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经历的事情,已经和逝去的时光粘连在了一起,如果一定要回忆,就得像外科医生一样,用一把锋利的柳叶刀,将它一点一点小心地从无痕的岁月中剥离出来。
以当代人的眼光审视发生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上山下乡事件,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是一场灾难,一次浩劫:它使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生活屋顶突然坍塌,它使一代人的一部分神圣权利永远被剥夺。
但是,细想起来,当年我竟是自愿下乡的。那年冬天,西去列车启动的瞬间,我甚至感到一种如愿以偿的心悸。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反思,究竟出于什么动机,使我毫不犹豫地一次次地报名,急于把自己从北京发送出去呢?
答案有点冒傻气——我想离开家。
在我年满14岁以后,度过了独立意识渐渐凸显的青春断乳期,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文化,却有了某些“想法”,具体地说,就是滋生出一种对自由意志的最简单意义上的追求。这种追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膨胀,它的终极目标被我锁定为离家出走。
我渴望离开的那个家,其实是个好家。这个普通的、多子女的知识家庭,对一个当时正在成长的少年来说,该有的似乎都有:可以吃饱的一日三餐,不太多补丁的四季衣衫,不必发愁的学杂费,甚至有一个从周日到周五属于自己的房间——星期六暂归来母亲这里过周末的舅舅。但它同时温暖得像夏天午后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闷气息,没有任何的新鲜与刺激。也许是出于爱护,父母为我们制定了许多不成文的纪律,诸如放学按时回家、天冷要穿棉袄、不能躺着看书、吃饭不说话、别睡懒觉等好孩子天经地义应遵守的规矩。而我却与我亲爱的父母的意志背道而驰;更与这些纪律不共戴天。在一个不安分守己的少年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束缚,它使我精心孕育的某些美妙计划——周六通宵达旦地读一本小说,周日昏天黑地地睡一天觉,偶尔到好朋友那里“刷”一天夜等等,不断地遭遇流产。
也曾经尝试过逃走,通常是在我和父母发生冲突之后。但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窘况,使我不得不以无比沮丧的心情重归老巢,继续体验那些亲切而坚固的家庭纪律。
我一直梦想有一个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契机。这个契机终于在公元1968年12月以政治面目出现在我面前。上山下乡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与一个城市少年的想入非非相吻合,恐怕是它的企划者们绝不曾料到的。而在当年,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以我短浅的目光看来,它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在我最想脱离家庭约束的时候,这个机会令我眼前一亮。
由于性格所致,我从小具有多动倾向,身体的运动状态——行走或者晃动,可以使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我对以行走为载体的故事,如唐三藏西天取经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充满热情,并由此而热爱旅行,乃至热爱从自行车、汽车、火车到轮船、飞机等一切交通工具,渴望长久地处于一种运动状态中。这种渴望深至骨髓,以至于在我几十年的梦境里,反复出现飞来飞去的景象。
下乡使我获得了一个合法的长途旅行的机会,并实现了独立生活的梦想。在等待出发日子里,我怀着带有悬念的、新奇的,甚至有点迫不及待的兴奋,在母亲忧郁的目光中心安理得地为自己打点行装,一种长大成人、即将远走天涯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尽管我后来才知道,这种旅行充满艰险且代价惨重。虽然和那些对家庭充满依恋的同学相比,我的适应能力在农村表现得如火如荼,但我后来还是遭到了报应——这种与亲人的“生离”,终于延续到了我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和我相类似的情况。“离家出走”在当时还是一个生僻的词,几十年以后我才感悟到,尽管生活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不同时代的人类在相同年龄阶段有着惊人相似的个体觉醒,现在的孩子更加渴望独立和自由,更善于制造一个又一个不同凡响的出走事件。
当然,下乡的动机其实是多元的,在我那个年龄,不可能不被打上时代的印痕。但我相信它的核心是对挣脱父母羽翼、争取独立自由的渴望,因此我对“出门”的方式不加选择——本来我就是那种顾前不顾后、只看眼前不计后果的人。还有一个在当时不便示人的原因:由于父亲“出了问题”,本已被部队接兵干部看中的我惨遭淘汰,出于少年人的虚荣,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不得不把对绿色军营的向往,转向了更加广阔的绿色原野。
我从小胸无大志。成年以后,我给自己定的最高标准是做一个有品位的散淡闲人。而在现实生活中,我既无品位,也不得闲,只剩下一个“散”字。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经历过泥土尘染的散漫。
35年前的上山下乡,可以说是我人生环境最剧烈的一次突变,而少年时代追求的那种自由意志,其实是不存在的。尽管乡下的生活远非我所想像,也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它所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也绝不是一篇文章所说清的,但乡下的日子打磨了我的筋骨,乡下的生活激活了我的思维,乡下的事开阔了我的眼界,乡下的人教会了我如何生存。乡下使我了解到了都市以外人群的生活状态,也敦促我多少改掉了一些娇气与矫情,改掉了一些虚伪与做作,改掉了一些怨憎与浮躁,使自己更接近于一个纯粹的人。
这就是我所能够想得起来的我到底为什么下乡的主要原由。
(2003-07-09 于北京)
(责任编辑:冒冒) |