意，纷纷来帮奶奶做家务事，使我和弟弟少受了累，多了时间去玩，去串门子，去唱歌，唱样板戏，去看书写字，给在广阔天地四面八方的知青战友们写信。不是我们照顾了奶奶，是奶奶照顾了我们。
日子过得苦得很，有时候饿肚子，多数时候缺油寡荤，香烟也买不到。我们年轻人有“革命理想”支持，认为是再教育的必修课，是“天将降大任……”的前兆，还能高高兴兴，意气风发。奶奶也从不叫苦，从不叹息，她的身边常常跟随着社员的孩子，她和他们热热闹闹的聊天。那一年过年。几个弟弟都来到晨光，在奶奶身边过年。年三十晚上，奶奶做了一大桌子菜，大家围坐在桌子边准备吃年饭。奶奶又多摆出两个碗，两双筷子，我说：“碗筷够了，奶奶。”奶奶却站在那里说起话来：“绶松、际芳，回来吃年饭哪！回来和伢们一起吃年饭吧！”我们兄弟顿时泪流满面，又不敢放声大哭，生怕被别人抓了阶级斗争。我小声吼住奶奶：“不说了，不说了，别人知道不得了的！”奶奶又小声说：“际华，你们还在吗？……”我赶紧过去捂住奶奶的嘴巴，把她扶到凳子上坐下，再次说：“这不能说，别人听见不得了哇！”际华是奶奶的二女儿，我们的小姨，1948年去了台湾。几十年没有音讯，奶奶还是想她的女儿啊，奶奶的心里苦哇。奶奶真是坚强。
奶奶在晨光的日子一天天的过着。她看着我们出工、收工，我们出远工，去挑堤、挖河、修铁路，她给我们淘米做饭洗衣服，问寒问暖问平安。武宜弟从“三根筋挑着一个头”的放牛娃，长成了1.80米高的壮劳力，成了“晨光知识青年队”的第一任手扶拖拉机驾驶员，也是整个晨光大队的第一个拖拉机手。我也在一队做了记工员，大队小学的老师，晨光知识青年队的队长，带着青年队成为湖北全省知青的先进集体。奶奶后来也跟着我们住到了青年队，还是一名“老知青”。奶奶更老了，她不用做饭，但她也闲不下来，个个知青都是她的孙子孙女，帮他们做一点事也是好的。奶奶的缝纫机又发挥了大作用，知识青年们的衣服破得快呀，奶奶的缝纫机就轧轧的响个不停。
1975年底，也就是我们下乡七年的时候，我和武宜先后招工了。我们的居住条件让我们没有办法同时把奶奶接回武汉。青年队后来去的新知识青年们让奶奶留在了晨光青年队，他们担负起照顾奶奶的责任。他们来到晨光青年队，长的只有一年，短的只有几个月，他们和我们、和奶奶在短短的时间里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愿意帮我们，他们更愿意帮助奶奶。奶奶在晨光青年队又待了几个月，多做了几个月的“知识青年”。
1976年的春天，武宜在红钢城附近的湾子里租了一间房子，我去把奶奶接了回来。武宜又担负起照顾奶奶的责任。奶奶79岁了，才又回了武汉。她的身体更差了。她没有盼到她的二女儿从海外回来看她的这一天，她也没有等到她的大女儿、大女婿平反昭雪的那一天，她也没有看见她的几个外孙娶媳妇的日子。
我们没有照顾好奶奶。奶奶中风，偏瘫，痛苦不堪，我们虽然喂饭喂水，端屎端尿，但是没有能力让她老人家得到好的治疗和护理。她老人家走的时候我们都不在身边，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她老人家仙逝的具体时辰，只知那天是1977年6月28日。
奶奶的户口一直在天门没能转回武汉。
你们说，我的奶奶她是个老知青吗？！
我的奶奶，我们的奶奶——我们都想念你！
（2003-07-04 于武汉）
网友跟帖
胡发云：昨天见到汉宜《种菜》的帖子里提到他奶奶，便跟帖说了一句，让他写写带着奶奶插队的事，没想到今天就收到他这一篇文章。汉宜的父母都是武大的，父亲是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刘绶松，大学教材《中国新文学初稿》的作者，在文革清队开始的时候，与夫人一起双双自杀（这是文革第二个自杀高潮时期，第一次当为1966年夏秋）。文章写得很平实，时过境迁，当时那些刻骨铭心之痛，大约已经化作久远的思虑。值得一提的是，整整二十年之后，汉宜和一帮学友同窗，又一次罹难，这已是另一篇文章了，不知何时能写。
萧远：我是流着泪读回忆奶奶的文章。汉宜所在的一小队是我们晨光大队中最穷的小队，奶奶患哮喘，常常从鸡窝里摸出两个蛋叫武宜去场里（收购市场）卖了到诊所换几颗氨茶碱（一种廉价的止喘药）……于是晨光知青回武汉，大家都记着给奶奶带点氨茶碱。春天，青黄不接时，汉宜家常常揭不开锅，只好到其他知青处去告借。那段苦不堪言的日子我想起来心里就滴泪，同时又义愤填膺:就在汉宜家最困难的时候，武汉大学工宣队的军代表却偷偷地把他父亲刘绶松写书的稿费 1400元取走据为己有，还反污蔑是他们几兄弟拿了，直到1978年刘绶松平反追悼会开过，在周扬、陈丕显干预下，那个军代表才吐出来。面对这种无异于拦路抢劫、落井下石的混蛋，汉宜的苦和恨就更深了!我一想到他们两位老人在所谓“宽严大会”之后的当晚,不甘其辱，不能有尊严的活，竟选择了有尊严的死——夫妻双双自尽共赴黄泉，我就有一种崇高的敬意。这需要何等的勇敢和坚强啊！“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这是何等凄美而忠贞的爱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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